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内政部的第三次例会是这天晚上10点钟刚过之后开始的，原因是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去参加一次外交接待会后，归途中被街上繁忙的交通耽搁了。他坐下后就宣布开会。保安总局的纪博将军第一个报告。他说，特工组织在马德里办事处已经找到那个前纳粹凶手凯塞尔。他住在马德里一幢公寓的顶层过他的退休生活。他现在和另一个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合伙开了一家颇为兴隆的商行，因此可以判断，他与“秘密军队组织”不会有什么瓜葛。当巴黎提出进一步查核的要求时，马德里办事处早就有此人的档案材料，他们的看法是，此人根本没有和“秘密军队组织”有联系。由于年龄的关系，这个前纳粹凶手的关节炎犯病的次数不断增加，影响他的行动，而且他还酗酒。他不可能是那个豺狼。将军说完以后，大家的目光都对准了勒伯尔。他的报告语调低沉。他说这一天里刑警大队收到三个国家关于查询嫌疑分子的答复。美国来的消息说，那个军火贩子“丘克”亚诺德正在为他的老板兜售一批美国陆军剩余的ar－10型步枪给哥伦比亚的陆军参谋长。他在波哥大期间，中央情报局的人是经常严密监视他的。看来他目前是想专心搞成这笔军火买卖，虽然美国官方是不同意的。他的档案连同那个前黑手党枪手维特列诺的档案材料都已电传到巴黎。但这个维特列诺到现在还未找到，此人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矮胖无比，头发乌黑发亮，肤色黝黑。鉴于他的外表同维也纳的旅馆职员所描述的豺狼的模样大相径庭，勒伯尔觉得这个人也可以不予考虑。南非人了解到彼得·舒依伯现在已是英联邦的一家钻石开采公司的私家军队的首领。他的职责是在公司拥有的广大的采矿地的边界上巡逻，坚决阻止非法的钻石开采者进入边界。至于他用的是什么办法等等之类不便打听的问题都没有提出，他的雇主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的雇主证实他就在公司里；他此时肯定身在西非，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比利时警方查核了他们以前的雇佣军。在比利时驻加勒比地区的某个大使馆的档案中找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表明那位加丹加的前雇员已于三个月前在危地马拉的一场酒吧冲突中被杀死了。勒伯尔读完了他面前卷宗里的最后一份报告。当他抬起头时，发现十四双眼睛都盯在他脸上，并且大多是阴冷和不怀好意的。“就这样，什么也没有了吗？”罗兰上校的问话也正是在座所有人的问话。“我想是什么也没有了，”勒伯尔说，“看来没有一条线索能站得住脚。”“站得住脚，”森克莱悻悻地跟着重复了一声，“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你们这种‘纯粹的侦探工作’吗？看来什么都站不住脚！”他怒冲冲地直瞪着布维埃和勒伯尔，并且很快就意识到整个房间的情绪大多是倾向于他这边的。“先生们，”部长平静地用了复数人称把两位警长都包括在内，“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啦，所谓从头开始，对吗？”“是的，我怕只能这样了。”勒伯尔回答。布维埃尽力为他的部下辩护。“我的同事实际上是在既无线索又无头绪的情况下，搜寻一个全世界最难以捉摸的人物。这类人是从不宣扬他们的职业或他们的行踪的。”“这一点我们知道，亲爱的队长，”部长冷冷地反驳道，“问题在于……”敲门声打断了他的发言。部长皱了一下眉头；他曾经指示过，非遇紧急情况不准干扰会议。“进来！”内政部的一名传达员站在门口，踌躇不前，怯生生的样子。“请原谅，部长先生。有电话找勒伯尔警长，伦敦来的。”察觉到屋内气氛并不友好，传达员忙说，“对方说有急事……”勒伯尔站起身来。“请原谅，先生们。”他5分钟后就回来了。会议室里的气氛仍像他出去接电话时那样冷淡，而且很明显，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曾经吵得不可开交。他进屋时，正好打断了森克莱发出的严厉斥责。勒伯尔就座，森克莱的话便也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先生们，我想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正在找的那个人的姓名了。”勒伯尔一开头就这样说。会议在30分钟之后，差不多是在一种轻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当勒伯尔传达完伦敦打来的电话内容时，围在桌子旁边的人都舒展地吐出了一口气，就像一列火车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站了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终于有一些事可干了。在半小时之内，他们已一致认为，只要一个字都不声张，他们已有可能在法国搜索一个名叫查尔斯·格尔索普的人，把他找到，而且如果情况需要，就把他干掉。他们知道，有关格尔索普的详细材料要到明天早晨才能从伦敦电传过来，但与此同时，情报局可以从他们无数的档案资料中查找一下这个人填写的登陆卡片，还有这个人在法国任何地方住旅馆时填写的旅馆登记卡。边防检查站可以把他的姓名和外貌特征告诉法国每一个边防哨，每一个港口、要塞和飞机场，指示他们一旦这样一个人进入法国领土时便马上拘留。如果他还没有到达法国也不要紧。只要在他抵达之前保持绝对沉默，那么一俟他来到，便可以把他捉住了。“这个讨厌的家伙，他们叫他格尔索普，已经在我们掌握中了。”森克莱·德·维劳本上校当夜同他的情妇一起躺在床上时告诉了她。当杰奎琳最后让上校入睡之时，壁炉台上的钟已敲了十二下，已经是8月14日了。托马斯侦探长同巴黎通过电话，放下了话筒之后，便在他办公室的座椅中舒坦地坐了下来，审视着眼前的六名探员。