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生存的无疑是那些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那些圆滑的、无原则的人，那些抛开道德观念、一切以主上意见为最高标准的人。对此我们不应过度指责。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就会有与这种制度环境相适应的事物。不改变制度环境，寄希望于道德和个人自律，只能是舍本求末，最后必然劳而无功。

翻开中国史书，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对象值得我们去研究，那就是太子。太子是皇帝的接班人，很多时候太子都是很风光的。这点固然不假，例如皇帝出征的时候，太子可以代替皇帝处理政务，过过皇帝瘾。不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太子可以为所欲为，皇帝老大他老二，那便错了。皇帝辛苦，很多时候太子比皇帝还要辛苦。这一点，想必那些有过作二把手经验的读者马上就能心领神会。做得不好固然不对，做得好却也不对。做得不好，皇帝会觉得这个接班人没有能力，不配做接班人。做得好，皇帝又会担心大权旁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担心太子会提前主动接班。要让皇帝觉得太子既有能力，又不会构成威胁，做得恰到好处，这个度的把握真是能愁死人。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太宗赵光义立襄王元侃为太子，改名赵恒。消息传出，京城百姓十分满意，凡是见到赵恒的人都忍不住发出赞叹：真社稷之主也！太宗闻知，不豫，曰：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寇准明白宋太宗的心理，同样用连哄带骗这一套跟他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宋太宗听得受用，转怒为喜，这件事才就此揭过。

另有一个朱棣的例子。朱棣的皇位经九死一生以武力夺来，来路不正，所以他对皇权十分敏感，时刻担心会有人借鉴自己的成功经验。加上太子朱高炽的好兄弟朱高燧、朱高煦在旁挑拨离间，朱棣开始瞅着朱高炽越来越不顺眼。当时蒙古骑兵还很活跃，在朱棣外出教训蒙古骑兵的时候，便由朱高炽留守北京处理政务。这份实习工作凶险万分，弄不好就会满盘皆输，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朱高炽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太子，朱棣还是挑到了朱高炽迎驾误时的小错处，将太子东宫的侍从官员统统下狱，以示惩戒。正当朱高炽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明史上有名的三杨中的杨士奇（另两位是杨荣和杨溥）说了一句：太子孝敬如初。凡有稽迟，皆臣等罪，将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朱棣这才回心转意，不再继续追究。

让我们再回到公子扶苏这里。从平时的迹象以及始皇帝的遗诏来看，扶苏是秦始皇心目中的太子确定无疑。按照宗法制，始皇的十五个儿子中，扶苏身为嫡长子，乃是继承皇位的首选，而且扶苏为人仁孝，口碑也很好。但是扶苏所处的尴尬地位决定了他在继承人问题上也做不了什么，不仅不能催促始皇早日将自己立为太子，相反他得想方设法低调低调再低调。归根到底，皇位是皇帝的私有之物，皇帝可以将它传与任何一个儿子。宗法制是惯例，而不是法律，如果秦始皇硬要这样做，没有人能制止他。扶苏的优点和优势再多，也不具备决定性。真正的决定权在皇帝手里，皇帝不传位于他，他的这些优势、优点就等于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始皇帝的恩赐。这让人想起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一句台词：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这句话虽然是电影虚构，却是始皇心态最好的注脚。

继承人问题关系帝国安危，牵扯到百姓、皇帝、百官和太子四方。百姓一方身份卑微，没有发言权；始皇另有打算，不肯立太子；百官投其所好，趋吉避凶，不敢建议立太子；有资格做太子的扶苏身份尴尬，只能无奈地等待天上掉馅饼。继承人问题就此搁浅。继承人不明而产生的祸患也一直伴随着大秦帝国，直到沙丘之变发生。

选择继承人的关键主要在于始皇。如果他早日确定继承人，就不会有日后沙丘之变的发生。扶苏虽然性格懦弱，总比胡亥要强，对待百姓也会宽厚很多，赵高也会收起他的觊觎之心，李斯也会全心全意配合扶苏治理国家，整个大秦帝国传承下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秦亡的根源不仅在于始皇帝的重徭苛法，也在于他没有早日确定继承人。大秦帝国成于始皇，败于始皇，这样的指责并没有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