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太长了，长得足以忘记所有事，包括革命这种事。别以为没这个可能。要不是我们一直在做革命准备工作，大家说不定真把革命这档子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不被发现，长期目标则是尽量使月城上的事情变得更糟。

对，更糟。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时候，哪怕等到地老天荒都没这个可能：所有的月球人都憎恨政府当局，憎恨到情愿揭竿而起的地步。月球人都蔑视监守长官，跟当局使心眼。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准备战斗，准备牺牲自己。如果你对一个月球人提到“爱国主义”，他只会给你个白眼——或者以为你说的是他的祖国：移民来这里的法国人，他们的心属于伟大的法兰西；原先的德国人忠于他们的德意志；俄国人则仍深爱着他们神圣的俄罗斯母亲。而月球呢？它只是一块石头，一个流放地，没人爱它。

我们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没有政治意识的民族。这我最清楚，要不是环境所迫卷了进来，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可言。怀娥明。搞政治是因为缘于个人原因的对当局的憎恨；教授呢，是因为他以知识分子那种超然态度藐视所有政府；迈克呢，因为他是一台百无聊赖、闲得发慌的机器，政治对于他来说是“这个地面儿惟一的游戏”。不能说我们的行动是出于爱国热忱。要说爱国，我是最接近的。我是第三代月球人，对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完全没有感情。我去过地球，但不喜欢它，我瞧不起那帮地球脓包。所以，我是这一伙里最“爱国”的！

大部分月球人感兴趣的事物依次是：啤酒、赌博、女人，工作。“女人”也许还可以排在第二位，但尽管她们是备受娇宠的珍稀资源，也不可能排到第一位。月球人早就发现，女人是永远不够大家分配的。对这方面领悟得比较慢的都死了，因为即使是占有欲最强的男人也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正如教授所说，一个社会必须适应现实，否则就无法生存。月球人已经适应了这里艰苦、严酷的现实——不适应的早就输了、死了。但是，对于生存来说，“爱国主义”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去地球之前，这些我压根儿没意识到。去了之后，我仍旧算不上彻底明白。直到开始努力煽动月球人叛乱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名为“爱国主义”的东西在月球人库存里完全不存在。怀娥和她的同伴们曾想按下“爱国主义”这个按钮发动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发动起来——几年的心血，才发展几千个成员，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就在这不到百分之一的小团体中，还有近百分之十的人是从工贼头目手里领薪水的探子。

教授让我们走上了正轨：让人去恨比让人去爱容易得多。

幸运的是，安全局长阿尔瓦雷斯帮了我们一把。警卫死了九个，于是换上来九十个接班人。当局已经被惹得头脑发昏，做出了以前它极不愿意做的事——在我们身上花钱。各种各样的愚蠢政策犹如连锁反应，一个接着一个。

即使在月球流放地草创之初，监守长官手下的警卫队伍规模也不大。历史意义上的狱卒是不需要的。引起整个刑罚体系极大兴趣的正是这一点：便宜。监守长官、他的副手以及来访的重要人物必须受到保护，监狱本身却不需要。后来他们明白了，连为飞船提供护航也是花不必要的冤枉钱，这以后，他们连这笔花费都省了。于是，到了2075年5月，警卫人数减至最低，直接从新近流放此地的人中选拔。

可是一晚上损失九个，有的人便害怕起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把阿尔瓦雷斯吓坏了。他把请求援助的文件的副本存进了斑马文档，迈克看了。阿尔瓦雷斯本人就是个犯人，被判流放之前曾是地球上的一名警官，之后便一直在月球当警卫。他可能是整个月球最恐惧、最孤独的人了。所以他要求更多、更强有力的援助，甚至以辞去公职相威胁——威胁而已，政府如果真的了解月球，当然明白这只是个威胁，阿尔瓦雷斯根本不可能将这种威胁付诸实践。阿尔瓦雷斯真要是成了个没有武器的老百姓，不管在城中哪一个区，他只能在被别人认出来之前凑凑和和活上一阵子。

阿尔瓦雷斯得到了他要求增加的人手，但我们没查出那一晚的袭击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讨厌鬼莫蒂从来没有表现出那种倾向，在职期间一直老老实实当他那个有名无实的国王。也许是阿尔瓦雷斯。他最近才干上工贼头目这一角，也许想露露脸——说不定还想爬上监守长官的位置哩。最可能的事实是：监守长官汇报了所谓的“颠覆活动”，他的报告促使地球政府下令来一次清剿。

愚蠢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新的警卫不再从新近流放的犯人中间挑选了，他们来自精锐的联邦维和重骑兵部队，是专干这一行的。这些人性情粗野，铁石心肠。他们并不想来月球，来到这里不久便发现所谓“暂时i生的警察勤务”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他们讨厌月球和月球人，认定全因为我们，他们才倒了这种大霉。

一有了这批打手，阿尔瓦雷斯立即对各区间的管铁站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同时发放护照，实行护照控制制度。如果月球有法律的话，这种制度是非法的。因为从理论上说，我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自由人，有的生下来就是自由人，有的则是刑满释放后重享自由。城市里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一点，因为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流放者都集中居住在政府综合大楼的军营里，他们只能在每个月仅有的两个休息日进城。一到那两天，尽管身无分文，他们还是会四处闲逛，希望有人能请他们喝一杯。你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人。

但是，监守长官所制定的法规都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未实施，所以护照监控制度并不“违法”。报纸上公布出来了，给每个人一星期时间去办护照，并于某天早上八点生效。可是月球人许多几乎从不出远门。有的人只是问或出趟差，还有的则是为了上班：从边远地区或是从月城到新利恩去，或者相反的路线。乖孩子们填了申请表，付了钱，拍了照，拿到了护照；遵照教授的建议，我也当了乖孩子，付了护照费，把它和进政府综合大楼的通行证放在一起。

乖孩子实在太少了！月球人不相信这些。护照？谁听说过那玩意儿？

那天早上，管铁南站出现了一名骑兵，穿着黄色的保镖服，而不是军装。他看上去似乎很讨厌自己那身行头，也讨厌我们。我不准备上什么地方去，于是退避一旁，观察着。

新利恩的管铁舱到站了，三十多个人一窝蜂拥向大门。那位身着黄外套的先生要求第一个人出示护照，那个月球人便停下来争吵，于是第二个人挤了过去。那个警卫转身吆喝起来——又有三四个人挤了过去。他伸手去拿随身的家伙，可是有人抓住了他的手，枪响了——不是激光枪，而是一把上子弹的枪，枪声震耳欲聋。