是他刚把他们从各自的任务岗位上召回来重新组织在一起的。议院塔上的大钟在宁静的夏夜里敲了十二下。他向他们介绍情况、布置任务，讲了一个小时。一名探员被派去调查格尔索普青年时代的情况，如果他的父母仍在的话，现在何处；他在哪里上的学；如有可能，再查出学生时代在军训队里的射击成绩；值得注意的特征、显著的标记等等。第二名探员被派去调查他刚成年时代的情况，从他离开学校时起，包括服国民兵役期间的服役成绩和射击技能，以及退伍后的就业情况，一直到他因军火公司怀疑他有欺诈行为将他解雇离开为止。第三名和第四名探员被派去追踪他自1961年10月离开目前所知的最后的雇主以后所干的活动。他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得到过多少收入和收入的来源。由于警方没有他的记录，因而估计不会留有指纹印，托马斯要求得到直至目前为止这个人每一时期的相片。剩下两名探员的任务是确定目前格尔索着的行踪。把整套公寓房间查看一下有无留下指纹，查明他在哪里买的汽车，是什么时候颁发的驾驶执照。如果伦敦找不到，就着手往外地各郡的执照管理部门去查对。追查一下他在本地停放汽车的汽车间，看看他是否打算驾着汽车作长途旅行，查一下横渡海峡的渡口，到所有航空公司去查一下订购飞机票的名单，不论是哪条航线上的乘客。每名探员都详细地记着笔记，直到他讲完之后，他们才站起身来相继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中，最后两位探员交换了一下目光。一个说：“真要彻底清理了，这事可不大好办。”另一个接着说：“奇怪的是，这个老头儿不告诉我们他干了些什么，他还要干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一定是从最高层下来的指示。我看一定有个混蛋要谋刺暹罗国王呢！”要签发一张搜查证，需要把行政长官叫醒，这倒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后半夜的时候，托马斯疲倦地在他的办公室椅子上打盹；而在巴黎的克劳德·勒伯尔则在他的办公室里喝着黑咖啡。同时，英国特警处的两名探员，则正在格尔索普的公寓里极其仔细地搜查着。两个人都是专家。他们先搜索抽屉，把每一只抽屉里的东西都有条理地倒在一条被单上，然后用心地—一挑拣。当所有的抽屉都倒空之后，他们就察看那只不带抽屉的书桌的木结构部分，看看里面有没有暗屉。查完木器家具便查两个沙发。等他们查完时，这个房间已像感恩节当天的火鸡场了。一个人检查客厅，另一个人检查卧室，查完这两间房再检查厨房和浴室。等到把家具、软垫、枕头以及衣柜中的衣服都检查过之后，他们就开始检查地板、天花板和墙壁。到早上6点钟时，这套公寓房子已经被搞得底朝天了。街坊四邻们聚集在楼梯口，望着格尔索普的紧闭着的房门，相互议论着。当两名探员从屋子里走出来时，大家又都缄口不语了。其中一名探员拎着一只提箱，里面塞满了格尔索普个人的信札文件和私人物品。他下楼走到街上，跳进停在那里的警车，回去向托马斯侦探长复命。另一名探员则开始逐个找人谈话。他先从那些街坊们开始，因为他知道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在一两个小时内都得去上班。至于本地的商家，则可以稍晚些时候再谈。托马斯花了几分钟时间把摊开在他办公室地板上的那些东西翻弄了一下。那位探员从那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拣出一个小小的蓝本子，他走到窗户旁边，在冉冉上升的太阳的光辉下，翻阅了一下。“侦探长，看一下这个。”他用手指戳了一下他手中的那份护照中的一页。“看，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飞机场，1960年12月入境……他到过那儿，没错。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托马斯接过那份护照，看了一会儿，然后抬眼望着窗外。“啊，不错，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他人不在，但护照怎么会在我们手中呢？”“噢，这个王八蛋……”探员顿时恍然大悟，不禁低声骂了出来。“你说得对。”托马斯自幼所受的教会教育使他不轻易骂人。他说：“如果他不用这份护照旅行，那么他用什么呢？给我电话，马上替我接巴黎。”在同一个时刻，豺狼已经在公路上行驶了50分钟，米兰城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了。“阿尔法”跑车的车篷已放下，朝阳照耀着从米兰通往热那亚的7号公路。在这条又宽又直的公路上，他把汽车开到每小时80英里以上，使得车速表上的指针在紧靠红线的地方颤动着。寒风把他的一头灰发吹得狂飞乱舞，不过他的眼睛有一副墨镜保护着。公路地图上表明距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还有210公里，约为130英里，他原来估计这段路得行驶两小时，现在看来可以提前。刚才7点时，热那亚的货车纷纷驶往码头造成交通略有堵塞，不过，不到7点一刻，他就已经进入了7号公路，驶向圣雷莫，靠近边界了。当他于7点50分到达法国边境站时，交通已经拥挤起来了，而且气温也在升高。他在排着队的汽车行列中等了30分钟后，被招呼把车开上斜坡让海关检查。警察拿着他的护照仔细察看，只说了一声“请等一等，先生”，就走进了海关的小屋。几分钟后他同一名穿便衣的人一起走了出来，后者拿着那份护照。“早安，先生。”“早安。”“这是你的护照吗？”“是的。”穿便衣的人对护照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你来法国的目的是什么？”“旅游。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科特达祖尔呢。”“噢，汽车是你的吗？”“不，是租来的。我在意大利经商，碰巧在回米兰之前有一个星期空闲时间，因此我就租了一辆汽车，作一次小小的旅游。”“原来如此。你带着有关汽车的证件吗？”豺狼递上了国际驾驶执照、租车合同，以及两份保险单。