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来！”

诺曼底年6月6日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他妈的。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

“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

“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了。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地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赖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舰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克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

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福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自己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弹、4枚地雷、m－1的弹药、手雷、食品、迫击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刚爬上墙头，就引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跳进院子里。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该怎么办。他吃下一块“好时”巧克力，决定从前面出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动，那年轻女子就从房子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就从前门出去了。阿利心想，“原来如此。那我就守在这儿了。”她很快就回来了，紧跟着她进来的是一个当兵的。“我用枪对着他，他用枪对着我。”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那人是505团的。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阿利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圣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团的行列中。拂晓时分，他遇到了e连的保罗·罗杰斯和厄尔·麦克朗。当天以及那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同505团一起作战。

在整个科唐坦半岛上，从当天夜里一直到d日，美国伞兵都是如此——进行小规模作战，组成临时战斗单位，防守阵地，骚扰德国人，设法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出发前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动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德国人听到的报告是，到处都在发生战斗。他们从总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所面对的伞兵的数量，所以在行动时情况不明，犹豫不决。

温特斯降落在圣母教堂的边上。他能看见教堂附近的大火，能听见教堂响起的让人们前去救火的钟声。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里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开教堂广场的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伞兵在他附近降落。温特斯帮助他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后对他说：“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伞兵有些犹豫。“跟我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完就要返回。一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去腿袋吧！”温特斯说着开始向北运动，绕过圣母教堂，而后转身向东朝海滩运动。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几个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发出联络信号，得到了利普顿中士发出的两声“咔嗒”，他顿时把心放下了。

利普顿降落在距离圣母教堂有一段街区的乡村旅社（市镇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他也像温特斯一样，丢失了腿袋，从而丢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战背包里，除了一把双刃短刀，还有两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装置。他翻越了一道门，沿大街朝前走，离开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镇的边缘，有一个低矮敦实的钢筋水泥标牌，上面是这个小村镇的名字。利普顿把脸凑到标牌跟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圣母教堂”。

伞兵陆续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经紧张的美国人一枪，所以当他看见有2名相互离得很近的伞兵即将着陆时，他就跑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开枪的问题时，利普顿就先跟他们搭话了。他们是82空降师的，现在的降落地点距离预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马拉其、乔·托伊、“泡泡眼”温与他们会合。过了几分钟之后，利普顿与温特斯相遇。

“我在那边看见一个路牌，是圣母教堂。”利普顿报告说。

“好，”温特斯回答说，“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从这儿就能找到它。”说罢他就领着大家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与502团的一部分人合为一股。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由4辆车组成的德国巡逻队从路上开过来。他们决定进行伏击。在这次战斗中，瓜奈若炸毁了在前面的2辆车，第一次为他哥哥报了仇。后面2辆车调头就逃，不过有几个德国人成了e连的俘虏。

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那几个俘虏想乘机从美国人手中逃脱。瓜奈若举起手枪就把他们射杀了。他在47年后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毫不后悔。决不留情。就像踩死几个臭虫那么简单。”稍事停顿后，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在，我们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大约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d连的杰里·克罗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领的40多个人。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向位于东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圣玛丽德蒙特运动。不久，他们又遇到了2营参谋率领的40余人。温特斯发现了一枝m－1，接着又发现一枝左轮手枪、一根皮带、一只水壶和许多弹药，“所以我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尤其是我从一个士兵那里弄到一些吃的东西之后。”利普顿捡到一枝卡宾枪。其他人也都武装起来了。

就在美国人向圣玛丽德蒙特运动的同时，驻守在当地的德军指挥官、第6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该地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德国陆军服役，曾率领部队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战。由于师长们都在雷恩地区和塞纳河地区，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职务最高的指挥官了。他在圣母教堂里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圣玛丽德蒙特部署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则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些试图与美国人交火。然而这里、那里，似乎到处都报告有空降，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起协调的反击的。

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想亲自看一看。他驾着摩托车从卡朗唐来到圣玛丽德蒙特，爬到离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楼上，把犹他海滩的情况尽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惊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朝海滩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数以百计，每条船上都下来了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的背后是战舰，舰上的大炮在猛烈射击。谁也没有见过一支舰队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舰艇。”

而在教堂周围、小村子里，在灌木藩篱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随着白天的到来，夜晚发生的零星战斗逐渐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见美国人，也看不见德国人。

