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明江山，宣宗已经考虑得够详细的了。他的苦心尤其体现在他选择张太皇太后辅政这件事情上，他选择的五位大臣虽然都是栋梁之材，但是朱祁镇终归是手握最高权力的皇帝，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名分有别，这五个人并不一定能约束得了朱祁镇。所以他又选择了张皇太后（当时张氏还是皇太后）扶助朱祁镇，在这样的双重保险下，朱祁镇即使什么都不干，也能稳稳当当地做个明君。

当然，明宣宗命张皇太后扶助朱祁镇，这其中也有防备五位顾命大臣专权跋扈，防止皇权旁落的用意。

朱祁镇接收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厚了。凡事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祁镇自然也是如此，明宣宗留给朱祁镇的还有一位名叫王振的阉人。

就是这个阉人王振差点颠覆了大明江山，如果他不是最后死于战乱中，估计免不了会有蒙古间谍的怀疑。王振能酿成滔天巨祸，首先应归咎于宣宗于宣统四年设立内书堂一事。这一年，宣宗调用饱学之士，开始教习宦官读书写字，就读人数多达四五百人。这是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大明王朝直到1644年灭亡都受到这一事件的阴影笼罩。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掉丞相，帝国大事小事事必躬亲，虽然每天都像是在服苦役，但朱元璋宁可受苦受罪也不假手于人，一边累得腰酸背痛，一边享受做皇帝生杀予夺的乐趣。到宣宗朱瞻基时，朱瞻基受不了朱元璋那般没日没夜地体力劳动，于是找了两帮人帮他干活，这两帮人就是内阁和太监。内阁负责票拟，太监负责批红（太监是明代宦官的最高职位，以下有少监、监丞等职位，到后来太监才成为所有宦官的尊称），自己则保留最终决定权。票拟，又称条拟，就是内阁大臣将内阁对大臣奏章的意见拟好，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贴在奏章上送入宫中交由皇帝最后裁决。批红是指太监根据内阁大臣票拟的意见，用朱笔加以批示，所以称为批红。皇帝坐镇中间，保留最终决定大权。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相当不错。

费正清先生在《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朱元璋自以为得计的蠢举：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属僚斩了首……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他特殊事物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人。

因为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朱元璋那一套能够行得通，前提条件是他精力超强，甘愿以苦为乐，并且乐此不疲。朱瞻基的算盘要打得响，前提条件是他不放弃最后的决断大权，不做甩手掌柜。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制度的破坏是可以预见的。最终决定权是皇帝的最后手段，如果这个权力也放弃了，那么皇帝也就被彻底架空了。而能够获取这个最高权力的必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宦官。

朱元璋时期，对宦官防范甚严，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专门铸造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以示儆戒。如果哪个宦官想体验一下弄权的感觉，朱元璋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而且十有八九会让这位宦官不得好死。朱棣虽然重用宦官，但同时对他们的防范也很严密。所以直到宣宗之前，宦官一直都是比较规矩的，不敢越职擅权。宣宗不仅打破了朱元璋宦官不许识字读书的祖训，设立了内书堂，而且亲近宠信宦官，司礼监太监金英和范弘受到的荣宠远在一般大臣之上，竟然收到了大臣们都很难得到的免死诏。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宦官专权的种子就这样在宣德年间种下了，然后很快发芽、开花。恐怕朱元璋也不会想到，仅仅到了明英宗时就出现了明朝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太监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