那个穿便衣的人都一一作了检查。“你带有行李吗，先生？”“有的。车尾行李箱里有三件，还有一只手提袋。”“请把它们都拿到海关大厅中来。”他走开了。那警察帮豺狼卸下了三只皮箱和那只手提袋，他们一起把行李拎到了海关人员那里。豺狼在离开米兰之前曾带上了那件旧的厚呢大衣、肮脏的长裤和鞋子，他把这些东西都裹成一团塞在车尾行李箱里。那个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证件被他缝在第三只箱子的衬里夹层里，另外两只箱子里的衣服被他分散放在三只箱子里，那几枚勋章则放在他身上的口袋里。两名海关官员分头检查他的箱子。当他们进行检查时，他正在填写供一般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填写的表格。箱子里面没有什么引起他们注意的东西。那两名海关官员在拿起内装染发剂的玻璃瓶时，迟疑了一下。他为了预防引起怀疑，早已把染发剂注入倒空的装润肤香水的玻璃瓶中了。在那个年代，剃完胡子抹擦的润肤香水在法国还没有时髦起来，市场上也少见，主要是美国才有。他看见那两名海关人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可是他们仍把玻璃瓶放回了手提袋。他从眼梢上可以看到窗外有另一个人在检查“阿尔法”跑车的车尾行李箱和引擎罩盖。幸好他没有检查汽车底下。那人打开了行李箱中的那团旧大衣和赃长裤，看了看，露出厌恶的神色，可能他以为那件旧大衣是用来在隆冬寒夜保护这汽车的引擎盖的，而脏衣服则是准备万一汽车在中途需要修理时穿的。那人把那些衣服放回行李箱中，把盖子关上。当豺狼填完表格时，小屋子里的两名海关人员也关上了皮箱并向那个便衣人员点了点头。后者接着拿出了入境证，验看了一下，又跟护照核对了一下，便把护照交还给他。“谢谢，先生。一路顺风。”10分钟之后，那辆“阿尔法”跑车就轰隆隆地驶进了芒东的东郊。豺狼在那俯瞰老海港和快艇潭的一家咖啡馆中舒畅地吃罢早餐后，就沿着考尼希海滨驶往摩纳哥、尼斯和戛纳了。托马斯侦探长在他伦敦的办公室中搅动着一杯浓浓的咖啡，一只手抚摸着他那长满胡茬的下巴儿。在办公室的另一头，两位负有寻找格尔索普行踪重任的探员正面对着他们的领导人。这三个人在等待着另外六个人的到来。那六个人都是特警处的警士，是前一个小时内托马斯打了一连串电话，把他们从例行任务的岗位上替换下来的。9点过后不久，他们陆续前来报到，并得知自己的任务已经过重新部署，被编进托马斯的工作小组里去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等他们全都进屋之后，托马斯就开始布置任务了。“好了，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人。我不必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找到他，这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得抓住他，而且要尽快抓住他。现在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认为已经知道，他目前正在国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用一张假护照作这次旅行的。”他推给他们一堆相片——那是经过放大的格尔索普护照申请表上的相片，并说：“这就是他的相貌。不过他很可能经过化装，因而看上去不一定符合这张相片上的模样。你们得去护照处把近来申请护照的人的全部名单拿到手。从最近一百天查起，如果查不到，再往前查一百天。这是个苦差使。”接下去他概略地介绍了一下最普通的搞假护照的办法，事实上恰好是豺狼使用的办法。“重要的是，”他最后说，“别满足于出生证明书，得核对死亡证明书。所以你们从护照处拿到申请人名单后，就把全部工作挪到萨默塞特大厦去做，在那儿把名单各人分一部分，然后同那些死亡证明书核对。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份护照申请单上的申请者是个已经死亡的人，那么这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现在你们去吧。”那八个人逐个儿走了出去。托马斯先给护照处，然后又给萨默塞特大厦里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处打了电话，以保证他的工作小组能获得对方的通力合作。两个小时以后，当他把一把借来的电须刀的插头插进台灯的插座里，正在剃胡子时，两名探员中的一名级别较高的、担任小组长的探员打回电话来了。他说，在最近一百天中，新申请护照的共有841人。他解释道，这正好是夏天度假的季节，因此申请护照的人是比平时多。托马斯挂上了电话，用手帕擦了一下鼻子。“该死的夏天。”他说。那天上午刚过11点，豺狼便驾车进入了戛纳的市中心。他像往常那样，在干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要找最好的旅馆居住。当他驾车巡游了好几分钟之后，更一下子拐进了美琪大饭店的前院。他拿出梳子梳了一下头发，便下了车，大步走进了饭店的门厅。正是快到晌午的时候，大多数旅客都出去了，大厅里并不繁忙。他那身精致的浅色服装和神气十足的样子，令人一望便知是位英国绅士，而当他询问一名侍者公用电话间在哪里时，也没有引起怀疑。衣帽间的入口与电话交换台之间隔着一个柜台，当他向那边走过去时，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个女人抬起头来看着他。“请替我接通巴黎，莫里托尔5901号。”他说。过了几分钟，她打手势要他到交换台旁边的一间公用电话间里去用电话，看着他顺手关上了电话间的隔音门。“喂，这里是豺狼。”“喂，这是瓦尔米。感谢上帝，你来电话了。我们找了你两天了。”这时，谁要是透过电话间门上的玻璃看进去，就会看到里面那个英国人紧绷着脸，皱起眉头的样子。10分钟的谈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没有讲话，只是在听。