他从塔楼下来，骑上摩托车向北行驶了一两公里，来到布雷库特庄园。那里有德国炮兵的一个连，总共有4门由工事与伪装隐蔽起来的105毫米加农炮。大炮附近看不到炮兵，显然是昨天夜间空降开始之后散去的。弗雷德里克。海特又骑上摩托车回到卡朗唐，命令他的1营攻占并守住圣玛丽德蒙特和布雷库特，还让他们把炮兵找回来，让大炮发挥作用。那些大炮的位置很好，可以轰击犹他海滩的登陆船只以及在海峡中的战舰。

到了早晨大约7点的时候，e连已经有了2挺轻机枪、1个火箭筒（没有弹药）、1门60毫米迫击炮、9名步兵和2名军官。2营在进入离圣玛丽德蒙特3公里左右一个叫格朗希蒙的小村庄时，遭到猛烈的火力拦截。他们暂时停下。温特斯和他带领的几个人坐下来稍事歇息。过了10到15分钟光景，从e连调到营里担任人事参谋的乔治·拉文逊从路上走过来，对温特斯说：“温特斯，他们要你到前面去。”

作训参谋赫斯特上尉、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都是温特斯的好朋友。他们告诉他说，在大约几百米开外，隔了几道藩篱与空地，有个叫布雷库特的法国大庄园，在庄园的对面，是德国人的一个炮兵连，总共有4门105毫米加农炮。原先的情报侦察没有发现这些大炮，因为它们处于灌木丛中的半地下阵地中，上面用树枝加以伪装，阵地之间有堑壕相通。德国人有一个50人的步兵排（隶属于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的第1营）在防守。这些大炮已经投入战斗，正在轰击四五公里之外的犹他海滩。

斯特雷耶中校的2营负责格朗希蒙村四周，可是他手下当时还不到100人。他想使人数恢复到满员时的600人左右，以防敌人的反攻。他只能拿出一个连的兵力来攻击德国人的炮兵连。赫斯特让温特斯去对付那个炮兵连。

上午8点30分。索贝尔上尉即将对希特勒进行一次小小的报复，美国陆军也将由于在训练和装备上的投入取得巨大收益，美国人民也将因为培养了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军人而获得回报。由索贝尔、由陆军、由国家培养与造就的这支部队，为的就是现在的“用兵一时”，他们即将投入战斗了。

温特斯立即本能地远筹起来。他让e连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只带武器、子弹和手雷。他解释说，这将是一次快速的正面攻击，要得到来自离敌人连尽可能近的几个火力点的支援。他让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然后带着其他人朝出击阵地运动。

那几门加农炮所在的阵地形状很不规则，四周的灌木藩篱有7处呈锐角状。这就给温特斯提供了从不同方向袭击敌人的机会。

他把两挺机枪（其中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和沃尔特·亨德里克斯，另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克利夫兰·佩蒂和乔·利布高特）部署在通向目标的那道藩篱连上，并指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就在温特斯向出击阵地匍匐前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顶德国人的钢盔——那人正猫着腰在战壕里运动，只有脑袋露出地面。温特斯端起m－1，瞄准那德国人射出两发子弹，把他送上了西天。

温特斯叫康普顿中尉带领瓜奈若中士和马拉其中士到左边去，在开阔地上匍匐前进，尽量接近炮连的第一门大炮，然后向战壕里扔手雷。他指挥利普顿中士和兰尼中士沿藩篱运动到右侧，顺着一排灌木前进，命令他们从侧面向敌人阵地射击。

温特斯自己将率领其他人沿着藩篱向前冲。与他一起的是二等兵杰拉尔德·洛兰（团部的兵，是替辛克上校开吉普车的）、二等兵“泡泡眼”温以及下士乔·托伊。

以前的训练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利普顿说：“我们协同作战，没有突出的明星。我们就像一部机器。我们谁也没有从地上跃起冲向敌人的机枪。我们依靠运动、协同以及迫击炮把它击倒，或者迫使它后撤。我们表现很出色，但没有很多闪光的英雄主义行为。我们知道英雄主义非但不能完成任务，反而会把命丢了。完成任务才是更重要的。”

兰尼与利普顿沿藩篱向前运动，可是他们发现，由于低矮的灌木丛和地面的遮挡，他们看不见德国人的阵地。利普顿决定爬到树上看一看，可是找不到一棵粗一点的、可以躲在上面进行射击的树。他选中了一棵有许多小分杈的树。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它的前杈上，把身体的重量分散在几个树杈上。他面对着德国人的阵地，如果德国人朝他这边看，他一定暴露无遗。他看见大约75米开外，有大概15个敌人，有的在堑壕里，有的就趴在没有任何掩护的地方。他们都在向e连开火，无暇顾及他们的正面，所以没有看见利普顿。

