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写的时候，张红旗觉得很痛快，像报了一箭之仇。但她很快就写不下去了。斥责陈星的每一句话，都像把什么连筋带肉的东西从自己的心里撕了出去。她不由得又想起陈星的苦衷来：他也不容易。如果没有自己，他会活得洒脱得多。

张红旗慢慢把写了字的纸揉起来，揣进口袋里，又换了一张新的。这一次，她的主题就变成了自怨自艾。她说：就算你要跟我分手，也得挑个时候啊，刚到美国就来了这么一出，我怎么受得了。我自己在这地方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你还这么沉重地打击我。还说最亲的人呢，最亲的人有这样做的吗？

接下来，她就详细地写起她有多么“不容易”来。从课程压得人透不过气，到不知道怎么和美国人打交道；从听不懂许多美国俚语，到坐地铁的时候怕被黑人抢包；从天天吃面包连口粥都没有，到熬夜的时候喝了太多的咖啡，结果反而失眠了，第二天眼圈都是黑的……

写着写着，她恍恍惚惚的，仿佛忘记自己已经和陈星分手了。她觉得自己还可以向陈星絮叨，对陈星撒娇。张红旗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了笑容。

这种美好的感觉，终于被下课的嘈杂打断了。学生们一个个收拾起书包，迅速离开，张红旗还呆呆地望着写满了字的信纸。

她随即又思想斗争了起来：要不要把这封信给陈星寄过去呢？最后她决定，还是寄吧。不管怎么样，也应该让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下课午休的时候，她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直接去了邮局。这天的午饭，便只能在邮局旁边的“汉堡王”吃一块钱一个的汉堡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张红旗终于熬过了最初的“拓荒”阶段。这时，她才像初次睁开眼睛一样，认真观察起纽约这座城市来。

回家要看的参考书也没那么多了。她每天都会多坐几站地铁，随便找个出口出去，闲逛一会儿。她没有买地图，因为地铁站牌比地图还清楚。刚开始，她会去那些著名的站点，比如麦迪逊大街，第五大道。后来，把这些地方逛遍了，她便向没有名气的站点深入下去。

她用了二十多天，把纽约逛了个大概，得出的结论是：这里很无聊。楼啊房子啊，长得倒是和北京不一样，但人的生活却是大致相同的。有些地方，一天到晚都有无数西服革履的男女像奔马般走着，快餐车前边排满了等咖啡的人，一辆一辆的黄色“福特”出租车在路边排队，心烦气躁地按喇叭。还有些地方倒是安静，但却充满颓败的气息，连楼都是破烂不堪的，路边偶尔坐着几个头发花白的人，脸上挂着怨天尤人的神情。奢侈品店永远幽静地空着，折扣商场一天到晚挤满了人。

北京不也是这样的吗？最大的不同，大概只剩下人的肤色了。

张红旗想起许多年前，父亲有个朋友到纽约“公派考察”过一圈儿，他回国后带着震惊的表情，感叹道：“美国的楼可真高呀。”

但这些年，根本没人感叹美国的高楼了。倒是那位叔叔，有一天却从一栋北京的高楼上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据说他贪污了不少公款。

这段时间，张红旗也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留学生，也有美国人。出于“地主之谊”，两个美国女孩邀请她去看过一场棒球比赛。纽约洋基队。比赛是周末晚上开始，但他们中午就过去了，找了块草地铺块布，吃面包和火腿。草地上还有许多人，尽是一家老小，都是这种吃法。这就算过周末了吧。

比赛快开始时，她们就随着人流，蜂拥入场。可因为买的是便宜的票，离球场实在太远了，只能看见一个个小圆点在红土上跑。要看得清楚，还得抬头看大屏幕。这和看电视转播有什么区别呀。

两个美国女孩倒是兴奋得很，洋基队打出好球，她们就和所有人一起雀跃。体育场里欢声雷动。张红旗坐在这些兴奋的美国人中间，越发感到陌生。

等到比赛结束，大家又去喝咖啡。美国女孩对张红旗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很含蓄呀？”她们说的是张红旗在球场不跳也不叫的事。