偶尔他的嘴唇动几下，简短地问句话。可是其实没有谁在看着他，交换台的接线员正忙于看爱情。而后她所见到的，是那位客人高高地站在她头前透过那副墨镜朝下看。她从交换台上的记录表上读出了打这次电话的费用并收了他付的钱。豺狼在饭店的阳台上要了一壶咖啡，眺望远处小十字形的花坛和碧波粼粼的海面，那些皮肤晒成棕色的游海水的人正在那儿嬉闹玩耍，又喊又叫。他陷入了沉思，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关于科瓦尔斯基的消息他可以理解，他想得起维也纳那家旅馆里的那个大个子波兰人。但他无法理解的是，守在门外的保镖怎么会知道他的代号或者他被雇用的目的。也许那是法国警方自己侦察出来的。也许科瓦尔斯基已察觉到他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也当过刺客，不过是个又蠢又笨的刺客而已。豺狼估计了一下局势。瓦尔米已劝他放弃计划，回家了事，不过又承认并未得到罗丹直接授权取消这项行动计划的命令。迄今所发生的事证实了豺狼心中的强烈疑虑，那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安全保卫工作极不严密。可是他知道有一些情况是法国警方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那就是他这次旅行用的是化名，携带的是写着那个化名的合法护照，还带着三套不同的假证件，其中有两份外国护照，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改变容貌的用具。这个瓦尔米刚才提到了法国警察署警长勒伯尔的名字，可是这个勒伯尔能依靠什么线索去继续搜查呢？只有一个一般的外貌特征：高个儿、浅黄色头发、外国人。符合这种外貌特征的人在8月份住在法国的有成千上万，总不能把每个人都抓起来吧？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法国警方正在搜捕一个携带着查尔斯·格尔索普护照的人，那就让他们搜去吧，祝他们幸运。他现在是亚历山大·杜根，而且有证明。从现在起，随着科瓦尔斯基的死去，便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或行踪下落了，甚至连罗丹一伙也不会知道。他终于完全独自一身无拘无束了，这正是他一直盼望达到的境地。然而，危险已经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进行暗杀的意图一旦泄漏，他将要攻打的便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了。问题在于他实施的暗杀计划能否冲破那层层防御的屏障。权衡了一下以后，他坚信能够冲破。问题依然存在，必须予以解答。回家了事，还是继续进行？如果回家，便会同罗丹及其一伙恶棍对目前存放在苏黎世银行他的账户下的25万美元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要是他拒绝把这笔钱的大部分归还给他们，他们必然会毫不迟疑地追踪他到底，拷打他，逼他交出那张领款的字据，然后杀了他。要想逃出魔掌，就得花钱，而且得花很多钱，也许会使他破产。继续干下去，则意味着危险越来越多，直到任务完成为止。随着日期一天天逼近，越往后会变得越加难以撒手，到最后就欲罢不能了。侍者送来了账单，他瞥了一眼，不禁心里咯噔了一下。见鬼，这些人真会敲竹杠。要想过这样体面的生活，非得有钱才行，越多越好。他抬眼望着远处晶莹的大海和在海滩上行走的体态轻盈的棕色皮肤的少女，望着沿小十字形花坛缓缓行驶的发出嘶嘶声的“卡迪拉克”的汽车和发出咆哮声的“美洲虎”汽车，车中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司机一眼望着路面，一眼迅速地扫向人行道，看看有没有要搭车的乘客。这一切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自从他把鼻子压在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眼睁睁地看着介绍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的大张宣传画时起，他就这样想了。那种世界同上下班挤火车和复写三份表格以及喝不冷不热的茶所构成的辛苦而单调的工作，相去何止万里？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已经习惯于精致的服装，昂贵的饮食，漂亮的公寓，双座轻便汽车和高雅的女人。而现在转身回家就意味着丧失这一切。豺狼付了账，还留下一笔可观的小费。他跨进了“阿尔法”汽车，离开了美琪大饭店，直向法国的心脏驶去。克劳德·勒伯尔坐在桌前，疲惫不堪，感到好像他这一生从来没有睡过觉似的，而且今后也没有可能睡觉了。在房间另一角的行军床上，卡龙正打着鼾，他已经整夜没睡觉，搜索各种调查报告中的这个查尔斯·格尔索普现在到底在法国的什么地方。直到天明时，勒伯尔才接过手来。放在他面前有一大叠从各方面来的有关法国的所有外国人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说：从今年年初开始，没有这样一个叫查尔斯·格尔索普名字的外国人合法地进入法国边境站，再往前就不好找了。在巴黎或外省的每一个旅馆里也没有这样一个名字的旅客。总之，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被列在不受欢迎的名单里，法国有关方面也从未曾注意过。每一个报告送进来后，勒伯尔一定要嘱咐来人再继续找下去，不论多久以前的，都得看看格尔索普是否来过法国。希望从这里能找出他来法国后是否有一个常住的地方、一处友人的住宅，或者熟识的旅馆。他可能现在仍住在那儿，即使他用一个假的名字。托马斯警长今天早晨来的电话，对早日逮住这个狡猾的杀手的希望是一个打击。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用“从头开始”这个词儿。