子弹打在地上又“呜……呼……呼……”地窜到其他地方去了。我退了回去。一个人受了伤——是那个警卫。第一拨乘客拥下舷梯时，他已经躺在甲板上了，一动不动。

没人在乎他。有的人从他身边绕过去，有的则干脆从他身上跨过去。只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停下来，小心地踢了踢他的脸，这才走下舷梯。也许他已经死了，她没有停下细看。每个人都知道，救护车到来之前尸体不能动。

第二天，那个地方来了半个班的警卫。去新利恩的管铁舱空载而归。

一切都平息了。那些不得不出门的人办了护照，一些顽固分子则索性放弃了出门旅行。管铁门口的警卫也变成了两个，一个查护照，另一个握着手枪，靠后站着。那个检查护照的警卫看得并不仔细。这样挺好，因为大多数护照都是假的，而且这一批假护照是粗制滥造的抢快版。但是没过多久，造假的人偷到了真护照，假护照于是跟官方颁发的一样精致——只是更贵，可是月球人更喜欢自由交易的护照。

我们的组织不制造假护照。我们只是鼓励这种行为——也知道谁有，谁没有。迈克的记录上列有所有官方签发的护照。我们正在建立的档案中也将他们同持假护照的人进行了区分，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我们的档案也储存在迈克中，只不过是储存在“巴士底狱”地址下。我们是这样想的：一个持假护照的人，一半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在我们日益壮大的组织中，各个活动支部都接到命令，不得招收任何持有有效护照的人士。如果招募者不确定，可以向上级询问，马上会有答复反馈回来。

警卫们的麻烦却还没结束。孩子们的捉弄让他们丧尽尊严，不得安宁。小孩子们模仿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跑来跑去大声说侮辱他们的话，偷偷瞄他们，比划宇内通行的手势。至少护卫们把这些全都当成侮辱。孩子们做这些事时就站在护卫们面前，躲在他们视线之外做的事就更让警卫们头痛了。

一个警卫反手打中了一个小男孩，打落了他几颗牙齿。结果是：死了两个警卫，一个月球人。

这次事件之后，警卫们只好对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假装没看见。

我们没必要策动这种事，鼓励一下就行了。你也许认为，一个像我大老婆那样的慈祥老太太不会鼓励孩子们做这种事。可是，她的确在鼓励他们。

要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单身男人心烦意乱，方法是很多的——其中的一种是我们开的头。当局把这批维和重骑兵派到这里来，却没有想想怎么抚慰他们的身心。

我们的女同胞有些长得非常漂亮，她们开始在管铁站附近闲荡，衣服穿得比平常还少，这就是说，接近于零。还抹了比平常更多的香水，香味飘得很远，带着摄人的魔力。她们不和那些黄外套搭讪，也不正眼瞧他们，只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袅袅婷婷地走过。那种走路姿势只有月球姑娘们才做得到（地球上的女人们不可能走得那么轻盈，地球上六倍的重力把她们拴得死死的）。

这当然引来了一群男观众，从成年男子到还没到思春期的男孩子都有。他们吹着欢乐的口哨，为她的美貌喝彩，一边还恶毒地取笑那些黄外套。最先参与这项任务的女孩子们都有报酬，我们得付钱给她们。但不久就冒出了许多志愿者，速度之快，使教授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上面花一分钱。

他说得没错。就连平时像小猫一样胆小羞涩的柳德米拉都想去试试，最后只是因为姆姆告诉她别去才未能如愿以偿。可是比她大十岁的勒诺，我们家族中最漂亮的女人，却真的试了一回。姆姆也没有因此责备她。那天她回来时，脸色绯红，十分激动。她对自己很满意，急切地想再去戏弄我们的敌人。那是她自己的想法；她当时并不知道正在酝酿之中的革命。

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怎么看见过教授，更别提在公众场合见他了。我们主要通过电话保持联络。当初我们农场就一部电话，二十五个人用，很不方便。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电话一打好几小时，没人逼迫是不会挂断的。姆姆很严厉，孩子们每天只允许打出一个电话，每次通话时间最多九十秒。与此相应，惩罚也不断升级——不过常因为她热心地允许例外而有所减轻。不过，这种特许常常紧跟着一番大道理——“姆姆的电话讲座”——“我刚来月球那会哪有私人电话。你们这帮孩子真是……”

我们家是富裕家庭中最后一批装上电话的。我进这个家门时，电话还是个新玩意儿。我们家之所以富裕，原因就是我们从不买农场中能出产的东西。姆姆不喜欢电话，因为付给联合电信公司的电话费很大一部分都转交给了政府。她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像偷电那样偷用电话服务（“曼尼尔，亲爱的，既然你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懂，那……”）。这事儿的难度很大，因为电话是它必须搭接的交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姆姆才不管我的困难呢。

最终，偷还是要偷的。非法电话的问题在于如何接进电话。因为这个号码没有列出来，即使你把你的号码告诉给你打电话的人，因为交换系统本身的原因，电话还是无法接通。

可是，一旦迈克参与了我们的“计划”，交换系统就不成问题了。需要的大部分工具我自己的工作间里都有，我又买了一些，偷了一些。我从工作间钻了一个极小的洞到电话柜上，又钻了一个到怀娥房间里——原先的墙身有一米厚，可是光束细如铅笔的激光钻一下子便钻开一个洞。我把列入单子的电话卸下来，在它背后的信号线接入孔接上一个无线耦合器，再把耦合器隐蔽好。接下来，我在怀娥和我的房间各装一个双向听筒，一个喇叭，也都隐蔽好。又安装了一个电路，提高戴维斯全家共用的电话线路上的声音信号频率，高到超出人耳听力的范围，这个电路同时还能在我们自己的保密线路上降低呼人电话的信号频率，这样我们就能听到了。

干这种事，难处在于避开别人的耳目。有姆姆掩护，这个难题迎刃而解。

剩下的就是迈克的事了。我们不需要进入交换机，只要用的是家里的电话，甚至不必键入mycrofxxx。迈克实时监听着工作间和怀娥的房间。只要听到我或她的声音喊“迈克”，他就会答应，但不会应答其他任何声音。声音类型和个人指纹一样，各不相同，易于识别。迈克从没出过差错。

随后又鼓捣了一些小花头——先是怀娥房门上的隔音装置，工作间的房门上原本就有；再就是可以屏蔽我和怀娥仪器装备的开关；然后是专门的信号，她可以告诉我是否一人在家，房门是否已锁，我也可以用这些信号把我的情况告诉她。这一切进一步保证了我、怀娥、迈克，还有教授彼此间的通话安全，也保证了我们四人电话会议的安全性。无论教授身处何地，迈克总可以打电话给他。然后教授便会跟他交谈，或者从一个更为秘密的电话打回来。需要迈克找到的人也可能是我或者是怀娥。我们都小心谨慎地保持着同迈克的联系。