利普顿的卡宾枪是夜里捡来的。他朝空地上一个德国人开了一枪。那人的脑袋似乎耷拉了下去。利普顿又开了一枪，这下他的目标一动也不动了。他不知道这枝卡宾枪是否经过校正，就瞄准刚才那个人脑袋下方的地面开了一枪。就在他瞄准的地方，扬起一阵尘土。他知道这枝枪很准，他第一枪就把那人干掉了。于是他在这个不很稳的地方，向敌人进行快速瞄准射击。

康普顿中尉的汤普逊式冲锋枪也是夜里弄到的（这枪原是d连一个中尉的，那人在跳伞的时候把腿摔断了）。他利用自己运动员的本领，成功地从开阔地爬到了藩篱旁边。随同他一道行动的是瓜奈若和马拉其。德国人此刻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袭击，一是来自左侧的机枪火力，一是来自背后的利普顿和兰尼的攻击，一是来自温特斯小组的正面攻击。他们没有注意到康普顿的到来。

康普顿到了藩篱边，纵身从上面越过，然后钻进其中。他给德国人来了个冷不防，敌人的炮兵和步兵就在他的眼前。可是当他扣动那枝借来的冲锋枪时，却没有射出任何子弹。子弹卡壳了。

就在这时候，温特斯喊道：“跟我来！”攻击小组飞快地顺着藩篱奔向康普顿。几乎与此同时，瓜奈若纵身跳进康普顿身边的战壕。第一门大炮的德国炮手由于受到三面夹击，弃炮而逃。那些德国步兵随他们飞快地从战壕撤退，离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而去。e连的人把手雷扔向逃跑的敌人。

康普顿曾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的全美最佳接球手。他离敌人的距离相当于从本垒到第二垒的距离。他把手雷平扔过去——没有弧度——手雷砸中一个德国人的头之后炸开。接着他和瓜奈若与马拉其一起向战壕里扔手雷。

这时候，温特斯和他所率领的人也赶到，用步枪向战壕里射击，往里面扔手雷。他们热血沸腾，大声呼喊着，他们的肾上腺素给了他们超人的力量。

“泡泡眼”温的臀部中弹，掉进了战壕。“我真倒霉，中尉，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真倒霉！”他不停地大声喊叫。一颗德国的木柄手榴弹落进战壕。大家都迅速卧倒。

“乔，当心！”温特斯冲托伊大喊了一声。托伊趴到地上，那颗手榴弹就掉在他的双腿之间。托伊急忙翻了个身，手榴弹碰到他的步枪爆炸，把整个枪托都炸飞了。可是乔却没有受伤。1990年，托伊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要不是温特斯，今天我就要唱女高音了。”

温特斯向战壕里扔进几枚手雷，然后就在逃跑的炮手后面猛追。跟在他后面的是二等兵洛兰和瓜奈若中士。有3名德国步兵开始穿越开阔地朝布雷库特庄园方向跑去。

“干掉他们！”温特斯对托伊大声说。洛兰用冲锋枪撂倒了一个。温特斯用m－1瞄准了另一个人扣动了扳机，子弹打进了那人的后脑勺。瓜奈若一枪没有打中第三个德国人，但温特斯一枪打穿了那家伙的后背。接着，瓜奈若把一连串冲锋枪子弹送进那个受伤的德国佬的身体。那家伙不停地喊“救命”。温特斯让马拉其往那人脑袋上再补上一颗子弹。

第四个德国兵在距藩篱大约100码的地方跃出战壕。温特斯看见后，卧倒在地，仔细瞄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从他发起攻击到现在，只过了15到20秒钟。e连夺取了第一门大炮。

温特斯顿时意识到，在前面的战壕里还有许多德国人，他们很快就会组织反扑的。他立即卧倒，开始匍匐前进，来到一个连接战壕，朝下一看，“我很清楚地看见两个人支起一挺机枪，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我第一枪打中了射手的屁股，另一枪打中了另一个人的肩膀。”

温特斯让托伊与康普顿对第二门大炮射击。他派了三个人去看看缴获的那门炮，让另外三个人封锁住前方。这时候利普顿从树上爬下来，朝温特斯这边运动。他在中途停下来，往温的臀部洒了一些磺胺粉，然后给他缠上绷带。温还在一个劲儿地为自己受伤而连声道歉。团部的安德鲁·希尔准尉从利普顿后面赶上来。