幸而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卡龙和他两人知道，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晚上参加会议的人。寻找格尔索普这个人的做法可能又要放弃了。这个情况他将在今晚10点钟的会上告诉他们。如果到时他提不出格尔索普以外该找什么人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森克莱上校的冷嘲热讽和其余人的沉默的压力。有两件事使他聊以自慰。一件是他已经拿到格尔索普的半身正面照片和他的外貌情况；虽然他使用假护照时可能要进行化装，但不管怎么说，总算聊胜于无；其次是在会上没有人能提出比他现在所做的更好的办法。卡龙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英国警方在格尔索普出门办事的时候惊动了他，他不敢回去了；而他又没有别的护照可用，因此他就隐蔽起来，把整个行动取消了。勒伯尔叹了口气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万幸了，但这是不能指望的。英国特警处的报告中说：这个人的浴室里洗漱用具和剃胡子刀都不见了，而且他的邻居说他是出门去钓鱼的。现在格尔索普却把护照留在家里，这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了。别指望这个人会犯那么多错误；我现在对于这个查尔斯的脾气已经有点摸清了。”英、法两国警察在努力搜寻的那个人，已经决定离开车流拥挤的干道公路，从戛纳驶向马赛，然后再折向北，从马赛到巴黎。他也不准备经过rn7号公路。他知道，每到8月，这条路总是那么拥挤。由于用了杜根这个假名字，而且又有证件，他感到很安全，便决定慢慢地离开海边驶向阿尔卑斯山，因为地势高可能凉爽一些。他并不着急，现在离开他预备动手的日期还有好几天呢，他是比原计划提前到达法国的。从戛纳起，他就向北行驶，沿着rn85号公路经过风景秀丽的香水城市格拉斯，然后到达卡斯特兰。这个城市在凡尔登河边，河的上游有一座高坝，河水驯服地从萨瓦流到卡达拉希和迪朗斯河合流。接着他驾车驶向温泉城市迪涅。平原地带的炽热已经落在他的后面，山间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是凉快的。当他停车的时候，还感觉到有点热，但在汽车的飞驰中，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松林的清香、田野的炊烟布满空中，他像在洗凉水淋浴一样舒服。经过迪涅后，他的车跨过迪朗斯河。他在河边一家小而幽雅的旅馆里吃了一顿午餐。再往前100多公里，迪朗斯河像一条灰色的蛇，婉蜒在两山丛中的河谷里。山里的河流，只能说像一条溪，河水里浮游着鱼类，两岸满布着青草。到了下午，他沿着弯弯曲曲的rn85号公路向北，经过锡斯特龙，仍沿着迪朗斯河上游的左岸，直到公路离开河边转向正北直上，薄暮时分他进入了小镇嘉普。他本来可以再往前开到格勒诺布尔，但他觉得他不必急于赶路，而且8月间在小城市找旅馆会更方便些，所以决定住在乡村式的小旅馆里。在镇外的路边，他找到了一家舍尔夫旅舍，原来是萨伏亚公爵狩猎时歇息的房间，依然保持着乡村特色并供应美味的菜肴。旅舍里有几间空房间，他住下了，洗了澡，穿上了那套灰色夏装，一件丝绸衬衫和针织领带。这时女服务员进来了，他满脸笑容地请求她，她只好答应熨烫他那件在路上穿皱了的格子上衣，答应明天早晨交还给他。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满布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当他正在进晚餐的时候，一个也在餐厅里进餐的身穿短袖袒胸衣服的女人，向餐厅服务员提出说屋里有点凉意，要把窗子都关起来。服务员在关闭豺狼旁边的窗户时，问他是否同意。他转过脸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年纪，漂亮而有风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耸的胸部。她只有一个人。豺狼向服务员表示没有意见，同时向服务员身后的女人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这顿晚餐是值得赞许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纹鳝鱼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罗纳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餐厅里每个顾客都喝这样的酒。在他喝完了冰冻果汁后，听见那个少妇低声对服务员说把咖啡端到休息室里去，服务员鞠躬而退，似乎称呼这女人为“男爵夫人”。过了几分钟，他也要服务员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则先走了过去。当晚10点15分时，托马斯接到从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处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坐在办公室的窗前，朝外望着已经冷清下来的街道。这时，餐馆里不再招呼迟来的顾客，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了，这一带的办公室已经没有灯光，无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这幢特警处的办公楼里却是灯火辉煌，即使很晚的时候也还是如此。在一英里外喧闹的滨河市区，死亡登记处也是电灯通明。在这里，贮藏着成百万张死亡的英国人的死亡证。托马斯派来的六名警士和两名探员还趴在一大叠文件上，偶尔站起来去找那留下来值夜班的登记处职员核对一下文件。