我那部非法电话尽管没法键入号码打人，却可以打给月球上的任何一部电话。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某人，跟迈克说一声，安排一个夏洛克方式就行。不必告诉他号码，迈克有所有的电话列表，他查找号码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我们开始发现现有的电话交换系统中有无限的潜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从迈克那里拿来一个闲置的号码给了姆姆，她想和我联系时便可以打这个号码给迈克。她对迈克十分友好，而且一直认为他是个人。我们家的人都这么想。

一天，我一回到家，西迪丽斯就对我说：“曼尼，亲爱的，你那个声音很好听的朋友迈克。福尔摩斯打过电话来，叫你回电。”

“谢谢你，亲爱的。我会的。”

“曼尼，你什么时候请他过来吃顿饭？我觉得他这人很好。”我告诉她，福尔摩斯先生的口气很臭，头发长得乱糟糟的，而且他还讨厌女人。

因为姆姆不在，所以她说了句粗话。她说：“你是怕我见到他，担心我选他进门吧。”

我拍了拍她，说就是因为这个。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教授和迈克。从此，迈克和我的女人们打情骂俏就更厉害了。教授则想了想这个问题。

我开始学习从事“谋叛”的各种技巧，也逐渐认可了教授的“革命可以是一门艺术”的思想。我没有忘记（也不怀疑）迈克的预言：还有七年，月球就大难临头了。但我不去考虑那场灾难，我一心只想着革命的细节，那些问题挺有意思的。

教授曾强调说，一项阴谋活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联络和安全措施，也指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联络越容易，安全方面的脸就越大；但安全措施过于严密，联络不便，那么一有紧急情况，整个组织就会陷于瘫痪。采用支部制度正好可以二者兼顾。

我认可了支部制度，这对于限制间谍活动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必要。在发现以往的地下组织已经被间谍彻底渗透以后，就连怀娥也承认，一个组织如果不分成独立支部就无法运转。

可我并不喜欢支部制度中闭塞的联络。整个组织就像地球上的老恐龙，把消息从头传至尾或背都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我和迈克谈了这个情况。

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我向教授建议的多渠道联系的方法，保留了支部制。但以我们这台思想型电脑的才智为基础，既保障安全，又加强联络。

联络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使用“党内”称呼的三重树状体系，主席（字头a）：亚当·塞勒涅先生（迈克）。

执行支部（字头b）：博克（我），贝蒂（怀娥），比尔（教授）。

博克领导的支部（c）：卡西（姆姆），科林，昌。

贝蒂领导的支部（c）：卡尔文（格列格），塞西莉亚同志（西迪丽斯），克莱顿同志。

比尔领导的支部（c）：康澳尔（芬恩·尼尔森），卡罗林，科特尔。

——等等。在第七层组织关系上，乔治（g）管理监督赫伯特、亨利，还有哈利。到达这一层后，你就需要找2187个首字母为“h”的名字——这方面就交给我们的机灵电脑吧，它会找到的，找不到也会发明出来。每个新成员都有一个党内称呼和一个紧急电话号码。用这个号码，信息不必一层层逐级上传，成员可以直接同“亚当·塞勒涅”，即迈克通话。

安全方面：以一个双重原则为基础——不让任何人掌握一切，但任何情况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迈克。

双重原则头一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是用上药物和其他手段，任何人都可能被击垮。这时，惟一的防卫方式就是自尽，而这很难做到，几乎不可能。当然，“中空齿”（里面装毒药）这类方法还是有的，既传统又新奇，而且几乎可以做到万无一失——教授要确保我和怀娥都已配备了这一招。我不知道教授给她的“最后的朋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我没不打算配备我自己的，这些复杂的细节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再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自杀。我可不是当烈士的料。

迈克自然没必要自杀。药物不能麻醉他，疼痛不能刺激他。他把所有有关我们的信息都存放在一个独立的记忆库中。这个记忆库由一个加密指令控制，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可以将它打开。另外，考虑到肉体的脆弱，我们又加了一个指令，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可以锁住记忆库，不让另外两个进入。在我这个全月球最出色的电脑技师看来，一旦锁定，即使迈克也无法开启。当然，最让人放心的还是，根本没有人会向主控电脑查询这份档案，因为没人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人会怀疑迈克的身份。还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惟一的风险就是这台觉醒的机器总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他总能表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潜能来，说不定哪天他能想个办法反整我们一下子——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

不过他永远也不会想这么做的。他对我——他的第一个而且是最长久的朋友——是忠心的；对教授是喜欢；对怀娥则是爱。当然，这与性无关。但是怀娥确实惹人爱，他们第一次交流就处得非常好。

我信任迈克。在这样的生活中，你只能赌一赌；这一把我把一切都押上去了。

由此，我们的安全系统就建立在对迈克的完全信任上了，而我们每个人都只了解各自必须了解的一切。以党内成员及其称呼的树状系统为例，我只知道我的支部成员以及三个直属下级的党内称呼，这些就是我所必须清楚的一切。迈克建立了党内称呼系统，又给每个成员指定了电话号码，并保留了一份成员的真实姓名同党内称呼对应的人员名单。比如说，一个叫“丹尼尔”的组织成员（我不会知道这个人，因为他是“d”级，在我的下两级）招收了新成员弗雷茨·舒尔茨。丹尼尔向他的f级上级报告了这件事，但并不汇报他的名字。之后亚当·塞勒涅打电话给丹尼尔，指定舒尔茨的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然后根据丹尼尔提供的号码打电话给舒尔茨，告诉他其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同时给他一个紧急电话号码。每个人的紧急号码都不一样。

即便是恩布罗克的直接领导对他的紧急号码也是一无所知。既然是不知道的事，无论怎么下药，怎么折磨，无论使用何种手段，你也不可能泄露什么的，就连无心之过的口误也不可能泄露什么。

现在，假设我要联系恩布罗克同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可能家住新加坡，也可能就是我家附近那家商店的售货员。我不用层层下传，然后祈祷他会收到消息。我只给迈克打个电话，他可以马上为我连接恩布罗克，连号码都不必给我。

