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点五

那个慵懒的夏日午后，我独自坐在书店门口柳树的阴影里看明明暗暗的光线穿越过柳叶，零零碎碎地落在我身上，无声无息。我坐在用“我们”命名的书店门口，守着这世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梦想和生活，回想着我们过往不复的日子。我努力回忆我们三个过去的点点滴滴，那是我们肆无忌惮的年少。

若干年前——那时我们还是孩子——很多个午后，我、老八还有阿周也是这么坐在梧桐树的树荫里，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莎士比亚，边看边瞟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每个周五放学之后我们就会卷起一串飞扬的尘土，飞奔在去冷饮店的路上。这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各种文艺作品和各种零食，反正只要有老八在，后者肯定是他请客的。

那是上世纪末的晚春，当时老八还不叫老八，毕竟只是上初中的小孩子。可当老八的生命进入高中阶段，认识也随之迅速升华，经常在午后无人的时候忍辱负重蹲在厕所的隔间里偷听人家小情侣的电话，然后再捏着嗓子猥琐地向我和阿周复述他听到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发现了他身上非同寻常的八卦之魂，便以他这种超众的能力来给他命名。可不管老八怎么八卦，老八的优秀依旧是大家不能否认的，高中阶段内，数理化竞赛的一等奖基本上都被老八给垄断了。老八每拿回来一个奖，老八他爹总要在银都酒店请同学吃饭。老八的爹是我们市卷烟公司的董事长，但你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八他爹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板，毕竟我们市是以烟草闻名全国的。老八是他爹的骄傲，那些竞赛证书就华丽地摆在他爹的办公室里。

不过老八根本不在乎那些东西，老八另有所爱。那年夏天我们三个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字就叫“我们”。关于这个名字，当年我们纠结了很久，我说叫“妖孽帮”，老八觉得用“妖孽”来自我形容，虽然恰好符合我们三个的卑劣行径，但有损文学的尊严。阿周说叫“新芽”，结果被我和老八群殴，因为学校官方文学社叫“新竹”，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名字上我们都要和那根正苗红的文学社划清界限，保持我们独立的个性，借以显示我们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最后，“我们”这个名字全票通过，“我们文学社”正式成立，文学社实行理事制，总理事一共有三位。

文学社成立那天，我们三个理事都红光满面的，老八请我们出去喝酒。老八和阿周两人喝掉大半瓶白酒，我表示我完全可以一起帮忙把剩下的给干掉，老八斜着眼说你一介女流之辈装什么豪爽。我一气之下把餐桌上老八最爱吃的玉米烙全部扒到自己碗里吃完，然后扔下两个醉鬼就自己回学校去了。

老八和阿周是在下午第二节的物理课上回来的。当时物理老师正在班里上课，八百度又厚又大的眼镜片卡在巴掌大的脸上，完全代替了所有面部表情。他神采飞扬地说了一道竞赛题，接着让老八站起来解答，刚叫了老八的名字，就听见老八在教室外面喊“报告”，然后老八和阿周就躺倒在门口。我心想，老八和阿周完蛋了。

事实上，完蛋的只是阿周。老八刚给物理老师挣回来一个省物理竞赛第一名的荣誉，物理老师只把阿周一个人送到班主任那里。物理老师在班主任办公室张牙舞爪地形容着阿周的卑劣行径和自己的愤怒之情。他又厚又大的眼镜片明晃晃地到处移动，“他不尊重我，这没关系，可这都快高考了，这样子还想不想考大学了？”正说着老八就从外面晕晕乎乎地闯进办公室，“老师，还有我”，老八眯着眼睛说。

最后的结果依旧和老八无关，阿周受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班主任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训话，毫不客气地看着阿周对老八说：“既然是朋友就要共同进步，整天疯玩的是酒肉朋友。”

“酒肉朋友……”阿周自嘲道，他望着天，目光并不聚焦，你永远无法知道阿周心里想着什么。“这就是你要面对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老八很淡然地说着《病隙碎笔》里面的句子。这一年我们不约而同地喜欢上这本有着很深宗教烙印的书，我怀疑当人无法在现实中寻找安慰的时候总是喜欢求诸宗教。阿周每个周末都喜欢往学校旁边的教堂跑。阿周不信基督，他根本听不清他们唱的是什么，但他说他能在那种声音里找到他要的宁静。

