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都斯塔的俱乐部在与天主教大教堂毗邻的古老的圣彼得教堂附近，那是一幢坐落在又肮脏又凄凉的小广场上的孤孤单单的石砌房子，那些石头已被潮气侵蚀得发黑。俱乐部的年轻成员想迁出这座旧房子，可是，那些严肃的资深成员却认为，改变俱乐部的地址便意味着它的死亡。结果，俱乐部没有乔迁，只是对漏雨的地方和因年久失修而造成的其他破损的地方不断地进行修缮。整整有三代人在俱乐部那幢窄小、昏暗的房子里熬过夜。如果将俱乐部迁移到新区，即拉科罗尼亚区，在感情上人们也无法接受。此外，老人们还说，俱乐部一旦迁出恩西马达区，那就永别了。俱乐部也算得上是个贵族嘛。

一般地说，俱乐部的那座舞厅斐都斯塔人常常自豪地向外地人展示，其他的设施则没有多大价值。

俱乐部的侍者们都穿一身与城市里的警服相仿的制服。外地来的人因不懂当地的习惯，想叫个侍者，结果却以为来了个抓自己的警察。

这儿的侍者一般都缺乏教养，这也是从祖上遗传下来的。让他们身穿这样一套制服，是为了表明他们是仆人。

门厅里有两个门房坐在一张松木桌子的边上。他们不跟进进出出的俱乐部成员行礼已是多年来的习惯。

可是，自从隆萨尔当上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他在外地见到过另外一种习俗，门房即使见到一个普通的俱乐部成员，也得点头致意，嘴里还得咕噜一声，意思是向对方问好。如果进门的是个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门房就该将屁股从座位上抬高半柞1；如果隆萨尔本人进来，则应抬高一样；如果俱乐部主任堂阿尔瓦罗·梅西亚本人进来，门房就应该像新兵那样立正致意。

1一样是大拇指和小指两端张开的距离，约二十公分。

走进门厅，有三四个过道，现在已变成会客室、休息室，或聊天、玩多米诺骨牌的场所。再往前去，是一间比较像样的大房间，里面有几个大壁炉，得烧掉不少木柴（当然没有侍者们说的那么多）。每到年终，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开会时，总要为木柴问题展开一番争论。在那个大房间里禁止玩声音刺耳的多米诺骨牌，那是斐都斯塔要人们聚集的场所。那儿也不许大叫大嚷，因为东边隔着一扇庄重的大红天鹅绒门帘，就是玩牌的地方，大伙儿叫它红厅。厅内必须保持安静，如有可能，隔壁那房间也应该这样。过去，玩牌的地方与弹子房相毗邻，后来，用球棒打弹子的声音搅得玩牌的人心烦，他们便将牌室搬迁到以前曾是阅览室的那个红厅去了。现在的阅览室就在弹子房的旁边。牌室从来不见阳光，总是一片昏暗，惨淡的烛光得像矿井中的矿灯一样明亮。

堂庞佩约·吉马兰是个讨厌人家玩牌的哲学家，他将红厅里玩牌的那些人称为伪币制造商。他认为，他们在那个鸦雀无声、异常神秘、不能随意表示喜怒哀乐的角落里干的尽是非法的勾当。那些平时吵吵嚷嚷的年轻人一进入玩牌的这个红厅便显得一本正经，宛如信奉某种神秘宗教的教士。对斐都斯塔人来说，走进红厅便意味着从少年进入成年。总有个把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或自己玩牌，或瞧着别人玩牌。他们玩起牌来苦思冥想，还瞧不起别的无聊的消遣方式（也许他们已经玩厌了），喜欢玩这种需要认真对付的抢分和吃牌1。人们只要仔仔细细地观察那些“神父”如何对“剑花”和“棒花”2进行顶礼膜拜，就能认识斐都斯塔知识界的一大特点。

1抢分和吃牌都是三人牌戏的术语。

2“剑花”和“棒花”都是西班牙纸牌的名称。

促进会的头头说，斐都斯塔人牌技并不高，只是靠运气好才赢钱的，但实际上这是为进“犯罪室”迅速发财制造的一种借口。其实，斐都斯塔俱乐部的人牌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众所皆知的。当然，也有一些初出茅庐的新手，但这些人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赢谁的钱呢？然而，事实的确和促进会会长的说法正好相反。那些玩三人纸牌的行家都是从斐都斯塔出去的，只有斐都斯塔才会出这样的人才。他们一旦进入政界，便平步青云，身居要职，掌管政务，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们精湛的牌技。