或者假设我需要同我们的一位同志通话，他正为我们即将在月球每个音像店发行的卡通片作准备。我不知道他是谁，可因为有情况我需要和他谈一谈。

我打电话给迈克。他知道每一件事——很快我就和那位同志联系上了——而他也知道，这是亚当·塞勒涅安排的电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是博克同志”——他不认识我，但首字母“b”告诉他，我是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作如此如此的变动。请转告你们组长，并让他核实一下，行动吧。”

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设备。有些同志没有电话；有些只能在某些时间才能联系到；有些边远地区还没有电话服务。不管怎样，迈克了解一切——除了少数几个互相之间已有面对面接触的人以外，我们其余的人都不知道任何能危及其他人的信息。

在我们做出“在某些情况下迈克应该与所有同志进行声音上的直接交流”这一决定后，就很有必要给他输入更多的声音模型，把他装扮起来，使之形象更丰满，更符合“亚当·塞勒涅，自由月球临时委员会主席”的角色。

事实上，迈克的确需要更多的声音模型，因为他只有一个语音合成器，而他的大脑能同时与十二个，甚至一百个人对话（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如同一个象棋大师能同时跟五十个人对弈一样，区别只在于，迈克可以同时与更多的人对话，多得多。

随着组织的不断壮大，亚当·塞勒涅的电话愈加频繁，这就会引起瓶颈效应，阻碍交流，而这种联系交流在我们行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给他输入更多的声音模型，我还要替他加装静音模式。在我们同迈克通话时，或许会有哪个蹩脚电脑技师碰巧走进机房。发现主控电脑叽哩咕噜自言自语，再笨的人都会起疑心的。

语音分析合成器是一种老式设备。人的声音是由不同的嗡嗡声和嘶嘶声混合而成，再漂亮的花腔女高音都一样。语音分析器分析这些嗡嗡声和嘶嘶声，建立起各种声音模型，计算机就能读取了。合成器则是一个小盒子，它也能发出嗡嗡声和嘶嘶声这两种声音，并能控制改变这两个元素来匹配那些模型。人也可以用语音合成器，发出的就是一种人工合成声。一个编程得当的计算机可以迅速方便地合成清晰的声音，跟你说话没什么两样。

电话线中的声音其实是电信号，而不是声波。迈克通过电话进行交谈其实根本不必经过语音合成器的音频部分。声波只是电话那头的人才需要。位于政府综合大楼的迈克完全没有发出声音的必要，所以我计划消去这些声音，这样就可以消除被人发现的危险。

我先在家里干起来，大部分时间都是使用三号臂。努力的成果是我做成了一个匣子，里面挤进了二十条声音线路，同时消除了音频部分。完工之后，我打电话给迈克，通知他开始“生病”，而且是一种能让监守长官坐立不安的病。此后我便静待消息。

我们以前也玩过“装病”这套把戏，那是斯迪亚杰大厅动乱之后不久的事。一知道自己没被怀疑，我就回去上班了。那天是礼拜四，就是阿尔瓦雷斯将那次动乱的记录存入斑马文档的那个礼拜。他在文件中列出了约一百个人的名字（那天参加会议的总人数大约三百人），其中包括肖特·姆科朗、怀娥、教授和芬·尼尔森，可是没有我——他的探子显然没有发现我。他在自己的版本里描述了监守长官指派的那九个警卫是如何维护和平，又是如何被人冷血地谋害。文中同时还提到了我方的三位死者。

一个星期以后又增添了一份补充说明：“臭名昭著的新加坡月城颠覆分子怀娥明·诺特于5月13日星期一发表了煽动性演说，并制造了暴动。在这次暴动中，我方九名英勇的警卫不幸以身殉职。目前怀娥明·诺特仍在月城，未被缉拿归案，她也未返回其新加坡区的老巢。目前初步确定，她已葬身于这场她自己发动的大屠杀中。”这个附件承认了先前的文件未曾提及的事：尸体失踪了，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不清楚。

同时，这个补充说明还确定了两件事：怀娥不能回家了，也不能再做她的金发女郎。

我没被查出来，于是我又重新开始抛头露面，接待顾客，登录上机，从卡内基图书馆调出文件。其他时间花在让迈克读出斑马文档以及其他特别文档的内容上。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电话，所以我只能在鸿运大饭店的房打。那个星期，迈克老烦我。他就像个急性子小孩（他本来就是），急切地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去取笑话。如果我不能过去，他准备打电话告诉我。

这让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在迈克看来，分析笑话和解放月球同样重要——而且你不能对一个孩子食言。此外，有个担心一直困扰着我：如果去政府综合大楼，他们会把我抓起来吗？我们知道教授没能脱开干系，所以只能睡在鸿运大饭店里。那帮人知道他当时在会场，却从来没有搜捕他。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已经开始搜捕怀娥，我更着急了。我脱得了干系吗？说不定他们正等着把我悄没声息地抓起来吧？我得弄清楚才行。

所以我打电话给迈克，叫他装肚子痛。他照做了，我被叫了进去——没遇到任何麻烦。除了在车站口出示护照，又在政府综合大楼的新警卫面前出示了一回外，一切如常。我和迈克聊了会儿天，挑了一千个笑话（我跟迈克达成协议，我每隔三四天向他解释一百个笑话，不能再快了），叫他消除病状，恢复正常。然后我便打道回府了。出楼前顺便去了总工程师那里，给他送去一张账单，上面包括工时费、差旅费、工具费、材料费、特殊服务费——能列的我都列了。

那之后，我每个月去看迈克一次。我没有危险。我去迈克那里都是他们叫我去的，让我修理那些他们自己的员工解决不了的故障，而我总能“修理”好，有时很快，有时要用一整天，还得经过许多次测试。每次我都非常小心，特意在机器盖板上留下工作过的印迹，还将测试前后的情况打印成文件，写明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怎么分析的，又是怎么解决的。每次我一来，迈克就能运行顺畅。于是，我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人。

所以，准备好他的语音分析合成器的新附件之后，我马上叫他“装病”。三十分钟之后，我接到了命令。

这次迈克耍了个新花样，他的“病”就是让监守长官住所内的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先升高温度，然后降下来，十一分钟一个循环。气压波动的循环时间就更短了，足以使人的神经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可能还会引起耳痛。

不过一套房间，温压居然由主控电脑控制！在戴维斯隧道，整个家和农场的气温气压我们都是用的土办法。每一个房间都装有反馈警报，这样一旦哪里出了问题，就会有人从床上爬起来手动控制，直至问题解决。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旦出现问题，不至于整个农场都受影响：奶牛受凉了，但玉米不会有问题；小麦地的灯灭了，蔬菜还可以好好的。现在，迈克能把监守长官的住所搞得天翻地覆，却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决。这表明，一切全都依赖一台电脑的做法是多么愚蠢。

