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此后，我仍采访他。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

郑超麟，当时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近年来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后来改名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那时，小芳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后来，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一二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的客人不多。近年来，来访者慢慢多起来，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他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