在牌室的四角各放一张桌子，另外，在中间又放了四张。这八张桌子有一半已坐满了人。每张桌子周围还站着（或坐着）不少看牌的人，他们都是铁杆牌迷。打牌时，很少有人说话，只是向别人要烟抽时才说上一句半句。也很少有人在一边出主意，这既没有必要，也很少有人听。市政府的职员巴西里奥·门德斯是在座的牌友中的高手。此人脸色苍白，身材瘦削。正如斐都斯塔人说的那样，从他的衣着看，看不出他是手艺人，还是个体面的人。他靠他的工薪无法养家糊口，因为家里有妻子还有五个孩子，他平时就靠玩牌补贴日常开销，倒也颇受人们的尊重。他玩起牌来，就像在干一件他没有兴趣干的活儿，没精打采；他性格粗鲁，人家对他说话时总是爱理不理。他一门心思在盘算着自己的事情：他准备用玩牌赢来的钱在堤岸附近盖一座四层楼房。坐在他一旁的是检察官马蒂亚斯，他不想玩“蒙脱”1，才来这儿玩三人牌戏的。每当他在“上边”牌运不佳时，便下来玩三人牌，竭力想多赢一点儿，他一般输得不多，因为他一输，就不干了。这会儿发完牌正在休息的这个人是给检察官和巴西里奥生金蛋的“母鸡”，他们俩准备慢慢地吸干他身上的血。他是个拥有长子继承权的乡下人，名叫文库莱特。以前，他从乡下来赶集时，常来这儿玩牌；后来他当上了省议员，还是常来这儿；最后，他干脆把家搬到斐都斯塔。这样，他便能和那几个玩三人牌的高手朝夕相处。他为他们发财开辟了道路，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在自己村子里玩牌不过瘾。文库莱特玩牌常从下午三时玩到次日凌晨两点，只在吃晚餐时休息一下，胡乱吃点东西。堂巴西里奥和检察官轮番在他身上“拔毛”，但有时也同时于。这次同时玩牌的有四人，这第四个人是胡乱拼凑的角色。在别的牌桌上玩牌的人技艺都差不多，外地人来得不少，几乎全都是公务人员。

1一种牌戏。

玩牌时牌友一般来说都是很有教养的。这些人中，许多人确实很有礼貌，但由于牌友彼此十分熟悉，有时也能听到以下的对话：

“我说，这钱是您给我的。”

“我要对您说，不是这么回事。”

“我说是这么回事。”

“你在撒谎。”

“你太有教养了！”

“总比你强！”

原来是为了一枚伪币。

为了保持平衡，保持和谐的气氛，大自然总赋予人们不同的个性：有的牌友性情暴躁，令人生畏；有的人（例如文库莱特）性格温和，胆小怕事，活像一只羊羔和鸽子。

堂巴西里奥常常说，那个享有长子继承权的人牌风不正。为此，文库莱特多次为自己辩解。这时，市政府这个职员便会大喊大叫：“谁敢对我无礼！”说完，便对桌子猛击一拳。

文库莱特不再吭声，继续玩牌。

这种不常见的争吵只持续一会儿，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总的说来，这间牌室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

阅览室兼做图书室的那间房子相当窄小。中间放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面铺着绿色桌布，桌子四周是乌德列支1丝绒沙发椅。图书室实际上只有一个胡桃木书橱，这只不大的书橱镶嵌在墙内。书橱内有皇家学院编的《词典》和《语法》，这是俱乐部智慧的象征。当初购买这两本书是因为俱乐部的成员常常为某些词的词义，甚至是它们的写法争论不休。另外，还有一本不完整的《两个世界》的合订本和几种画报的合订本。书橱里还有一本《法国画报》，放在那儿原是出于某些人的爱国激情，因为上面有一幅插图，说西班牙某国王在刺杀斗牛。为这种激进的爱国热情所驱使，在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会议上不少人发表了很好的演讲，其中还提到了萨昆多和科瓦东加2的英雄人物，末了还要提一下一八0八年3的英雄们。书橱下面几个抽屉里有几本很有教育意义的书，可开抽屉的那把钥匙遗失了。

1荷兰一城市。

2萨昆多和科瓦东加是以抗击摩尔人入侵闻名的两个村镇。

3指一八○八—一八一四年抗击法国军队入侵的斗争。

每当俱乐部的成员要借书橱里的书时，管理员就没好气地走过来，让借书的人再说一遍想借什么书。

“对，先生，我要借《斐都斯塔编年史》……”

“您知道这书就在书橱里吗？”

“对，就在那儿。”

“问题是，”管理员搔了搔耳朵，“没有这样的惯例……”

“什么惯例？”

“好吧，我去找一找钥匙。”

管理员回转身，慢吞吞地走了。

凡是上这儿来借书的人一般都是俱乐部的新成员。这时，他可能在观看张挂在图书室墙上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地图或《天主经》，以消磨时间。管理员回来了，两手插在裤袋里，嘴角挂着一丝狡黠的微笑。