迈克却高兴极了，这才是他真心喜爱、完全理解的幽默呢。我也很喜欢这个玩笑，所以叫他继续折腾，开开心——我则摊开工具，拿出那个小黑匣。

这时，值班的电脑技师过来了，又是砸门，又是打铃的。我不慌不忙地答应着，右手拿着五号臂，故意露出残臂。这副样子谁见了都会难受，有些人甚至会觉得恶心。

“嘿，伙计，你究竟想干吗？”我问道。

“听着，”他说，“长官正在发火呢，你找到故障没有？”

“请代我向长官致意，并转告他，只要我一找到出错的电路，我即使用手操作也会让他重享他那宝贵舒适的生活——前提是我不被愚蠢的问题耽搁。我已经卸下了盖板，你不会想就这么开着门站着，让灰尘跑到机器里去吧？不过管事的人是你，想开门就开吧，但要是机器因为这个出了问题，就得你自己来修理了。我可不愿离开暖和的被窝来帮这种忙。你还可以把这些话都告诉你那混蛋长官。”

“伙计，说话干净点。”

“管好你自己吧，小家伙。是你关门走人，还是我回月城？”我说着，像举棍子一样举着我的五号臂。

他关上了门。我其实没兴趣侮辱这个可怜虫，不过是为我们那“尽可能让每个人的日子不好过”的政策做点贡献罢了。他已经感觉到给监守长官办事不容易了，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觉得更加难以忍受。

“要我加大幅度吗？”迈克问道。

“嗯，持续折腾十分钟，然后来个急刹车。接着小幅度地波动一小时，我说的是气压。尽可能地反复无常，尽可能地猛烈。知道什么叫音爆吗？”

“当然，就是指……”

“不必下定义。略去主要效果，每隔几分钟晃晃他的送气管道，让它产生类似震音的效果，然后再来点他忘不了的。嗯——迈克，能让他厕所的水倒灌出来吗？”

“当然。所有厕所吗？”

“他有几个？”

“六个。”

“那好……设置个程序，让水倒流，浸透他的地毯。不过要是能找到离他卧室最近的那个厕所，最好让水猛喷出来，喷到天花板上才好呢。办得到吗？”

“程序设置完毕。”

“很好。看好了，这是给你的礼物，宝贝儿。”

在语音合成器的音箱中刚好有点空间可以藏那个匣子，我用三号臂把它嵌了进去，花了我四十分钟。我们测试了语音分析合成器，然后我叫迈克打电话给怀娥，检测每一条线路。

整整十分钟，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这十分钟里，我在盖板上留下了工具拆装痕迹，毕竟无论什么故障，盖板总是要打开的。我收好工具，装上六号臂，又浏览了正准备打印的一千个笑话。我发现消去语音合成器的音响部分其实没多大必要。这方面迈克早就想到了，只要有人开门，他就立即切断通话，他的反应速度至少是我的一千倍。我却把这一点给忘了。

他终于说话了：“二十个线路全部正常。我在怀娥说话过程中切换了线路，但她没有注意到任何不连贯；我给教授打了电话，向他问了好；还打到你家跟姆姆聊了会儿天；三个电话同时进行。”“那咱们就成功了。你以什么借口给姆姆打电话？”

“我让她叫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说我是亚当·塞勒涅。然后就聊开了。她很健谈，跟她聊天还真不错。我们谈到了上礼拜二格列格的布道。”

“你都说了什么？”

“我告诉她那次布道我也去了，曼。我还将其中一段诗歌背了一遍。”

“哎哟，迈克！”

“没事的，曼。我告诉她我坐在后排，最后唱赞美诗的时候提前出来了。她也没多问。她明白我不愿被人看到。”

姆姆可是整个月球最好打听的女人呀。“应该没问题。不过下次可不要这么做了。嗯——不，就那么干吧。参加——监听——那些会议、讲座、音乐会之类的东西。”

“除非哪个好管闲事的人手动关了我的拾音器！曼，监控那些玩意儿，我可没监控电话拿手。”

“很简单啊。不用固态电子触发器，强行进入。”

“那么做太野蛮，而且不公平。”

“迈克，这世上哪还有公平可言。既然无法可想——”

“——于是只得忍受。曼，这是个只能笑一次的笑话。”

“那太遗感了。咱们不妨改一下：既然无法可想，干脆扔一边去，换上更好的。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种革命。你上次计算出来的几率是多少？”

“大概是一比九，曼。”

“这不是更糟了吗？”

“接下来几个月情况会更糟，我们还没到真正的紧要关头呢。”

“是啊，扬基队的状态也落到谷底了，简直钻进了地下室。哦，算了。还是说点别的吧。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和谁交谈，如果他去参加过讲座或者其他什么的，你就说你也参加过——回忆一些内容，让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记住了。可为什么呢，曼？”

“你读过《红花侠》1吗？也许公共图书馆里有。”

【1和下面的约翰·高尔特、沼泽狐都是或历史上著名的神出鬼没的英雄或游击队员。】

“读过，要我再读一遍吗？”

“不，不用了。你就是我们的红花侠，是我们的约翰·高尔特，我们的沼泽狐，我们的神秘人物。你在所有的地方都畅行无阻，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进镇出镇从来不需要护照。你无处不在，却没一个人能看见你。”

灯光阵阵闪动，这是迈克的一阵轻笑：“很好笑，曼。一次好笑，两次也好笑，也许还能一直好笑下去！”

“这是个永远好笑的玩笑。迈克，捉弄监守长官的事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

“四十三分钟之前，不过那些爆音还在继续。”

“我敢打赌，他非牙疼不可。让他再疼十五分钟，然后我报告工作完毕。”

“明白。怀娥给你留了言，让你别忘了比利的生日派对。”

“哎呀！那些捣乱的事都停下来，我得走了，再见吧。”

我急匆匆地冲出来。

比利是安娜最小的孩子（总共八个，三个还没结婚）。她以后再生育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我跟姆姆一样，小心翼翼，尽量不表现出对比利的偏爱……可他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读书认字都是我教的。他长得或许有些像我。

我到总工程师办公室交了账单，并要求见他。进了门，发现总工程师情绪有些激动；看来又被监守长官数落了。

“听我说，”我说，“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可不能迟到。不过，走之前必须给你看点东西。”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信封，把东西倒在桌上：一只死苍蝇，是我用滚烫的电线烤焦后带来的。在戴维斯遂道，我们对苍蝇从来防得很严，尽管如此，也会有那么一两只趁着气密闸门开着的时候从月城飞进来。这只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主动送上门来的。

