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点钟我启程去路维希安。温和的天气让人心绪宁静。我坐在花园的折叠帆布躺椅上，玛格丽特来照料我。我做着梦，休养身心。我们在花园吃饭。

我放慢生活节奏，不想再次投入生活，投入痛苦，投入应酬和冲突。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夏末，一个温和而忧伤的季节，落叶飘零。天气温和但孳生着腐败，唉，这夏天的最后叹息，面对一地的落叶，怎不令人情思激荡！

［1934年9月］

和博内一起吃午饭时，谈到兰克的思想。看来，我对普通人兰克的了解多于对思想家兰克的了解。

兰克谈话过程中，总有许许多多古灵精怪的话从他嘴里如洪水般滔滔不绝地奔腾而出。他一直认为，在巴黎是医生兰克控制了他的一切，让他从没过上普通男人的生活，那么纽约应该是他摆脱过去、过上一种全新生活的希望。我不想回法国，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了。他第一次把纽约看作是他摆脱过去的开始，而我是能帮助他的必不可少的人选。他希望重新开始，但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他就没有信心，因为我是唯一对医生兰克后面那个普通男人感兴趣的人。他有很多计划，其中包括写一本关于马克·吐温的大部头著作，书名是《吐温的自杀》。

在亨利第一次拥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家的这一天，《北回归线》面世。该书四年前在弗兰克尔画室动笔。真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我们坐下来把要邮寄的书包起来，然后写上通信地址。

和兰克一起去尼克松家看他想要的《马克·吐温》第一版时，偶遇兰克的女儿。后来，我们去他的公寓，见到兰克夫人，并和莎娜·奥洛夫、恩德勒医生等人一起喝酒。

现在我分裂成三个人过着三种生活。一个我，住在路维希安，过着优裕紧张的日子：西班牙佣人侍候我在床上吃早饭，拉尼和路易·安达尔去猎杀野鸡为我改善伙食，没事就听收音机，分派园丁要干的活儿，用支票支付园丁工资，要不就坐在敞开的炉火旁抄写日记，把第二卷日记从法语译成英语，或靠在窗边遐思……生活虽优裕，但高度紧张，得不到很好休息。

在修拉别墅，第二个我、亨利还有弗雷德住在一起，不断有人在别墅穿梭进出。我削土豆，磨法式咖啡，包书，用路维希安弃置不用的有碰痕的玻璃杯喝饮料，拿路维希安用过的旧毛巾擦手，踩着街上的鹅卵石去市场购物，修理留声机（因亨利在家务活上完全帮不上忙），挤公共汽车，泡咖啡馆，高谈阔论着图书和电影、写作和作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纷至沓来的人们在咖啡馆进进出出。亨利和邻居们交上了朋友。德迈格雷能走出卧室，爬上露台，径直走进亨利的阳台。亨利可顺着梯子，到楼下人家，楼下住着一个曾在希腊生活过的女人，一楼则住着一个摄影师。

第三个我，希望学一门技艺，可随时写出自己相信的东西；希望帮助兰克开创新生活，因为兰克曾帮我重新生活；还希望了解一切未知的陌生世界。我终于答应兰克去纽约生活两个月，毕竟两个月在永恒的时间里只是短暂的一瞬。

生病期间收到的鲜花现已全部凋谢。我常常看着这些花儿，暗暗希望回到以前康复的日子，回到那些平静、美丽的时刻，在更热烈蓬勃的生活面前再现生活的冲突和戏剧。我从心底抵制再次进入真实的生活，但逼迫自己走进现实。现在，我感受到拼搏的兴奋，多日来也享受着淡漠超然的快乐。我不知道这种超然和淡漠是不是亨利长期以来的感受呢？我在内心远远地观望着一切：父亲信中的说教；《北回归线》的出版带给亨利的喜悦；兰克说亨利从我身上学到了坚定，而我从亨利身上学到灵活应变；兰克说朋友间要经常相互交流价值观念；亨利认为生活应该有尊严，人们应该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等等。

兰克打来电话说有好消息相告。他异常兴奋，因为莎娜·奥洛夫为我雕塑的头像将参展，而他早已买下那一雕塑头像并置放于书房。

莎娜·奥洛夫希望我继续给她当模特儿。她想创作更多的雕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