“我刚才已经说了，小伙子，钥匙不见了。”

在俱乐部旧成员的眼里，这图书室只是画在墙上的一幅画。

人们得最多的是报纸和画报。报纸每天晚上不翼而飞，画报上漂亮的插图都被人小心翼翼地撕下来。丢失报纸的问题是管理委员会需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怎么办？是不是给报纸拴上一条铁链？即使这样，俱乐部的成员也会将报纸一张一张地撕下，或者干脆将报纸和铁链一起取走。最后他们决定报纸仍然可以自由，但要有人看管。其实，这样做也还是白搭。堂弗鲁托斯·雷东多，这个从美洲回来的阔佬，晚上躺在床上不看一下俱乐部的《公正报》是没法入睡的。他不能将自己的床移到阅览室，便只好将报纸拿回家去。用这种方式每天省下五分钱的报费，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信纸价钱较贵，也常常丢失，后来他们决定给特别需要信纸的人每人发一小张。在处理上面说的这些问题上那管理员的态度活像监牢里的典狱长。他总觉得看书报的那些俱乐部的成员不怎么老实。人们有事叫他，他也不一定过去；钢笔生锈了，他也不换一换。

桌子四周可以坐十二人。除非送邮件来的时候，平时很少满座。大部分来这儿看书报的人只是看看新闻而已。

常来阅览室的读者中最值得尊敬的是一位得过中风的绅士，他曾经往英国运送过谷物，自以为需要读读外国报刊。他每晚九点必到，先取来《费加罗报》，又取来《泰晤士报》，将它放在《费加罗报》的上面，然后，戴上金丝眼镜，耳中听着煤气炉发出的似催眠曲一般的咝咝声，伏在世界上第一家报纸上甜蜜地进入梦乡。这是他享有的权利，谁也无权和他争夺。这位先生中风病发作，伏在《泰晤士报》上死去后，人们获悉，他其实不懂英文。另一个常来阅览室的读者是个年轻人。他准备参加检察机关和注册登记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官方公报》，连一条拍卖的消息也不放过。他简直是阿尔库比利亚1再世，他说起行政当局取得的成就和缺点时，如数家珍。

1十九世纪西班牙法学家，《西班牙政务同典》的作者。

在这个年轻人身边常常坐着一位绅士。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积习：给京城的报刊提供自相矛盾的消息。他文章的署名是“记者”。只要马德里哪家报纸登出“来自斐都斯塔的消息”，那准是他的大作。次日，他又在另一家报纸上否定那些消息，结果，“来自斐都斯塔的消息”纯属捏造。此人本来就对报纸持彻头彻尾的怀疑态度。如果他知道是怎么办报的，那他就更会怀疑了。法国人和英国人打起来的时候，“记者”对战争还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经纪人之间的事。一直到麦茨1投降后，他才相信真的打起来了。

1法国一城市。

每当送邮件去时，诗人特里封·卡门纳斯也必去阅览室。他怀着热切的心情匆匆翻阅好几种报纸，随后又立即失望地离开那儿。看来“还是没有发表”。这是指他寄给哪家报社的一首诗或，至今还没有问世。在斐都斯塔的每次文学比赛中都得到玫瑰花的卡门纳斯，尽管在自我推荐的信件里用上了最文雅的词语，却没法在马德里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诗作。他在自荐信里，一般都是这样写的：“我最敬仰的先生：随信寄奉几首小诗，如蒙先生垂青，请借助贵报一角予以发表，别无他求……”然而，结果总是石沉大海，他的诗一首也没有发表。一年后，他要求报社退稿，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原稿不退”。于是，他将草稿誊清，将那些诗作全都发表在斐都斯塔反动的《御旗报》上。

另一个常去阅览室的读者是个半痴的老头子。如果他不将每天送到俱乐部里的所有报纸都浏览一遍，那他是不肯上床睡觉的。他特别喜欢看一家以技巧高、文风严谨而着称的报纸上的冗长的散文。这些文章语言委婉，晦涩难懂，还常常藏头去尾，令人抓不住要领。老人读了，常常感到不知所云。

“文章的技巧真高！”老人说，尽管他连文章都没有读懂。

正由于他不知什么是技巧，才以为技巧很高；如果他知道技巧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些文章就谈不上有什么技巧了。

一天夜里，这位爱将所有报纸都测览一遍的老人叫醒了自己的妻子，说道：

“听我说，帕卡，我现在睡不着……今天我在报上读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知你懂不懂：他没有不再让我们以为他该受责备了。你懂吗，帕卡？他到底该不该受责备？这句话弄不明白，我是没法睡觉的……”