“看见了吗？猜猜我在哪儿发现的？”

我拿这个假冒的证据做文章，先是就精密机器的维护长篇大论了一番，然后谈到门老开着的问题，最后告了那个值班电脑技师一状。“灰尘会损坏计算机的。昆虫更是不可容忍！可是你的值班人员却当那里是管铁站，跑进跑出。今天，那个白痴冲着我大喊大叫，两扇门都开着。下次要是再发现哪个招苍蝇的笨手笨脚的家伙动过盖板的话——算了，反正是你们的机器。不过要是老出事，我可应付不过来。我来干些杂活，只是因为我喜欢精密机器。我不能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人虐待！再见。”

“等等，我跟你说——”

“对不起，我得走了。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可不是专杀害虫的。我是个电脑技师。”

不让人说他想说的话，世上最令人沮丧的事莫过于此。如果运气好，监守长官再帮点忙，到圣诞节总工程师就应该能得胃溃疡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迟到了，只好老老实实向比利道歉。

全怪阿尔瓦雷斯，这家伙想出了个新办法，搜查离开政府综合大楼的人。因为急着要回家，我接受了骑兵的搜查，连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可是那一千个笑话让他们不安了。

“这是什么？”其中一个问道。

“电脑纸。”我说，“测试记录。”

他的同伴也走了过来。估计他们不识字。他们想没收那些笑话，我则要求把总工程师叫来，于是他们只好放我走了。我倒没觉得不高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警卫越多，人们对政府的厌恶也就越深。

鉴于党内成员有时会给迈克打电话，我们决定把他包装得更像一个真人。我关于监听音乐会、戏院之类的建议只不过是这一措施的副产品而已。迈克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与众不同，这在综合大楼跟他聊天时是注意不到的。你跟人通电话时，电话里总有背景杂音，你听得到他的呼吸、心跳甚至身体移动的声音，当然一般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些。即使通话时对方用了隔音罩，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噪音，那点噪音就足以“填满空间”，让你感到对方是个被周围环境包围着的人。

但这些，迈克没有。

那时，迈克的声音在音质、音色上都已经是很“人化”了，很有特点。他可以是男中音，北美日音中还夹杂点澳洲腔。当他（她）是“米歇尔”的时候，声音则是清脆、带点法国味的女高音。同时，迈克的个性也随之成熟起来。当我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怀娥和教授时，他听上去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孩子。短短的几星期内，他不断成长，直至在我眼里成为一个和我一般年纪的男人。

迈克刚有意识时的声音模糊刺耳，讲的话我们几乎听不懂。现在却很清晰，在单词和习语的选择上也做到了前后一致——跟我通话时，他的语气就很口语化；与教授通话带点学者味；对怀娥就有了讨好、献殷勤的口吻。他可以按人们对每个成熟个体的不同看法、不同期望值进行变化。

可是迈克通话时，背景是死的，一片寂静。

所以，我们要加入背景声。迈克也是一点即通。他不会把自己的呼吸声弄得很响，通常情况下你也注意不到通话另一方的呼吸声。每一次他都要加一点修饰，比如，“对不起，曼尼，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洗澡呢。”——这才让人听到急促的呼吸声。或者，“我刚刚正在吃饭，忙着咽下去好接电话。”自打他正儿八经地开始做“人”，甚至对我都玩起了这种花招。

我们把“亚当·塞勒涅”的情况拼凑在一起，在鸿运的房间里反复讨论：他多大年纪？长相怎样？是否结婚？家住哪里？做什么工作？有何兴趣爱好？

最后我们达成一致：亚当，四十来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文理两科均有兴趣，有深厚的历史功底。他还是一名象棋选手，可是鲜有时问参赛。他的婚姻状况最普通不过，与另一位丈夫共同拥有一个妻子，有四个孩子，是家里的老大。据我们所知，他的妻子和另一位丈夫均不参与政治。

他强健、英俊，有一头银白色鬈发，父母两人中一人为第二代月球人，另一人为第三代。按月球人的标准，他很富有，在新利恩、新加坡月城和月城都有资产。在月城他有几处办公室，专门负责月城以外事务的办公室共有职员十二名，另外他的私人办公室配有一名男助手和一名女秘书。

怀娥还想弄清他与那女秘书是否有什么瓜葛。我叫她打住，告诉她那纯粹是隐私。怀娥很恼火，告诉我她才不是对别人隐私东打听西打听的人呢——我们不是想塑造一个性格丰满的角色吗？我们决定让他的办公楼位于金融区正中心三号坡道靠南的“老圆顶”。如果你了解月城，就应该记得“老圆顶”的一些办公室有窗户，在那里你可以越过圆顶俯瞰外面的景色。我想应该把这里设置为迈克通话时的背景。

我画了张楼层平面图，并在上面标明了迈克的办公室：埃特纳月球和格林堡有限公司分别位于它的两侧。我带着袖珍录音机做了实地采音，迈克则监听那里的电话，从而获取了更真实的背景音效。

从那以后，你与亚当·塞勒涅通话时的背景就不再是一片死寂了。如果是他的秘书“厄休拉”接的电话，你会听到：“塞勒涅联盟，月球要自由！”接着，她会说，“请稍等！塞勒涅先生正在接另外一个电话。”这时你会听到厕所冲水的声音，于是你明白她撒了个小小的不带恶意的谎。也有可能是亚当自己接的电话，他会说：“我是亚当·塞勒涅。自由月球。请稍等，我先把电视关了。”

接电话的也有可能是他的助手：“我是艾伯特·金瓦拉，亚当·塞勒涅的机要助理。自由月球。如果是党内事务的话……您的党内称呼是——噢，请别担心，我可以代表主席处理这些事。”

最后一种情况其实是个圈套，因为按规定，每位同志只能同亚当·塞勒涅谈事情。我们不会惩罚那些上当者，但会提醒他的支部组长，不能对这些同志委以重任。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响应。“自由月球”或“月球要自由”先是在青年人中流行起来，接着在好市民中也开始流传开来。我第一次是在商务电话里听到这些口号的。当时，我差点儿没高兴得掉了牙。我马上打电话向迈克询问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党员。结果不是。于是我建议迈克照党谱一级级查找，看是不是有人能将他吸收进我们的组织。

最有趣的响应应该算斑马文件中的那个了。在我们塑造亚当·塞勒涅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名字就被列入工贼头目的安全档案，名字后还注明：这是某个新的地下组织头头的假名。

