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后，一连生了六胎，体质变得很虚弱。康克清从未生养。1940年，朱德前妻所生的女儿，十四岁的朱敏，从家乡四川来到延安，康克清非常高兴，视同己出。

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张闻天赴苏。朱敏在苏联留学。周末，使馆举行舞会，朱敏常来，结识了使馆随员刘铮，彼此相爱了。康克清赴苏开会，见到刘英，知道女儿在恋爱，便向刘英打听：你们使馆那个刘铮怎么样呀？刘英说：这小伙子不错。

康克清又问：照你看，他爱的是我的女儿，还是爱的是女儿的爸爸？刘英笑道：这个问题，你要问你女儿了！康克清也大笑起来：我相信女儿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刘铮和朱敏结婚，康克清很高兴。

刘英跟刘少奇也很熟悉，都是湖南人，谈得拢。不过，刘少奇沉默寡言，而且态度总是那么严肃。刘英说，陈云平日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挺风趣。

不过，刘英发现，一旦跟刘少奇讨论理论问题，他的话就多了，简直滔滔不绝。刘英记得，有一回刘少奇跟她谈人的社会性、自然性，谈得头头是道，概念很清楚，又富有逻辑。

刘少奇的嗜好是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他的眉头紧皱着，留下很深的川字纹。他也爱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索。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英读过多遍，很受教益。

刘英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所学的专业不适应，想换一个系。在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学什么专业是由组织上统一安排、分配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服从分配。刘少奇知道儿子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给他写长信，要求他服从组织分配，不能特殊。刘少奇也写信给中国驻苏使馆，希望组织上对他的儿子进行教育。正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刘英，看了刘少奇的信，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她想公布刘少奇给使馆以及给儿子的信，以便对留学生们进行服从组织分配的教育。刘英打长途电话给刘少奇，征求他的意见。出乎意外，刘少奇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刘少奇说，这些信件是私人通信，如果公布了，会伤刘允若的自尊心。作为父亲，他可以写信劝说儿子，但也充分尊重儿子……刘英遵从刘少奇的意见，没有公布刘少奇的家信。

此事过去好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员忽地告诉刘英，在教育部档案馆中发现了刘少奇当年的那些家信，很受感动。时过境迁，这些信到了可以公之于世的时候了，终于公开发表了，成了教育年轻一代的好教材。

刘英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吴亮平、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大渡河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他本来不懂经济。后来，他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邓小平很随和，爱热闹，喜欢摆龙门阵。毛泽东也喜欢聊天。跟他们在一起，从不感到寂寞。在江西时，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古柏)受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仍很坦然，一派大将风度。正因为这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又在批邓运动中遭罢官，他也都很坦然。他的宽广的胸襟，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