那个带队的年长的探员打来个电话，他显得那么疲倦，但口气中却似乎是乐观的。因为申请护照的人没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记的卷宗里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有一个希望出现了，他们有可能从查对成千上万张死亡登记证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了。“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等托马斯回话后，他宣读了这个名字。托马斯问：“他什么情况？”“生于1929年4月3日，地点是桑博恩·费修利，属于圣马尔科教区，在今年6月14日通过正式的手续，填写正式的表格申请护照。第二天护照发下来了。6月17日邮寄到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邮件的。”“那么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1931年11月8日，也就是他才两岁的时候，就在他家乡的一次公路车祸中被撞死了。”托马斯思考了一会儿。“过去一百天之内发出的护照，还有多少份没有检查？”他问。“大概还得检查三百份。”电话中回答。“那就让其他人去检查吧，万一其中还有另一个冒充的人呢，”托马斯对他指示说，“把工作小组交给别人负责，我要你到收到护照的那个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就马上用电话告诉我。如果那里有人住着，就去找住户谈话。把有关那个假杜根的详细情况都带来给我，并把存档的那张附在申请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带来。我要看一下杜根这小子化了装之后的模样。”快到11点时，高级探员便来电话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顿市的一家出售烟草和报刊的小店，就是那种有一扇玻璃窗贴满妓女的地址广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楼上，已被叫起来询问过，他说他经办过替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代收邮件的业务，酌收费用。他记不起有哪个常客名叫杜根的，不过可能是那个杜根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谈妥由该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来领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探员把一张格尔索普的相片给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记不清了。探员又把护照申请表格上的那张杜根的相片给他看，他说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不过说不准。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是戴着墨镜来的。很多到他店里来购买陈列在柜台后面的色情杂志的顾客都戴着墨镜。“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来。”接着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巴黎。这天晚上在法国内政部的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勒伯尔在接电话之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格尔索普不会用他自己的名字进入法国，除非他乘一艘渔船偷渡进来，或者在某个比较偏僻的边境处入境。但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刺客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在任何地方检查证件时，会发现他的证件手续不全而遭逮捕，他的护照上没有入境印章。但也没有任何人用查尔斯·格尔索普这个名宇在法国的旅馆登记入住。总档案馆、边防检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证实了上述论点，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论。勒伯尔继续分析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这个人没有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他认为并没有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话，警察在他的伦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托马斯警长的人在他公寓里发现衣橱里挂的衣服之间有空档，放衣服的抽屉是半空的，洗漱和刮胡子的用具都不在了。这说明此人离开伦敦出门去了。这个情况也被他的邻居所证实，邻居说格尔索普是驾车到苏格兰去旅行了。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和法国的警察都是不相信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格尔索普弄到了一张假护照，这就是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搜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没有进入法国而在其他某个地方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但也可能他已经未被怀疑地进入法国了。