“团部在哪里？”他大声问道。

“在那个后面。”利普顿指着后面说道。希尔伸出头看了看，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前额，然后从耳朵边上钻了出去，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他们的所有运动都限在战壕之中，而且都是猫着腰进行的，因为德国人的机枪火力几乎一直不间断，子弹贴着战壕上方嗖嗖地飞。马拉其看到温特斯干掉了30码开外开阔地上的一个德国兵，发现那人的腰带上有一只黑套子，他以为那肯定是一枝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很想把它弄到手，于是他朝开阔地上跑去，结果发现那原来是105毫米加农炮的瞄准具的皮套。温特斯冲着他大喊道：“白痴，这儿到处潜伏着德国佬。快回来！”显然，德国人以为马拉其是个卫生兵；只是在他向回跑时，德国人的机枪才开始朝他扫射。子弹打得他四周尘土飞扬，他一下子钻到一门加农炮下面。

温特斯在大炮旁边，想把它毁掉，可是没有爆破装置。利普顿走过来说他的野战背包里有，可是背包放在攻击出发点了。温特斯叫他快去拿。

该解决第二门炮了。他留下3个人守住第一门炮，然后领着另外5个人沿战壕向前冲，一面朝前面扔手雷，一面射击。他们从被温特斯打伤的2个德国机枪手旁边经过，抓了他们做俘虏。第二门炮的炮手开始后撤，e连只用了一人受伤的代价就把它缴获了。

由于夺取了2门大炮，加之弹药也不多了，温特斯派人通知4名机枪手全都到前面来。与此同时，6个德国兵觉得走投无路，用手捧住头，从连接战壕朝第二门大炮走过来，边走边用蹩脚的英语喊：“不要打死。不要打死。”

a连的二等兵约翰·d·霍尔加入了温特斯的小组。温特斯下令夺取第三门大炮。霍尔冲在前面，结果中弹倒下，不过那门炮被夺过来了。温特斯派了3个人守住它。他们虽然只有11个人，可是却控制了3门105毫米的加农炮。

在第二门炮的阵地上，温特斯发现了一个装着文件和地图的公文包。地图上标明了科唐坦半岛上所有的大炮与机枪阵地。他派人把文件和地图送回营部，同时把俘虏也一起押送回去，再领一些弹药，搬一些援兵来，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压力太大了”。他开始用手雷来摧毁炮阵地上的无线电、电话和测距仪。

赫斯特上尉亲自出马，带来3箱n炸药和一些磷燃烧手雷。温特斯在每门炮的炮筒里装进一箱炸药，然后把一颗德国木柄手榴弹扔进去。这样引爆之后，炮筒子被炸得像剥了一半皮的香蕉。利普顿带着爆破装置回来的时候感到很失望，因为已经用不着了。

由d连的罗纳德·斯皮尔斯中尉带领的5个援兵赶到。其中有一个是f连的“老顽固”霍奇。他直起身朝炮连阵地扔出一枚手雷，结果被机枪子弹打在背部与肩部，当时就死了。

斯皮尔斯率领几个人攻打最后一个炮连阵地，将其夺取并摧毁，但有2名弟兄被打死。

温特斯下令撤退，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密集的机枪火力的威胁。既然大炮已经摧毁，再占据它的阵地已经没有意义了。先撤下去的是机枪手，然后是步兵。温特斯最后一个撤离。他离开之前，最后向战壕里看了一下。“我们没有理会那个被我们打伤的德国佬，他却企图用机枪对我们开火，被我一枪击中脑壳，结果了性命。”此刻是11点30分。自温特斯受命对付那个炮连到现在，3个小时过去了。

e连以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12个人（后来得到了斯皮尔斯等人的支援）消灭了一个扼守2号堤道、控制了犹他海滩的德国炮兵连。那个炮连有一条电话直接通向2号堤道出口处一个碉堡里的观察哨，他一直在报告登陆的第4步兵师的位置。很难对e连取得的这一战绩做出精确的估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避免了许多人员的伤亡，同时使坦克得以从海滩顺利向内陆运动——也许首先还是使这种运动成为可能。如果说e连拯救了d日的犹他海滩，那是言过其实，但是说它对登陆作战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却是恰如其分。