阿尔瓦雷斯的眼线们对亚当·塞勒涅展开了调查。几个月后，他的斑马文件中的档案建成了：男，三十四至四十五岁。在老圆顶南侧有办公室，除礼拜六，每天上班时间为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其余时间电话需要转接。根据其上下班行程从未超出十七分钟的事实，可以推断此人家在城内。家中有孩子。从事工作包括股票经纪、农场投资等。经常观看戏剧、音乐会等。可能为月城国际象棋俱乐部和月球国际象棋协会成员。午餐时间进行射击和其他高强度运动，可能还是月城运动俱乐部成员。此人爱好美食，但同时注意控制体重。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数学天赋，决策型人物，能迅速做出决定。

有一名探子声称自己在市戏剧团重演《哈姆雷特》时，歇幕期间曾与亚当·塞勒涅有过交谈。阿尔瓦雷斯记下了那人的描述一一他们所描述的亚当竟然与我们所设计的形象几乎完全吻合，只是没有提到鬈发。

不断有人声称获得了亚当的电话号码，但是到最后都发现是错的，这让阿尔瓦雷斯有些气急败坏。

（不是空号，空号已经用光了。迈克现在是手头有什么号用什么号，只要这个号还没分配出去就行。如果有新的电话用户占用了我们的号，只需换个号完事。）

阿尔瓦雷斯固执地认为是号码中的某一位数字出了问题，于是命令手下更换其中的数字轮流拨打，试图找到“塞勒涅联盟”的窝——迈克一直在监听阿尔瓦雷斯的办公室，所以我们听到了这些命令。于是迈克搞了个地道的迈克式恶做剧：无论阿尔瓦雷斯的手下如何改变号码，电话无一例外都打到了监守长官的寓所。结果，阿尔瓦雷斯被召了进去，被监守长官狠狠训了一通。

我不可能去指责迈克，但我警告他，这样做会让某些机警的人意识到有人在计算机上做了手脚。迈克却回答说，他们还没那么聪明呢。

阿尔瓦雷斯努力的主要成果就是，他每得到一个亚当的号码，我们就能发现一个奸细——新的奸细。那些早前已经发现的奸细我们根本就没给电话号码，而是把他们编入转着圈子互相告发的特别分会，让他们彼此揭发去吧。但在阿尔瓦雷斯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发现了那些新的奸细。我想，阿尔瓦雷斯对他雇来的眼线们肯定很不满意：两个失踪了，我们的组织当时已拥有六千成员，却也没能找到他们。我想是被阿尔瓦雷斯自己干掉了，也有可能是不堪盘问，死了。

塞勒涅联盟并不是我们惟一的幌子机关。月球之家比它大很多，也是一个幌子，但这家公司是确实存在的。它的主要办公地点在新加坡，但在新格勒和月城设有分豁，共有上百名职员，其中绝大多数不是党内成员，在我们所设立的机构中它的运作是最复杂的。

迈克在其总体计划中列出了一长串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资金问题，另外就是如何保护弹射器免遭来自太空的袭击。

第一个问题，教授曾想过抢银行，不过最后还是不情愿地打消了念头。可我们最终确实抢了银行、事务所，还有政府。这是迈克的主意，是他和教授共同努力的结果。起先，迈克并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用钱。他无法理解金钱带来的压力，不明白金钱何以让人如此伤脑筋，这就像他对“性”一无所知一样。他手头处理着数以百万的金钱，从没想过钱会成什么问题。他最初的提议是开一张政府专用支票，这样我们想要多少就能拿多少。

教授被这个提议吓了一跳，于是向迈克解释兑现一张数额庞大，比如说面值一千万政府券的政府公款支票的危险性。

不过他们还是这么干了，只是用不同的名字在整个月球不同的地方分批进行。每家银行、事务所、商店、各种机构（包括政府当局），总之，只要是由迈克管账的，都曾为党做过“贡献”。

这其实是个累进式的诈骗案，我不懂，但教授明白其中的道理，无所不知的迈克也明白：所谓钱，大多数只是账本上的数字而已。

举个例子——无数方法中这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我儿子谢尔盖，十八岁，是我们的党内成员。他按指示在联邦均险公司开了个账户。之后，他不停地存存取取，每一次存取都出一点小错误。每次存款，账户上显示的存入金额总是多于他实际存入的款额，而每次取款账户显示的取款额总要少于实际取款金额。几个月后，他的这项工作地点转移到了城外，把账户转到第谷信托投资公司。此时的账户资金已涨至原先数目的三倍，他把这笔钱的绝大部分提出来，上交给他的组长。迈克完全清楚谢尔盖应上交的数目，但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亚当塞勒涅和银行的簿记员是同一个人）组织还是要求每个人向亚当汇报交易情况——虽然这种做法本身不甚诚实，但实施者本人却必须诚实。

这笔钱大约有三千新加坡元。把它放大好几百倍，你就应该对我们做的事大致有点概念了。

我无法描述迈克为了隐瞒成千上万起这类偷盗事件而在做账时使用的那些骗术、花招。我只知道，在审计人员眼里，机器是永远诚实可靠的。他会进行测试性运行来检测它们是否运行正常——但他不会想到，在机器本身已经不可靠的情况下，测试并不能证明什么。而且，迈克的盗窃行为从未大到足以阻碍经济运行的地步。就像抽了五百毫升的血，这个量根本不足以伤害捐赠者的身体。这些钱来源广泛，我也说不清蒙受损失的到底是谁，但是整个计划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踏实。从小到大，所有人都教我要诚实，除了对政府。教授声称，发生的实际上是一场轻微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把偷来的钱重新投入了月球经济。我知道迈克对这些钱都一一作了记录，革命后这一切都将得到补偿，不过到那时偿还这笔经费将不再困难，因为我们再也不必受政府的肆意榨取了。

良心只好让它睡大觉了。通观历史，为战争筹饷，没有哪个政府不欺诈百姓。相比之下，我们的作为实在算不了什么——革命也是一场战争啊。

这笔钱几经转手后（每次迈克都会让它增值一点），最后成为月球之家公司的主要财政来源。这是个混合公司，一方面从事信托投资，另一方面从事债券业务。那些顶着“风险资本家”美名的担保人只管大笔购买赃款转化的债券，丝毫不管这家公司的账目。因为替公司做账的是迈克，大家都知道，电脑是最诚实、最清廉的。

不管怎么说吧，这家公司的股票在新加坡月城交易所上市了，同时还在苏黎士、伦敦和纽约上市。《华尔街周刊》称它为“一项诱人的、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有着惊人的增长潜力”。