阅览室的报纸就由这样一些经常光顾的读者默默地传阅着。他们贪婪地着在八到十种报纸上反复出现的新闻。用这种方式在精神上得到满足的人，晚上十一点以前便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去睡觉。他们确信某单位的出纳已携款潜逃，这则消息是他们在十来种不同的报纸上看到的。看来这些令人尊敬的先生已完全成了官方新闻的奴隶。他们大部分知识都来源于靠一把把剪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那一小块一小块剪报。

有时，图书室里静得似乎能听见每个聪明的读者用大脑进行思索的声音，突然一声像地震似的巨响，使地板和玻璃都晃动起来。这种情况曾出现过多次。那些老的俱乐部成员听到这种声音毫不理会，甚至连眼睛也不抬一下；可那些新来的成员则会惊恐万状，他们看看天花板，看看四壁，生怕整座楼房会塌下来……当然，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原来那是台球室的先生们在用打台球的棍子捣楼板。俱乐部的某些先生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良好的心情，这是尽人皆知的。

晚上十一时阅览室里便空无一人。瞌睡万分的管理员整理好报纸，关上煤气灯，这时室内几乎陷入一团漆黑。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这时，炮兵上尉堂阿马德奥·贝多亚身穿便服，裹着一件带有宽披肩的外套走进来。他四下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室内漆黑一片，这对他正合适。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书橱边，取出钥匙，从书橱下面的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接着把自己带来的那本书放回到书橱里，把刚取出的那本书藏在衣服的褶子里，然后重新锁好抽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来到桌子边，吹着口哨，吹的是皇家进行曲，同时，假装在浏览报纸。应该是报纸在看他！他在那儿装模作样地待了五分钟，便得意地走出图书室。他不是贼，他是个书籍收藏家。贝多亚的这把钥匙是图书管理员丢失的。堂阿马德奥是军队中的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他在军队里是个勇敢的军人。几年前，他幸运地当选为步兵协会主席，需要学习，发表演说。后来，他竟出人意料地成为杰出的演说家。这不光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长官们的看法。同时，他又成了文学家，他甚至还像祖国的卫士那样庄严地起誓，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这个比一般老百姓知识丰富的军人开始引起斐都斯塔人的注意。贝多亚本人发现，当炮兵和搞文学不是一回事，因此，他努力学习，慢慢地成了很多科学、艺术和文学协会的正式会员或通讯会员。他在考古学和植物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在植物学和园艺学方面有较深研究。他是土豆病防治专家，他写的防治土豆病的一篇论文，得到政府的嘉奖。他还善于写军人传记。他替好几位人们公认属法尔内西奥1或斯皮诺拉2一样的将领收集好素材。他已给某旅长写了传记，说某一次战役要是由他来指挥，他将会光荣地成为像拿破仑一样的将领，绝对不会像真正指挥那次战役的那位无能的将军那样将阵地丢弃。

1十六世纪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等）的将领。

2又叫埃斯皮诺拉，十七世纪意大利将领。

他写这类重要人物传记的素材都来源于俱乐部图书室那个书橱下面抽屉里的书。当然，世界上这一类书还多得很，只是不知在什么地方。贝多亚属于这样一类学者，他们的长处是善于抄袭谁也不喜欢看的东西。他在自己的稿纸里用上帝赋予他的那一手又娟秀又工整的好字一段一段地将别人的东西抄下来后，就认为这是自己的大作了。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考古。对他来说，任何一件艺术品，只要不是他的，即使属于诺亚1时代，也毫无价值。他和贝尔穆德斯一样，也是为爱古董而爱古董，只是贝多亚的主观色彩还更多一些。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他要让他喜爱的艺术品属于自己。

1根据《圣经》故事，是人类遭洪水毁灭后的新始祖。

有件事他要能说出来就好了！这件事一说出来，那么，贝尔穆德斯和讲经师之流准会惊得目瞪口呆。可是，这件事他不能说，但他又有点憋不住。如果一说出口，他也许会被判服苦役。他刚想开口，就忍住了，只是向四下看了一眼，原来他有一份珍贵的菲利普二世1的手稿，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政治文献。他是从西曼卡斯档案馆里偷来的。怎么偷的呢？这是他的骄傲。正由于有这样的优势，贝多亚瞧不起其他的古董收藏家。当然，这件事他是不会往外张扬的，他怕去服苦役。

1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

“犯罪室”在三楼，那是赌场（说得更具体一些，是玩轮盘赌和纸牌的地方）。到那儿还得穿过几条又黑又窄的过道。市政当局从来没有打扰过这个隐蔽的赌场的安宁，即使在社会公德良好的岁月里也没有这样做。在报社记者，特别是在《御旗报》记者的要求下，当局对卖淫进行了狠狠的打击，但对赌博没有加以过问。正如卡门纳斯在《御旗报》上撰文指出的那样，既然在地方报刊上每天都有关于无耻的女人出卖肉体的那种刺激性很强的消息，政府当局自然要打击她们了。