听他说到这里，几个在座的人都纷纷提出了质问。“你是说他很可能在这里，在法国，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亚历山大·桑根纳蒂急着问。“问题在于，”勒伯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这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72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可是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时间表上很可能把暗杀总统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们每个人都焦虑万分。罗兰上校沉思着说：“当然，也可能那个格尔索普，通过那个他不认识的中间人瓦尔米从罗丹处获悉计划大体上已经暴露后，就离开他的公寓去销毁他的准备工作的物证。譬如说，他的枪和子弹可能现在已被扔进了苏格兰的某个湖泊。这样，他在回家时，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显得一干二净。在那种情况下，想对他起诉便很难了。”与会者考虑了罗兰的设想，同意的人逐渐增多。“那么，上校你说说，”部长说，“如果是你被雇来干这件事，当你知道，虽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计划已经败露，那时候你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对策吗？”“当然，部长先生，”罗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我就会想到，一定有什么地方保存着我的档案。既然阴谋败露，那么警察登门以至于搜查住所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一定会把物证销毁，那么有什么地方比一座远离本地的苏格兰湖泊更合适呢？”会议桌周围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么同意他的推测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手不管。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找到这位格尔索普先生。”罗兰上校说。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纪博将军说。“简单得很，”罗兰解释道，“我们发出的命令是要把这个人找到并且消灭掉。他可以把他的阴谋暂时抛开，可是他不一定会把他的装备也都毁掉，只不过为了逃脱英国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东西隐藏起来而已。事后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做一套甚至更难识破的新的准备工作。”“不过，如果他仍在英国的话，英国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会把他拘留的。”有人说。“不一定。而且我还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拘留他。他们或许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而没有证据。而我们的英国朋友对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公民自由权’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们可能会在找到他后对他进行盘问，然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把他放走。”“上校说得当然有理，”森克莱插嘴说，“英国警方靠运气偶尔发现了这么个人。他们这种让一个危险人物逍遥法外的做法，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罗兰上校的部门应被授权来一劳永逸地使这个格尔索普不能再为非作歹。”部长注意到勒伯尔在众说纷纭之际一直一言未发，毫无笑容。“好吧，勒伯尔，你认为怎么样？你是否和罗兰上校一样认为格尔索普现在已在放弃、隐藏或是毁掉了他的装备和准备措施？”勒伯尔抬眼看了看左右两边排列着的、期待着听他怎么回答的面孔。他平静地说：“但愿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是错了。”“为什么呢？”部长的问话像刀锋那样锐利。勒伯尔温和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的推理虽然合乎逻辑，却必须以格尔索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顿时一阵叽叽喳喳表示不满和惊慌的声音响起。只有罗兰一言未发。他默默地思考着，从桌子那边凝重地看着勒伯尔。他脑子里想的是勒伯尔真是头脑敏锐，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勒伯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一样现实。就是在这个当口，英国打来了给勒伯尔的电话。这次他去听电话听了20多分钟。他回到会议桌旁后又向大家讲了10分钟，人人都一声不响地听着。