深秋，阿周在教堂的歌声中写完了一篇文章，回学校的路上顺手买了个信封寄给了一个文学比赛评委会，然后就回学校接着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卷子去了。那年冬至，老八神神秘秘地请我们出去吃饺子，老八要了三大盘韭菜羊肉馅的饺子，然后贼头贼脑地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一条信息，“我查过了，这个号码是北京的。”老八小声地说，我感觉我们像是贩毒分子在接头。那是一个文学大赛的复赛通知短信，阿周看完就对老八说：“八哥，对不住，忘对你说了，这比赛是我参加了，让写手机号，我没有，就写了你的。”老八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又要了几样小菜一瓶酒，那顿饭随后变成了给阿周的庆功宴。

一个星期之后阿周收到了正式的复赛通知单，不过阿周到后来终究没有去北京参加复赛，当老八痛心疾首地痛斥阿周暴殄天物糟蹋了这么好的机会时，阿周只是笑着解释说复赛时间和期末考试时间冲突。老八那单细胞生物居然信以为真，接着就骂起来学校考试不长眼睛。其实我知道，像阿周这种每次考试交了卷子和不交卷子名次都是一样的人，他考不考试只对倒数第二名的同学有意义，阿周只是负担不起去北京的费用。

但是客观上来讲，阿周复赛事件还是给我们文学社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幻想。我们文学社的办公地点在学校足球场南边第三棵白杨树下。期末过后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那棵白杨树下堆了一个大雪人，堆完拍了个照，就坐在雪地里分吃雪人的胡萝卜鼻子。阿周忽然说他有一个梦想，老八接着说：“我也有一个很牛的梦想，”老八啃了一口胡萝卜，靠近我们小声地说：“我要写一本五百年后还有人记得的！”我冷笑了一声，说：“确实够牛的。”不再理会老八扭头问阿周有什么梦想。阿周躺在雪地里，出了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他头顶盘旋上升，“我想要一个书店，大雪天，小火炉，跟你们围炉夜话……”

当我替阿周实现他的梦想的时候，已经离属于我们的那个冬天很远很远了，我把书店命名为“我们”，借以纪念我们三个过去的年年月月。书店在冬天开业，开业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那天傍晚我在炉子上温了一壶咖啡，烤着火看着玻璃橱窗外面纷纷扬扬的白雪。我努力回想，究竟是哪条岔道成了我们奔赴不同命运的殊途，我想是那年夏天的一张志愿表和背后承载它的一摞摞的卷子。咖啡沸腾的时候我否认了这个想法，很多事情往往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的家庭和你的成长环境，就像《教父》里面说的一样，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这是我们最无力抗争的东西。

老八被直接保送到复旦物理系，他完全有能力去考清华的，可惜当我们高考的时候老八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骑马。我去了一个海边的城市，我问阿周报哪里，阿周说随便。阿周的分数只能上三本，但他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最后报了跟我同一个城市的专科。

我得庆幸好在阿周跟我在一个城市上学，每周末阿周都来找我，我们坐在湖边喝啤酒。这让在上海的老八很是嫉妒，老八总是交代让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旁边放一副空碗筷，那是他的。老八一这样矫情，我就要在电话里高叫“伏惟尚飨，尚飨……”，阴阳怪调，直到他停止矫情破口大骂为止。

终于，一个周末，老八居然坐飞机来到了这里。周五晚上来，周末晚上回。老八本想给我们一个惊喜，结果弄巧成拙迷失在我错综复杂的学校里，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给我打了电话。那天来台风下暴雨，我和阿周赶去见老八的时候他正一身雨水地躲在麦当劳里翘着二郎腿大嚼冰块，见到我们先骂了一句“你妈”，接着就抱着我和阿周痛哭。

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老八又打开了一瓶啤酒，自言自语，连说了三声“爽”。我存心刺激他，说：“爽吧？我和阿周天天都这样。”老八又骂了一句娘。老八坐在马路牙子上自己喝了五瓶啤酒，去了三趟厕所，没说一句话。他没有告诉我们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说我们谁也不问。

此后几个月，老八每个周末都要坐飞机来我们这里，老八每星期花一千多块钱的往返机票费就为来这里跟我和阿周一起喝四块钱一瓶的青岛啤酒。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航空公司有必要给老八发一个年终特别贡献奖。

冬天临近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手忙脚乱地给西部山区的孩子搞募捐，焦头烂额。这时接到老八的电话，一股子少爷的痞气扑面而来，他说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口又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让我去接他，这丫完全把我当成了全职秘书。我心里快速计算着老八每月的花费是否能够养活得起一所希望小学……

“我靠，国家养活你不如养活头猪！”我对着电话就开始骂老八。

“爱因斯坦像猴子，我像猪。”老八还以为我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