报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标题：“瞧这些雌鸽！”“向雌鸽开火！”有一次，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本人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干脆就叫《娼妓》，文章结尾是“寡廉鲜耻的人”。

回过头来再说说赌博的事。如果哪个手段强硬的省长试图对俱乐部的成员进行威胁，说要让他们惊吓一场，那么，那些有影响的赌徒便会回敬他一句：他可能下台。在一般情况下，省长对赌博的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像反对派说的那样，能得到体面的补贴呢。斐都斯塔的赌徒有一个优点，他们晚上不熬夜。这些人都是忙人，每天得起大早。例如，有个医生输掉了白天赚来的钱，晚上十点就回家睡觉去了。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得冒着风雪和严寒，下雨天还得踩着满是水坑的泥泞的道路，跑遍全城。辛苦忙碌了一天后，他又回到那儿，像在祭坛上安放供品一样，将自己挣到的几个比塞塔1放在绿色的牌桌桌布上。律师、检察官、公证人、商人、工厂老板、职员和小业主等都是这样。牌室、阅览室、台球室、聊天的地方、多米诺骨牌室和棋室，都有各自的爱好者，而且总是那么一批人。可是，“犯罪室”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上那儿去的人无论从职业看，还是从年龄、思想、爱好和性格看，都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1西班牙通行的货币名。

说斐都斯塔以纯正的爱国主义、宗教信仰和爱好非法的娱乐着称，这决非无稽之谈。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而爱好赌博呢，原因在于斐都斯塔这个地方雨水太多。天老是下雨，没法出去走走，怎么办呢？为此，哲学家堂庞佩约·吉马兰建议开放大教堂，让市民去散步。对他的建议，卡门纳斯在《御旗报》上撰文，做出答复：“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宗教信仰对赌博这种恶习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儿指的是迷信。据说，俱乐部里的一些有名赌徒都非常迷信。有个商人，是个自由派人士，不怕鬼神，却总是将一双旧鞋放在那个娱乐中心的门口。他每次一到俱乐部，便穿上那双鞋底已破的鞋子上楼去碰碰运气。他发誓说，穿新鞋子他从来没有交过好运。因此，他就成了赤脚赌徒。他就凭这种迷信和某种不正当的手段每赌必赢。有一年，他为圣弗朗西斯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九日祭，正如贝尔穆德斯说的那样，斐都斯塔所有宗教界的人士都参加了。

贝多亚走出俱乐部时，没有让门房看见，因为门房都已沉沉入睡。他走后，俱乐部里只剩下十来个爱熬夜的人。他们人数不多，而且总是那么几个。其中有几个还是残疾人，他们早在马德里就养成了熬夜的习惯。还有几个是学他们样的斐都斯塔的花花公子。这些夜猫子聚集在一起干些什么，我们下面再讲，因为参加这些人的聚谈会的还有本书的一些重要的角色。

下午三时半，天下着雨。在牌室旁边的那个房间里的人，还是平时常见的那几个俱乐部的成员，有几个没有玩什么，有六个人在下棋，他们将各自的棋盘放在靠近阳台的地方，因为那儿光线明亮一些。在房间里面，好像天快到黄昏时那样黑暗。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为了让人们点烟，点着一枝蜡烛，火苗在雪茄烟的烟雾中闪烁着，好像雾中的一颗星星。在桌子周围，坐着俱乐部开创时期的六个老成员。他们都坐在屋子阴暗的地方，有几个坐在旧沙发上，有几个坐在铺着草垫的椅子上。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是在下午三点整上俱乐部喝咖啡和酒。他们话说得不多，没有得到众人一致同意，谁也不敢提出什么新主意。他们在这儿议论当天发生的事情，还对其他人评头论足，但从不动感情。谁要打破常规，另出新招，就会受到大家的指责，但不会受到侮辱。他们常常称赞那些彬彬有礼、不爱夸大其词的谦谦君子。他们认为即使撒谎也比夸口强。堂萨图尔诺·贝尔穆德斯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这些可敬的先生们的有节制的赞扬。不过，一般说来，这些人更喜欢谈论动物，探讨某些动物的本能，例如狗和大象，虽说他们不承认动物有智慧。“河狸现在建造的巢穴和亚当时代人们建造的房屋没有什么两样，但河狸只有本能，缺乏智慧。”他们有时也谈到某些家畜的用途。比如说，猪的全身都有用，还说到牛和猫等。不过，他们认为谈论没有生命的事物更有意思。比如，他们对民法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有关亲缘关系和继承权的那一部分感兴趣。

如果在这些俱乐部的老成员面前走过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新成员，他们中间就有人会问：