温特斯他们的伤亡是4死2伤。可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却击毙敌人15个，打伤了许多，此外还抓获12个俘虏。简单地说，他们消灭了德军一个50人的排。这是守护这些大炮的德国精锐伞兵部队的一个排。他们还把炮手打得东逃西散。利普顿于1985年写过一篇分析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这次攻击，是指挥得当的小攻击部队，压制并调动在预筑阵地上数量较多的守军的经典战例。e连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迅速大胆的正面攻击、不同方向的侧翼火力，挫伤了德军的士气，使敌人误以为受到了大部队的攻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该连所受的良好训练。这一次对他们是战火的洗礼。这一次他们冒了极大的危险，以后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冒险了。利普顿说，如果他当时是个老兵，他是绝对不会爬到那棵树上，那样暴露自己。“可是那一天我们浑身充满了激情。”

瓜奈若说：“你是意识不到的，那是你的第一次。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干那天上午所干的事了。”康普顿说，如果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他是不会穿出那道藩篱的。利普顿说：“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死，觉得如果有子弹朝我飞过来，是会发生偏转的，要么就是我能避开。”

保罗·富塞尔在《战争时期》中写道：第一次参战的军人心里总是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很机灵敏捷受过良好训练模样很帅很讨人喜欢行为非常严谨，等等。”可是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这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最好还是小心些。只要我在利用掩蔽物挖工事暴露身体射击时更谨慎些只要我随时多加小心，我是能避开危险的。”

温特斯在分析这次战斗的时候说，这一时刻（他称之为“巅峰时刻”）要归功于陆军对他们进行的良好训练。他当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对阵地的观察、掩护火力的部署、作战任务的布置（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最优秀的人去完成·把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放在一组，把利普顿和兰尼放在一组）以及在最佳时刻亲自率领发动攻击。

温特斯认为，如果由索贝尔来指挥，他一定会亲自率领这13个人从正面发动攻击，他自己牺牲不说，还要搭上大多数人的性命。谁能说他那么做是错误的呢？可是，如果不是索贝尔，谁又能知道e连的人有如此良好的纪律、耐力（他们从半夜1点30分出发，经过一个无眠或几近无眠的夜晚，又经受了张伞时的剧烈震动以及摔落在地面时的冲击与伤害）以及进行这场短兵相接较量时使用武器的技能呢？

辛克为温特斯报请国会荣誉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每个师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在101空降师，这项荣誉被授给了率领部队进行白刃搏斗的罗伯特·科尔中校。温特斯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康普顿、瓜奈若、洛兰与托伊荣获银星勋章；利普顿、马拉其、兰尼、利布高特、亨德里克斯、普莱莎、佩蒂以及温荣获铜星勋章。

过了一个来月，温特斯被叫到团部。辛克、斯特雷耶和参谋们都坐在帐篷里。坐在首席的，是陆军的战史专家s·l·a·马歇尔。温特斯回忆说，桌子四周的气氛是“带电的”，“那些西点毕业的人就是‘豁出性命’也想有我当时的机会；坐在与马歇尔对面的椅子上。”

“好吧，中尉，”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说，“把你d日那天的作战表现跟我说说。是你端掉了那个105加农炮连，对吧？”

“是的，长官。”

“说说看，你是怎么干的。”

“好吧，长官。我布置了掩护火力，我们在火力掩护下接近敌人，我们夺取了第一门炮。接着我们布置了第二次火力掩护，夺取了第二门炮。然后是第三、第四门炮。”

“好。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长官。基本就这些。”作为一名下级军官，面对着这么多大官，他想自己最好别说得太啰嗦。所以他就像汇报常规的训练问题一样。

使温特斯感到特别恼火的是，马歇尔在他那本《天兵夜降》的书里，竟然对e连只字未提，仅仅说“部署在那里的2营不断对远处那个德国炮兵连进行袭击……”他的书中确实有关于攻占炮兵阵地的描写，但那发生在1号堤道附近的霍尔迪，是506团1营干的。马歇尔说，该营用了190人的兵力夺取了那个阵地。温特斯评论说：“要是有那么多e连的人，我就可以攻占柏林了。”

大约在12点15分前后，利奥·博伊尔也归队了。他落在82师的空降区，迷失了方向。他弄清自己的方位之后，就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运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连队。“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温特斯。他非常疲惫。我向他报到，他只是嗯了一声，再也没有跟我说别的。我想他见到我之后也许会高兴一点，不过他的压力太大了。”

