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作者明代人陈邦瞻就曾经对此作出精彩的评价，他评价道：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已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正，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以不可谓非其遗孽矣。可谓一语中的。

杯酒释兵权历来为人称道，人人都夸赞赵匡胤忠厚，不仅保留了手下功臣的性命，而且在他们交出兵权后保证了他们一生的荣华富贵。这当然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不过对那些功臣武将来说，他们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中以鲜血和生命拚搏来的功名富贵就可以这样被剥夺了么？这样算是公平么？为什么他们的劳动果实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保护？当然这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在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从来就没有公正可言，赵匡胤做得不够公平，相比其他君主，尤其是后来的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算是万分仁慈的了。所以，石守信等人在得到赵匡胤的富贵终身的保证后，全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大赞皇帝恩德，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下，这种感动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南宋赵构的抑武政策就不这么充满人情味了。大家都知道岳飞是因为主战并主张迎还钦宗而被杀的，但是这并不是岳飞事件的真正深层原因，真正深层原因是岳飞作为一员武将权势过重，引起了高宗的忧虑，高宗于是以放弃收复失地为代价除掉了岳飞，以恢复重文抑武的格局。

宋高宗

1127年靖康之耻时，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不过是个小人物，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就在这一年，宋高宗有意让岳飞接管刘光世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这样一来，加上岳飞自己的行营后护军，岳飞统帅的将是全国五分之三的兵力。结果，高宗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时任宰相的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便是应该提防武将势力过大，以免尾大不掉，祸生不测。高宗于是撤回了自己的决定。

高宗、张浚、秦桧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天下大乱自不必说，连大宋帝国也是政变得来。痛定思痛，太祖制定的重文抑武的政策成为大宋的祖宗之法。1127年靖康之变中，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大臣三千余人被掳，皇室中唯有赵构狼狈不堪地逃得性命。高宗继位之初，他的治下不仅有贼匪作乱，更有此起彼伏的士卒叛乱，这些乱兵动不动就杀死上级，拥兵作乱，四处烧掠。建炎三年（1129年）初，赵构的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等人发动兵变，逼迫刚刚坐上皇帝宝座，屁股都没有坐热的赵构退位。当年，金兵再次南侵，高宗再次望风而逃，辗转来到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时，他的侍卫亲兵再次哗变。也就是在这一年，驻守建康（今南京）的江淮宣抚使杜充弃城逃跑，旋即降金。整个局面仿佛回到了唐末五代，这对赵构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

岳飞像

靖康之变后，大宋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宋高宗倚之为长城的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这些人的军队或多或少已经具有私人军队的性质，这些人的部队分别被称为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岳家军和吴家军，这在北宋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至1137年，岳飞和宋高宗的关系相当融洽。高宗对岳飞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十分热情。岳飞平素即有精忠报国的满腔热情，又感念高宗的赤诚相待（当然这只是岳飞的一厢情愿认为），激动之下，就向高宗提出了立太子一事，高宗立时不悦。继承人问题历来都是各朝各代的敏感话题，围绕着太子问题不知生出多少阴谋诡计，不知多少人因太子问题家破人亡。有了前代的教训，再加上这个时期的混乱局面，不容高宗不生出武将专权，甚或拥兵废立皇帝的忧虑。有了这样的担心，高宗对岳飞的热情立马就降了下来。岳飞一介武夫，不明帝王心理，他在战场上可以威风八面，所向披靡，在政治上却十足的幼稚，他自认精忠报国，一心为主，不料正触了高宗的忌讳，出力不讨好。

岳飞死后，南宋恢复了崇文抑武的格局，直到被蒙古人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