“这是谁？”

“这是某某的儿子，也是某某的孙子，他和某某的妹子结了婚。”

就像樱桃树一样，全体斐都斯塔人都有点儿亲缘关系。因此，谈到这个问题时，最后的结论总是这样的：

“如果认认真真地排一排，我们大家都是亲戚呢。”

气象学也是他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外面刮的风常使俱乐部的这些有功劳的成员忧心忡忡。眼下的这个冬天总是他们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有时他们会压低声音说话，这时，他们特别小心，尤其是讲到教士、女士和政府当局的时候。

尽管他们在一起这么谈天说地显得很愉快，但那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与他们在一起的只有一个秃头青年）却更喜欢清静。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几乎都不说话，虽然睁着眼睛，却好像都在睡觉。

离他们不远处，有两三群爱打打闹闹的人吵得他们不得安宁；远处传来了令人讨厌的多米诺骨牌的声音。多米诺骨牌室原来是在这儿的，是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将玩牌的人赶到那儿去的。玩多米诺骨牌的人总是那么几个：一个大学教授、两个民用建筑工程师和一个法官。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嚷，还互相谩骂，但都是在开玩笑。这四个被那种双面六花骨牌系在一起的人，为了不输牌，连科学、公道和公共工程都可以弃之不顾。舞厅里不准玩牌，也不许喝咖啡，法官先生们和其他一些人在那儿散步。贝加亚纳侯爵遇到天下雨，不能去室外走走，也上那儿去。

最爱闹的要数上面讲到的那些喜欢吵吵嚷嚷的人。

“这是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坐在屋角的那些老人说。他们虽离那伙人只有两步远，但很少和他们说话。老人们少说多想。

“吵死人啦！”一个老人低声地说。

“您仔细听听，”有人回答他说，“这些人从来不谈本省的实际利益。”

“只有梅西亚先生来的时候……”

“噢，梅西亚先生……那是另一回事了。”

“对，他是个人才，通晓财政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我也相信政治经济学。”

“我不相信，不过，我对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的论文相当欣赏，我认识这个人。”

他们什么话都说，但从不争论；一出现争论的苗头，便有人提醒大家不要争吵，这时大伙儿就不说话了。

对面的那张桌子边有个先生在大声说话，此人属自由派，还当过市长，在各种政治制度下他都是个高利贷者：为人心术不正，与神父作对，他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表明他的自由主义观点。

“不过，我想请问您，”他说，“谁告诉您讲经师不想当庭长夫人的忏悔神父？”

“有人亲眼见到唐娜·安尼塔走进了堂费尔明的忏悔室，还见到讲经师没有跟庭长夫人打招呼就走出了忏悔室。是此人告诉我的。”

“可我却看见他们互相打了招呼，还看见他们在堤岸说话呢。”

“没错，”第三个人大声说，“我也见到他们了。德·帕斯跟大祭司走在一起，而庭长夫人和比西塔辛在一块儿。还有一点，我见到讲经师脸都红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前市长装做大吃一惊的样子，大声地说。

“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得比大家都多！”说话的是个公子哥儿，他刚刚在马德里获得医学硕士学位。说起话来，他喜欢模仿萨马科依斯、卢汉、小罗梅亚等马德里的丑角。

他压低了声音，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这件事非常机密。众人便朝他身边凑过去。他用手掩着嘴，将自己叉开双腿坐着的那把椅子向后靠，让椅背倚着后面的桌子，说道：

“这是小巴科·贝加亚纳告诉我的。大名鼎鼎的大祭司堂卡耶塔诺请安尼塔更换忏悔神父，因为……”

“得了，得了，您怎么会知道呢？”与神父作对的那个人打断他的话说，“这是忏悔的秘密嘛！”

“我知道！是小巴科对我说的，没错！梅西亚……”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说，“梅西亚在勾引庭长夫人呢。”

这话一出口，便引起一阵骚动。坐在黑暗角落里的人在窃窃议论。

“这也太过分了。”

“背后议论一下也未尝不可，说几句无根无据的话也可以，但不能这么无中生有。刚才讲到了讲经师的事和忏悔的秘密就够了，怎么还将庭长夫人也扯进去呢。这小青年说话也太欠考虑了。”

“诸位先生，我可没有说庭长夫人在勾引谁，我是说阿尔瓦罗想勾引她，这可不是一回事啊。”

众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庭长夫人……这太过分了。”

那花花公子耸一耸肩膀。他认为自己挺有把握，因为这件事是梅西亚的好朋友，侯爵的儿子告诉他的。

“那么，我再请问一下，”前市长佛哈先生问道，“梅西亚想勾引庭长夫人，这和讲经师及忏悔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终于逮住了把柄，不想轻易放手。俱乐部里讲神父们坏话的机会也不多。