连里的人在相互祝贺，谈论着他们的战绩，想通过回忆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拼接起来。他们是胜利者，兴奋、自豪、喜不自胜。有人从地窖里找来一些苹果酒，就把它传给大家喝。当大杯子传到温特斯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渴得要命，需要喝点东西提提神”。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把别人都惊呆了，因为他以前是从来不喝酒的。“我当时以为喝下去会使我的思维和行动变得慢一些，可并不是那么回事。”

韦尔什归队报到。他与82师的几个人一起，沿途与敌人有过一些短暂的交火。在他的背包里，装着他那顶备用伞。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他都把它背在身上。“我想把它带回去送给基蒂，把它做成一套结婚礼服，留着我们战后结婚的时候穿。”

来自布雷库特庄园方向、道路对面藩篱中的德军机枪火力越来越猛烈。温特斯命令机枪手也对敌人进行骚扰表示回敬。马拉其把他的迫击炮管找来了，可是没有底座与支架。他把炮管支在地上，朝着庄园打了十余发炮弹。瓜奈若也用一根迫击炮管支起一门炮。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打出的每一发炮弹，都击中了目标。“像这样的技能不是教出来的。”温特斯评论说，“这是天赐的灵气。”马拉其把炮弹打完之后，他的炮管已经全都埋进土里了。一个法国老农找来一把铁锹，帮他把它挖了出来。

到了中午时分，第4步兵师的人马开始通过格朗希蒙。韦尔什记得“从海滩那边过来的第一批步兵各个人的面部表情。他们看见那些横七坚八、扭曲变形的伞兵和德国兵的尸体后，连肚肠子都要吐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为止，e连已经有了50来个人，可是还没有人知道米汉中尉的命运，温特斯也就成了实际上的连长。

尼克松中尉走过来，带领着4辆谢尔曼式坦克。他让温特斯把敌人的阵地指给坦克兵们看，然后让e连为坦克攻击提供步兵支援。温特斯从后面爬上第一辆坦克，对指挥官说：“我要沿着那一边、那一边、还有那一边的藩篱对那个庄园实施火力打击。把剩下的所有目标都摧毁。”

坦克隆隆地冲了过去。对那些坦克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实战，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向敌人开火。坦克上满载着弹药，有50与30毫米的坦克机枪子弹，也有75毫米的坦克炮炮弹。

“他们把那些藩篱打得飞上了天。”韦尔什回忆说，“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会停止射击呢！”

到下午三四点钟，布雷库特庄园一带被控制。瓦拉维耶勒一家人都从大宅里出来了。领头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德·瓦拉维耶勒上校，后面跟着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路易和米歇尔。米歇尔双手举过头走进通向院的过道。和他一起的是一些留下来准备投降的德国军人。一名美国伞兵朝米歇尔背后开了一枪，如果不是因为错把他当成了德国人，就是认为他是德国人的同伙。米歇尔没有死，不过他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他是从犹他海滩撤退到英国的第一个法国人）。尽管发生了这一不幸事件，这弟兄俩还是和e连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米歇尔后来当了圣玛丽德蒙特的市长，是犹他海滩博物馆的创办人与建设者。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撤离了圣玛丽德蒙特，e连与2营的其他连队进入该地区，然后向西南偏南方向2公里外、只有6幢房屋的库洛维尔村挺进，因为斯特雷耶把2营的指挥所设在那里。温特斯把连里的人安顿下来过夜，并在几个地方布置了哨兵。他们吃的是k号干粮。温特斯独自去巡逻。到了村子外，他听见卵石路上有部队行进的声音。带铁钉的皮靴声告诉他，那是德国人的军队。他急忙卧倒在沟里，一个班的德国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已经能闻到德国人身上的特殊气味。那是汗透的皮革与烟草的气味。他想，离得太近，这气味真难闻。

韦尔什中尉记得，他当时正在熟睡的人中间走动，心中思忖“这一整天，他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闻到的都是死亡，可是从来没有想到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不是来感受恐惧的，也不是来送死的。他们是来取得胜利的”。

在睡觉之前，利普顿回忆了与默里中士过去的谈话。当时他们曾经谈到了战斗以及如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他悠悠乎乎地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他很满意，很欣慰”。

正当温特斯准备抬起身子，他听见“德国人的手提式冲锋枪响了。显然是在放空枪，这是没有危险的，就像一伙喝醉酒的年轻人在晚会之后胡闹”。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睡觉之前，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忘记跪下感谢上帝，是他保佑我安然度过了这一天，我请求他在d日后的一天也助佑我。”他为自己立下誓言：如果他能活到战争结束，他要找一个偏僻的农场，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