等他说完后，部长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勒伯尔仍以他冷静的态度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他的安排，就像一位将军在部署他的军队一样。会议室中所有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却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他最后说：“因此，我们就这样投入这场悄悄的、周密的、全国范围的大搜查，要找到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杜根，而英国警方则到航空公司售票处、横渡海峡的渡口等地去查记录。如果他们先找到他的下落，要是他仍在英国土地上，他们就把他逮捕；要是他已经离开英国，他们就通知我们。我们如果在法国境内找到了他，就把他逮捕。如果他是在第三国，我们或者等着他毫无疑虑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上将他逮捕，或者……采取其他行动。到那时候，我想无论如何我就可以完成寻找他的任务了。可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各位先生，如果你们能同意按照我的安排去做，我将感激不尽。”他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而且如此有把握地做出保证，实在使在座的人都无言以对。他们只能点点头表示接受。甚至连森克莱·德·维劳本都说不出话来。直至午夜过后不久回到家中之后，森克莱才有了听他滔滔不绝地发泄怒火的人。他一想起那个令人发笑的、平庸的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居然是对的，而国内最出色的专家们居然是错的，就不禁怒火中烧。他的情妇露出同情和体谅的态度听着他讲，让他俯伏在他们的床上替他按摩后颈。直到天快破晓他才入睡。这时她溜出卧室到客厅里去，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托马斯侦探长低头看着两份分开摆着的护照申请单，以及两张摊开在吸墨水纸上面由台灯的一束灯光照亮的相片。“咱们再来对照一遍，”他命令坐在他身旁的高级探员，“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格尔索普，身高，5英尺11英寸。对吗？”“对。”“杜根，身高6英尺。”“加厚了鞋跟，先生。你穿上特制的皮鞋可以使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娱乐界有不少矮个儿出自虚荣心都是这样干的。何况在领取护照的柜台旁根本不会有人看你的脚。”“好吧，”托马斯同意，“厚跟皮鞋。格尔索普，头发，棕色。这一点意义不大，浅棕色也是棕色，栗棕色也是棕色，从相片上看来，他的头发似乎是深棕色的。杜根也自称是浅黄色的。”“这完全可能。一般说来，照片上看一个人的头发总是会稍微深一些的。这要根据拍照的光线以及其他原因，再说他还可以把头发染成浅黄色的，变成杜根的头发颜色。”“好，我同意。格尔索普，眼珠颜色，棕色。杜根，眼珠颜色，灰色。”“他戴上隐形眼镜，这太容易了。”“好。格尔索普年龄37岁了，杜根年龄到4月间是34岁。”探员解释说：“他必须得写34岁，因为这个真的杜根两岁半时在车祸中死亡，是1929年4月生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一个37岁的人，他的护照上写着34岁，这是没有人会问的，人们总是相信护照的。”托马斯比较着这两张照片。格尔索普看上去身体重些，脸部丰满些，比较强壮。变成杜根以后，他需要改变他的外貌，也许他在第一次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见面时已经改变了。在这以后，他一直以杜根的外貌出现，包括在领取假护照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得有本领化装成另一个人；为了避免让人识别出来，也许要化装几个月。也许就是用了这样狡猾的方法，格尔索普才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警察局里都没有他的犯罪档案。如果没有加勒比地区的酒吧间的谣言，他们就根本注意不到他。但是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头发染过了，而且戴上了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了一点，还穿上厚底皮鞋。托马斯把杜根的外貌连同护照号码和照片用电传送往巴黎。他看了一下表，估计在凌晨2点钟时勒伯尔就可以收到。探员松了一口气，说：“从现在起，就要看他们的了。”托马斯不同意地说：“不，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到各航空公司、各海峡渡口以及通往大陆的火车站的售票处去调查。我们不仅仅要找到他现在是谁，而且要找到他现在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死亡登记处的电话来了。他们查完了剩下的所有的护照申请书，都没有问题。托马斯对着电话说：“好，谢谢那几位值夜班的办事员，你们全体明晨8点半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个警士拿着那家小商铺老板的口供进来了。这个老板已经被送到警察局进行审讯。托马斯很快地看了一下这份口供，和刚才特警处探员在电话中给他讲的差不多。托马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依据拘留他，告诉帕丁顿分局，让他回去吧。”警士答应了一声出去了。托马斯在软靠背椅上往后一靠，想睡一会儿。这时候，已经进入8月15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