“这关系可大呢，因为大祭司想请讲经师帮忙，想将听庭长夫人忏悔这副担子交给他。”

“孩子，别这么多嘴多舌的！”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也在场，他提醒儿子说。他发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让儿子在马德里学会了油腔滑调，非常吃惊。

“我是说，安尼塔是个顾虑重重的女人，这大伙儿都知道。”年轻人继续压低着声音，其他的人都来到他的身边，一个个脑袋凑在一起，真像一只“韦司卡大钟”1。

1西班牙雷昂国王拉米罗二世（1085—1151）杀死了十五名叛变的贵族，将他们的头颅挂在王宫地牢的拱顶上，呈钟形。

“安娜顾忌多，也许她已注意到他的目光……可她要保持自己的名声……大祭司不太善于捉摸这种复杂的心情，只有讲经师才行。”

众人听了，微微一笑，表示赞同。

说人家坏话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听得人了神，他对一个朋友挤了挤眼睛。毫无疑问，自己的孩子只有上马德里，头脑才会开窍。付出的代价是大了点儿，但结果也是见得到、摸得着的。

小伙子说话信口开河虽常引起人们的非议，但他善于辞令，说起话来，语音铿锵，满口俏皮话，还辅以种种表情和手势，确有很大的说服力。

于是，这个所谓弗拉门戈式的年轻人便开始成为艺术界和社交界中的雅士。这年轻的医生穿一条紧身裤，头戴一顶带角的帽子，额前垂着几络头发，那头发就像斗牛士垂在太阳穴旁边的头发一样。他的发型很像精工制作的假发套。

他叫华金·奥尔加斯，常常和城里的那些已达婚龄的姑娘眉来眼去，这就是说，他一个劲儿地盯着她们，而他也愿意让她们看自己。他在当年结束了学业后，便打算尽快找个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她有嫁妆，他有外貌、医生的资格和像弗拉门戈一样的才干。他头脑相当灵光，但喜欢赶时髦，显得比外表看起来还要俗气。如果他在马德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那么，在斐都斯塔就很特别，像他这样的人在这儿只有五六个，而且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他和小巴科·贝加亚纳成了莫逆之交。虽然他和名闻遐迩的梅西亚没有深交，但也多少沾到了斐都斯塔这个高雅人士的光。奥尔加斯称梅西亚为阿尔瓦罗，因为小巴科与梅西亚关系密切，而他又和小巴科称兄道弟。

华金因自己的这番议论获得成功非常兴奋。他还说，人们对庭长夫人的尊敬和赞赏并非出于真心。

“她是个美人，是个绝代佳人，还是个有才华的女人；她可以生活在另一个人生舞台上，可以展翅高飞……如果你们希望我把话说得干脆一些，那我就说，她是个高雅的女人，如果真有这样的女人的话。不过，说到底，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也是个人’1。”

1原文为拉丁文。

他并不明白这句拉丁文的意思，也不知它出自何处，反正每次讲到人的弱点时，他就用上这句话。

俱乐部的成员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这小子还会用拉丁语说人家的坏话呢。”父亲想，他越来越为这个冤家做出的牺牲感到满意。

小华金高兴得满面通红。当然，这与他刚才喝了点茵香酒有关。他以为，再唱支歌，便能获得更大的光荣。他站起身，伸直一条腿，在原地转了一圈，便唱了起来：

开一开门吧，

请打开边门……

“应该让斐都斯塔人丢掉偏见！庭长夫人不也是血肉之躯吗？阿尔瓦罗是无坚不摧的……”小奥尔加斯停止跳舞（刚才他一边说话，一边在跳舞）。旁边那个房间传来一阵踏地声，震得楼板也颤动起来。

“准是那英国佬在隔壁房间。”奥尔加斯喃喃地说，脸显得有些苍白。那果然是隆萨尔。

贝贝·隆萨尔（不知为什么他得了个“火枪”的绰号）是本省佩尔努埃塞斯村人。父亲是个富有的牧场主，因此，他能在首都上学。学的什么，下文自有交代。像文库莱特爱玩三人纸牌一样，他十几岁就爱玩猜牌。牌玩得人了迷，连放假也不回老家去。他完成不了学业，即使老师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对他大发慈悲，他也难以在民法和刑法方面取得硕士学位。

一次，在考试中老师问他：

“小伙子，什么是遗嘱？”

“遗嘱嘛……顾名思义，是死人说的话。”

除了有人叫他“火枪”这个雅号外，也有人叫他“大学生”。这是对他的讥讽，但他却不明白。光阴茬再，牧场主一命归天，贝贝·隆萨尔便不再上学，他卖掉家里的土地，迁居京城，不知怎的一下子成了个政界人物。