张红旗笑了笑，说了句例行公事的话：“我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当然，张红旗接触的美国，还是一个留学生眼里的美国。她知道，所谓“真正的美国”就像冰山一样，沉在下面呢。可她恐怕是没什么机会看到的：白人富豪们的庄园游艇固然不会邀请她；必须经过黑人聚居区的时候，她也会低着头，抱着书包，迅速通过。

况且，对于冰山下的真美国，张红旗也未见得有多么大的兴趣。这算是他们这代北京孩子的一大特点。

这段时间，她也给陈星打过几次电话。她想：虽然分手了，总也可以打打电话吧。就当是熟识的同学聊聊天么。因为分手就闹得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太小心眼了，不是她张红旗应该有的风格。

虽然她努力揣着一颗“平常心”，但真到按下那些号码的时候，心还是会咚咚跳。可是每次的一腔热情，却都迎头被泼了凉水。陈星的口气总像心不在焉，又像在躲闪着什么。到最后，他们的通话还不如拨号的时间长呢。

“你在哪儿？”

“北京。”

“北京哪儿？”

陈星支吾了一下，说是“中关村”或者“安定门”之类。

“哦。你还好吧？”

“还好。”

还好就挂了。

到后来，张红旗自己也对打电话没有兴趣了。但这并不代表她不想他。分手这么久了，假如遇见什么特殊的事，她的第一反应还是猜测陈星会怎么说。甚至看见路边有人抽烟，她都会想到陈星抽烟的样子。

张红旗感觉自己像溺水的人——还没有淹死，已经被无边无尽的绝望吞没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她疯狂迷上了写信。越是伤心越要写，越是看不到希望越要写。写信不是溺水者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她肺泡里的最后一口空气。空气越稀薄，味道越甜美。她一封接一封地写了下去，并且一封比一封长。有一段时间，她还用电脑写，但后来又觉得用电脑不如手写有“感觉”，竟然把那几封信用手抄了，又寄了一遍。

渐渐地，给陈星写信成了张红旗的第一心理需要。她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在学校听课还是在图书馆看书，手边都放着一支笔、一叠信纸。每当有了空暇，就在纸上写两句话。她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自己和陈星并没有真的分手，他们只是被迫换了一种相处的方式。而写信，就是他们秘密交谈的唯一渠道。

在信里，她向陈星讲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心中任何一个小感想。在讲述的过程中，她也体会到了写信最大的好处：可以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一古脑儿地说下去，尽兴为止。她还可以说出许多优美的、抒情的话来，不像他们过去说话那样，总是以日常语言为界，谁都不好意思往深了说一步。

张红旗感叹：对于两个矜持得近乎孤独的人来说，还是写信好。

可是再长的信都有结尾的时候，她最终要回到“现实”里来。在那些清醒的夜晚，张红旗不禁泪流满面：要是早点发现书信的妙用，他们会走到今天吗？

也许是出于尊严，在每封信的结尾，张红旗都会添上这样一句话：你不必给我回信。仿佛有了这句话的掩护，她才敢于走到邮局，把信寄出去。

陈星倒真听话，他果然一封信也没回。每次张红旗从邮局出来，都盘算一下：这已经是第几封了？数字逐渐上升，已经远远突破了两位数。而据第一封信寄出，又过了多长时间呢？几乎记不得了。

张红旗不禁揣测起来：是他没收到么？不可能呀，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他家的地址，不会有错的。那么就是他不想回了。每次这样想，张红旗立刻就被莫大的悲哀笼罩了：她爱上了一个多么绝情的人呀。

但是张红旗很快反驳自己：陈星不是那样的人。也许他认为一旦回信，会给她带来更大的伤害吧。

她更明确了这样的想法：回不回是他的事，而写不写是自己的事。既然她需要写信，渴望写信，那就应该不管对方的反应。

而有时，张红旗也想：如此孜孜不倦地写信，是不是说明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还对陈星存有一丝希望呢？

同样是出于害怕受伤害的原因，她立刻否定了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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