月球之家公司还是一家工程开发公司，有许多工程项目，大多是合法项目。不过它最主要的任务是秘密建造另一个弹射器。

这项工程不可能保密。采购零部件，建造氢聚变发电站（我们一开始就否定了利用太阳能，原因不言自明），这些行动不可能掩人耳目。所有零部件都从匹兹堡订购，加州大学标准件。我们很乐意付给他们一大笔预付款以保证最上乘的机器品质。同样，要造一个感应场长达几公里的定子1，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随便什么大工程，你不可能不招募一大批工人，同时又不被外人察觉。当然，弹射器大多是空的，弹射端的定子环彼此之间也隔着很远，但就算这样，以政府的三级弹射器为例，长度加在一起足有一百公里，在任何一张月球地图上，它都是一个地标。不仅如此，因为它的庞大体积，即便不用高倍天文望远镜人们也能从地球上看见并拍到它。在雷达显示屏上它显示得清清楚楚。

【1发电机、涡轮等机器的主要部件之一，转子绕其旋转。】

我们造的弹射器短一些，只够得上十级。即便如此，它也有三十公里长，根本隐蔽不了。

所以，我们采用了爱伦·坡《被偷的信》中所使用的方法。

我曾对迈克无休止地看产生过疑问，不知道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奇思妙想。后来才知道，他从这些故事中可以体验人类的生活，远比他在现实中体会到的多。向他展示了完整的人类生活，而普通人对这种生活往往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只不过是过日子罢了。除此之外，迈克还从那些他称为“非真信息”的中获得了许多好点子。掩蔽弹射器的方法就是他从爱伦·坡那里学来的。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隐藏；弹射器必须置于地下，这样它就不会被眼睛或雷达发现。但隐藏方式必须巧妙，在月球表面的隐藏点一定要保密。

可是，要隐藏这么个大怪物，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么说吧：假设你住在新利恩，你知道月城在哪儿？当然，在克里西姆东边，每个人都知道。可是，纬度、经度是多少呢？嗯？找参考书查一查喽！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清楚，那你上星期是怎么找到那儿的？哈哈，伙计，没必要搞那么清楚。我直接乘管铁，然后在托里切利转车，睡一会就到了。寻找确切位置是管铁的事。

明白了吗？实际上你并不知道月城在哪里！你只是到达管铁南站后走出管铁舱而已，月城在哪里你根本不清楚。

这就是我们掩蔽弹射器的方法。

在昂德兰海地区，“每个人都知道”。但它实际所处的位置与我们所说的位置往往会差上一百公里左右，或偏东，或偏南，或偏西，或偏北，或者以上方位的组合。

到现在，或许你可以在参考书上找到它的具体方位——结果书上说的仍旧是错误的。隐藏弹射器的位置在月球至今还极少有人知晓。

从太空中，不管你是用肉眼俯瞰还是用雷达追踪，你都找不到它。那是个庞大的、说不清形状的洞，与月球上成千上万个其他山洞没有差别。弹射器藏于地下，随时可以发射。地上部分则是一座山脉，其貌不扬，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自然也不会有火箭光顾了。

然而，无论是在建设中还是在建设后，那里始终有许多人。连监守长官都来过，还是格列格带他参观的。监守长官坐着邮政飞船来了。他的电子人收到了坐标图和一束雷达信号，借助这些，他才安全降落——降落点其实离掩藏点已经很近了。可是从那里出发必须乘罗林冈运输车过来，我们的车同过去从恩斯维尔到贝鲁迪的客车不同；它们原本都是货车，上面没有供人欣赏风景的窗子。加上一路颠簸得很厉害，得把乘客牢牢绑在座位上才行。监守长官要求坐进驾驶室，可是——不好意思，先生！——驾驶室只能坐下司机和助手，要保持车辆平稳，得两个人共同努力才行。

三个小时后，他没有了解任何情况就打道回府了。在那里他只待了一个小时，对于为什么钻这些洞、地下等待挖掘的资源价值几何这类话题他毫无兴趣。

工人和其他人没有监守长官那么重要，他们是通过四通八达的冰矿坑道来这儿的。走这些路线，骗过他们就更容易了。如果在行李中携带惯性导航仪，找到隐藏点还是可能的——不过我们的安全措施很严密。还真出了个随身携带导航仪的人，不过这个人因增压服破裂意外身亡了。他的遗物被送回月城，那个导航仪上显示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因为事情发生后我就带着我的三号臂匆匆赶了过去。在氮气状态下，拆开导航仪然后重新封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当然，工作的时候我戴着氧气面罩，在那种气压条件下，可不敢闹着玩儿。

我们在这里还接待了来自地球的重要人物，有几个还是政府的高层官员。这次他们挑选了好走一些的地下线路。我猜监守长宫提醒过他们了。可即使是那条线路，也有一段三十公里的路程需要乘坐罗林冈运输车。其中有一位来自地球的客人，多里安博士，是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一看就知道是个找麻烦的。路上，卡车翻了——那个傻蛋司机想抄近路一结果，风景看不成了，头灯也给砸烂了。我们派了两位党内成员为他驾车，结果可怜的多里安博士在一座尚未封顶的浮石圆顶小屋里待了七十二个小时，缺氧加上过量的辐射，最后他病倒了，不得不被送回月城。

其实，让多里安博士四处看看也无妨。即便看了，他也发现不了我们的含糊其辞，注意不到我们所说的位置与我们实际所处的位置之间的偏差。哪怕没有太阳，也没有几个人会穿着增压服去看星星；哪怕看了，也没有几个人能看懂——如果没有帮助，没人能确定自己在地面的方位，除非他有相关仪器，而且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仪器，同时他还必须有对数表以及计时工具。即使用最原始的办法，至少也得有八分仪、对数表和一块精密手表。所以，我们甚至鼓励客人到地面上去看看。当然，如果有人带了八分仪或者类似于八分仪的现代仪器，他肯定会意外身亡。

对于那些奸细，我们不会让他们意外身亡。我们让他们留下来，把重活分配给他们。他们的报告迈克都能看到。有一个奸细报告说他敢肯定我们找到了铀矿，在当时的月球上，这种东西还不为人知，中央工程更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还有一个奸细偷偷带进了放射计量器。我们故意放了他一马，让他轻轻松松地把这东西放进钻井里。

到了2076年3月，弹射器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只差安装定子了。发电站已投入使用，长达三十公里的地下工程已经铺设了可视线路同轴线。大多数党内成员的工作人员都瘦成了皮包骨头。

我们留了一名奸细，这样阿尔瓦雷斯会经常性地收到线报——我们可不想让他太担心，不然他会起疑心的。不过，在城市里，我们还是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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