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哟，好得让人心慌。他们在朝阳公园旁边租了一套家具齐全的公寓，一连两个礼拜都兴致勃勃地去商场采买日用品。张红旗还为陈星挑选了一套“索尼”音响，买的时候特地问售货员有没有收音机功能。高保真环绕立体声，这样陈星就可以坐在沙发上，与侯宝林大师如见其面了。

其实他们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长。张红旗的公司自然很忙，下了班，陈星又还在酒吧呢。为了方便，她抽时间去驾校考了个车本，买了一辆很小的本田车。第一次开车去酒吧找他的时候，她就和人剐了，愉快地赔给一个开捷达的糙汉六百块钱。

每天一起回家的那段时间都是弥足珍贵的。张红旗喜欢把窗户都关牢，收音机也不开，静静地享受身边有一个陈星的时光。他们仍然很少说话。经历过那么长的相互思念，他们觉得说话都是多余的。

只要不是孤身一人，那就算拥有了整个世界。张红旗这样想。

一到周末，小北和大眼妹妹就会找他们来玩。大家都很喜欢到北京和河北交界处的一条河边，来上一次美式bbq。赶上朝阳公园举办“摇滚音乐节”的时候，他们也结伴去听。为了这次盛大活动，小北还专门穿上了大学时期行头：骷髅头恤和十来条大铁链子。但到了现场，那些二十不到的小朋友却把他视为怪物。孩子们都在窃窃私语：“这大叔想干嘛呀？”

这年头的高中生，把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叫“大叔”。

还有一次，一个九十年代中期被视为摇滚乐旗手的乐队重新复出，小北还拽着大家一块儿去听过现场，结果演出没进行到一半，他就骂骂咧咧地跑出来了。那些家伙才是真正的大叔呢，肚子跟国企领导中年男差不多大，秃顶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同台嘉宾竟然是一个从湖南卫视窜出来的“快乐男声”。

“堕落了堕落了。”小北摇头晃脑地唏嘘不已，“咱们也老了，估计过不了几年就得跟这帮老逼一样。”

“这人就是有个毛病，”大眼妹妹抹着口红挤兑他，“都快三张儿了还没做好当一成年人的准备。”

她还偷偷鼓动张红旗：“跟陈星结婚吧——给小北点儿压力。我也这么大岁数了，他老人家呢，还跟没事儿人似的，就愿意这么穷耗着——再耗咱们可真耗不起了。”

这让张红旗的心又乱了。

对于和陈星住在一起，张红旗有时会感到些许不安。当初搬出来住，她对父母说的借口是为了上班方便。而他们如果知道自己突然和人同居了，一定会颇为震惊的吧。要知道，她家里还不知道她有男朋友呢。

她当然考虑过结婚，而在此之前，总得把陈星带到家里“看看”呀，她也得去他家呀。但对于这么自然而然的事儿，张红旗却踌躇了。她本能地感到，一旦走到那一步，他们之间又会掺杂进来许许多多别的因素，让“爱情”不再纯然，而是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别的什么关系。这个前景模糊不清，但却让她害怕。

而自己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真正的理想，就是能得到一份纯粹的爱情，并让它永葆年轻——即使人老了。这个幼稚的理想和悲凉的前途是相悖的，她只能选择一个。

怪不得大部分女人疯狂地逼着男友结婚的时候，却有一些明明恋爱得很好，反而打定主意不嫁人。或者是因为她们“作”，或者就是她们还抓着那个理想不放手吧。

就在那个时候，张红旗拿定主意，不对陈星说“以后的事儿”了。现在就是现在，生活只有现在。从哲学上讲，“未来”不也是“现在”吗？

那么假如有一天，陈星向她提出结婚呢？本着爱情至上的原则，她是不是反而应该拒绝他呢？

而另一件让她烦恼的事情，就是弟弟张红兵了。张红兵也在酒吧上班，陈星是告诉过她的，可据她所知，那家伙却很少在酒吧露面。既然不上班，他在捣腾什么事情呢？张红旗隐隐有点不安，她叫陈星把张红兵找来，问他。

张红兵支支吾吾的，没说两句就要走。

张红旗追着他说：“你好歹也回去看看家里人吧——这段时间爷爷的身体很不好……”

没想到，张红兵突然吼了起来：“你烦不烦？你那么爱回家怎么还出来住？”

这个从小没出息的孩子，现在竟然敢对姐姐大喊大叫了。张红旗气得头都疼了。

陈星只好打圆场：“我再劝劝他。”

“算了，由他去。”张红旗说。她心里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别人的事管他做什么。

“光阴似箭”是个不正确的说法。

假如让陈星写一篇“关于时间的命题作文”，他绝对不会用这句话开头。箭射出去之后，是会不断减速的，所以才有“不穿鲁缟”的说法，而他呢，却感到时间正在加速。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时间很慢，每一天都显得特别长；到后来，日子就渐渐快了起来，比如在深圳的那两年，仿佛一个恍惚就过去了。现在呢，时间的速度更是快得让他害怕，常常是早上睁眼还没想好做点儿什么，天就已经黑了。