这其中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开始时他是选举团的一个成员，后来，又参加市政会议，成了市政府委员，最后变成代表佩尔努埃塞斯的省议员。尽管他在行路、穿衣，甚至与人打招呼等方面仍保留着原始的愚昧状态，但他确实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因此，只有斐都斯塔那些年龄稍大的人才会记得隆萨尔当年那土里土气的样子。从复辟1那年起，隆萨尔就成了具有首创性的人，无论在恋爱方面还是在牌局方面都是吉星高照。他是现行制度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他常常模仿邮票和纸币上人物的发型，也爱穿坚固结实的鞋子，以为这样才像英国贵族的样子。

1一八二三年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国王费尔南多七世恢复王位。

“我所有的东西都很有英国味儿，”他强调说，“特别是我的靴子。”

他是轮流执政的几个政党中最反动的那个党的成员。

“给我一个撒克逊人的城镇，我就是自由派了。”他常常这样说。

后来，他真的成了自由派，但撒克逊的城镇并没有给他。这里另有缘故，但与本书无关，就不提了。

他身高体壮，身材匀称；脑袋小而圆，前额狭窄；一双野性的眼睛像受了惊吓一样，目光呆滞，眼珠子的转动不取决于他想不想转，而是能不能转。和隆萨尔谈话会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起话来情绪激动，喋喋不休，信口雌黄，可他的一双眼睛毫不转动，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示，只像山中的野兽那样，带着惊恐的不信任的神情愣愣地盯着对方。

他皮肤黝黑，腿部强壮有力。最时髦的要数他穿的裤子，因为他的裤子很短。不管天冷天热，是不是合适，他总戴着手套。在他看来，戴手套表明他很斯文（他常常是这样说的）。另外，他手上汗多。

凡是有平民味儿的事物他都讨厌。共和派人士都将他视为大敌。圣弗兰西斯科节那一天，俱乐部的管理员没有在阳台上挂帘子，当时已是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隆萨尔竟要将那个可怜的小职员从阳台上摔下去。

“先生，”管理员大声地说，“今天可是保拉的圣弗兰西斯科节啊？”

“保拉又怎么样，畜生？”“火枪”怒气冲冲地说，“管它保拉不保拉，只要是圣弗兰西斯科节，就得张灯结彩，挂上帘子！”

他这样做，其实是为政府机关壮声势。

他便通过这种办法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当着他的面已经没有人讥笑他了。他目光敏锐，心里明白人们都很看重表面，俱乐部里，谁的嗓门最高，谁最顽固不化，谁当天的报纸看得最多，谁就最有学问。他自言自语地说：

“学问这玩意儿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定要成为学问家。我身上有劲儿（他确实力气很大），我也有很大的毅力，我的肺跟年轻人一样强壮。除了这些，我要是再读一读《书信集》，就能成为本省的希波克拉底1了。”

1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名医。

希波克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火枪”从来不称苏格拉底1为老师，他没有这个必要。

1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火枪”显然将希波克拉底和苏格拉底混同起来了。

从那时起，他就看报，看皮高尔特一莱布伦和保尔·德·科克的，只有这些书他看时才不会马上昏昏欲睡。他平时注意倾听他认为有点儿学问的谈话，并试图通过提高自己的嗓门，将个人的意志强加在他人之上。

如果争论的对方论据比他充分，他就会挥舞起藤手杖，大叫大嚷：

“你别忘了我手中这玩意儿，我每时每刻都拿着它！”

他这样反复说上五六次，让对手认清话中的含义和他手中的这根手杖，最后向他认输。

他明白在俱乐部里争论一些空泛的离身边遥远的事情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因此，他最喜欢议论外交政策，议论的国家越遥远，他认为越合适。在议论这方面的事情时，他认为最容易出毛病的是地理知识方面的问题。他常常将国名和侵略军将领的名字混同起来。在一次倒霉的争论中，他竟然和贝多亚上尉厮打起来，因为上尉说，他说的那个塞瓦斯托波尔1将军根本不存在。

1实际上这是乌克兰的一个港口。

同时他还认为，在象棋方面露一手也能提高像他这样的才子的声望，因此，他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一天下午，他当着几个俱乐部成员的面下棋。不少棋子让对方吃掉了，他认为只有将一个小卒变成王后，才能挽回危局。

“这个要当王后！”他盯视着对手的眼睛大声地说。

“这不行。”

“怎么不行？”

对手出于本能，竟然将挡着即将变成王后的那个小卒的道的那枚棋子挪开了。

“这小卒要当王后，不过，不用你来帮忙。”“火枪”在自己胸口打了一拳，勇气百倍地说。

对手不由自主地又让了他一步棋。

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小卒子朝前推进，终于变成了王后，佩尔努埃塞斯的这位精力充沛的议员终于赢了这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