对于陈星，时间好像在做自由落体运动：在某种巨大力量的吸引下疯狂加速，以平方的速度加速。光阴如同高空坠物——砖头或花瓶什么的，只希望别拍到哪个倒霉蛋的脑门子上。

一眨眼，他和张红旗已经在一起住了一年。

这期间，我们的城市也在加速。规划已久的奥运场馆终于初具雏形：人人路过北四环，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望，感受那个无比巨大的钢质球体带来的震撼。就连车辆都会减速、追尾、刮蹭，那段路一天到晚都是堵的。无数在体制内混饭吃的年轻人都被抽调进与奥运有关的单位工作，没干几天就开始成箱地往家搬可口可乐和矿泉水。某些居心不良的西方国家又开始找碴儿，又有某些愤青呼吁大家不要到某些超市购物。

因为市政部门下大力气整顿噪音扰民的问题，小北的酒吧经历了几次重大危机，屡屡在倒闭的边缘徘徊。他像和时运较劲似的，仍在苦苦撑着，有段时间连交水电费都困难了，还得管大眼妹妹要钱贴补进去。

每个月给陈星的工资也越来越少，好在跟他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凑合着过吧咱们都，没准过段时间就好了。”

但到了最后，小北终于要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不收手不干，把店盘出去，要不来个彻底大转型，重新装修，变闹吧为咖啡馆，这样还可以少受点限制。

小北和陈星去找古力商量这事儿。这时的古力隔好长时间才会在酒吧出现一下，来了就躲到包间里见几个行踪诡秘的人，然后继续玩儿消失。和他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有张红兵。

在电话里，古力说他在外面“有事儿”，约他们到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咖啡厅见面。“都什么年头了，这孙子怎么还学这套土鳖范儿，现在还有到那地方谈事儿的么。”小北骂了两句，也只好开车过去。

到了地方，正看见古力穿着一件白西装，端杯气泡矿泉水坐在塑料花从中沉思呢。

小北又小声嘀咕：“瞧丫那操性，再梳一背头像不像泰国友人——‘一插出水汪’？”

而落座后，他的口气就不由得谦恭而诚恳了起来。他向古力分析了酒吧的现状：撒手不干的话，没准投资都收不回来，而要想撑下去，只能重新装修，迅速转型。

说来说去，小北希望古力能把前两年分到的红利拿出来进行投资——而他自己的已经贴得差不多了。

古力却用北京流氓的腔调回绝了他：“没钱——哥们儿也正喝着粥呢。”

古力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酒吧的法人是小北，经理也是小北，如何让生意变好，当然是小北的责任；而他古力作为主要出资人，已经仁至义尽了。另外，假如小北无力回天，让酒吧倒闭，那就应该把当初投入的钱如数退还给他，这也是合同上写着的。

就是说，雷都得小北扛着，不扛都不行。

小北的脸色固然难看得要命，他一言不发地离开酒店，却没去开车，而是叼着根烟坐在马路牙子上。陈星过去，挨着他坐下，小北却说：“先别搭理我，让我安静会儿——这段时间累得够呛。”

没过一会儿，一辆小型“奔驰”跑车从他们面前驶过，透过玻璃看到，开车的正是古力。

“丫肯定早就看出酒吧快不行了，把钱都转到别的生意上去了。”小北颓丧地说，“别看这孙子土，其实精着呢，从小到大都把咱们玩儿得死死的。”

“再想想辙，”陈星安慰他，“没准有别的办法呢。”

“我是没辙了，逼干毛尽了。”小北笑了两声，却颇为潇洒地站起来：“大不了就倒闭，还不出钱怎么着？牛逼丫就弄死我。我早就说过，哥们儿本质上就是流氓无产者——一不要脸二不要命。”

后来酒吧还是进行了重新装修，是张红旗帮的忙。而且是她主动把钱交了给小北。

那时候，金融界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分水岭上。华尔街那一小撮儿寡头即将把全世界都折腾得底儿掉，但正因如此，那个行业才显示出一种穷途末路的繁荣，几乎所有人都抱着一种“捞一票就走人”的心态。作为投资银行的高级专业人才，张红旗的工资也能吓普通人一跳：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人民群众干一个月的。

拿到第一年的奖金之后，她本想交上首付，把目前这套公寓买下来。但这时候北京的房地产也蹿上了邪恶的珠穆朗玛峰，她便一直犹豫着。

而就在这个当口上，她发现陈星好几天都没去酒吧上班，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不说，顶多搪塞一句“去了也没事儿。”

张红旗猜测酒吧出了问题，就抽了个空去酒吧找小北。可就连小北也不在，只有几个服务员正无精打采地打牌。

“我们还找老板呢。”一个服务员抱怨说，“奥运会都快开了还欠工资。前一阵房东来催了好几趟租金，他们没准躲起来了。”

好在张红旗知道小北的住处，她开车过去，正碰上小北在屋里发愁呢。

“真他妈没辙了。”小北只剩下怨天尤人的本事了，“我们哥儿俩是打算吃软饭了，你跟大眼妹妹也做好准备吧。”

从小到大，小北总能让张红旗又好气又好笑。明明知道小北是真发着愁呢，她还是忍不住逗人家：“包养你们俩呀？能做到物有所值么？”

“陈星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保证活儿好态度好。”

“呸。”

张红旗随即又问小北酒吧的状况究竟如何。这时候，她的态度就很严肃了，一边听一边琢磨。

让小北没想到的是，他骂古力骂街道办事处骂一瓶啤酒泡一天的顾客，把所有能骂的都骂了一遍之后，张红旗说：“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装修，把买卖重新开起来。”

“说得容易，钱呢？”小北随口道。

“我这儿有。”

小北的眼睛立刻瞪大了。

“不是白给你。”张红旗说，“算我入股，以后你得给我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