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早的时候也抽。”张红旗的父亲吸了一口，“过桥”的技术还挺熟练，但旋即被呛到了，咳嗽起来，“那时候还抽过报纸卷的漠河烟呢，比这个有劲儿多了。”

他夹着烟，透过袅袅的云雾和陈星对望，口气也显得悠远了：“对别人坦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件不容易的事，你能跟我说这些，让我觉得欣慰。而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张红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红旗？”陈星想了想，“张红旗是个优秀的姑娘，她好强，从小到大都赶在别人前头，此外就是心眼好……”

张红旗的父亲打断他：“不用说这些，类似的评价我听多了老师的学期评语都有——来点儿本质的行么？”

陈星惭愧地笑笑，咽了口唾沫说：“我觉得张红旗还是个孤独的人。和我一样，她好像也在生活里找不到什么认同感，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喜欢上我的吧。只不过我们对待孤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她比我有能力，也有斗志，因此能把自己保护得更好……”

张红旗的父亲笑道：“看来你还真是挺了解我女儿的——不过从父亲的角度理解，我觉得她最大的特点还不是孤独，而是爱较劲。”

“爱较劲？”

“是呀。”张红旗的父亲叹了口气，“她的爱较劲，和普通人理解的好强呀自傲呀还不一样，而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对整个儿生活都不满意。她觉得生活太庸俗太低级趣味了，这点可能和你一样。但和你不同的是，她偏偏相信在生活的上方，必定存在着什么伟大的东西，值得她去追求。”

陈星低头想了想，确实是这样。张红旗给他的感觉一直如此，只不过他没法像眼前这个中老年人一样找到合适的词句，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

张红旗的父亲继续说：“说起来，这种性格还是我的遗传。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个爱较劲的人，而且较得惊天动地。你们中学附近的清华附中知道吧？我过去也是那儿的学生。这学校现在有名，只因为是所重点中学，当年可不得了，第一批红卫兵就是从那儿出来的。那时候，我老觉得生活不该是平淡的庸俗的，生活应该像书里写的那么辉煌绚烂充满激情，很自然就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你们这代人对红卫兵的理解其实都不全面，光觉得他们是一群借机斗老师斗家长的混蛋孩子，要不干脆就是胡同里打群架的痞子，其实我们那时候精英着呢——起码第一拨儿红卫兵，都是学院派。我上中学时能背整篇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看了好几遍，满嘴马列原著地我父亲辩论。说实在的，我也不相信光靠几个小青年就能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可就是不甘心在现实里面泡成一个胸无大志的老头儿——就像现在这样。”

他把烟头掐灭，又喝了口咖啡：“后来呢，当然该折腾的一样没少，该吃的苦也没躲过去，只不过等长大了貌似成熟了，较劲的性格还是没改了。说来也逗，年轻的时候较劲，是为了共产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等人到中年呢，却较劲较成了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当时我在已经在一个国家机关干了不少年，都快提正处了，却说什么也不在那儿接着干了，而且还对政府颇多微词，那些话放当年都是挺吓人的，为了这个，我还和我父亲也闹崩了。我又有了个新理想，就是在体制之外凭借个人奋斗，也能实现自我价值。不有个词儿叫美国梦么，我那时候做的就是中国梦。我从单位辞了职，自己开了家公司，做的是进出口贸易，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挺伟大的，可后来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时事艰难呀，既没那些外资的跨国公司有钱，又没国企的政策优势，公司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就这么折腾了几年，较劲也较不动了，这才认了命，把公司卖给了现在工作的这家国企，自己也到里面任了个职等退休——我说这些你是不是听着特没劲呀？”

“没有没有。”陈星说。

张红旗的父亲说：“还是接着说张红旗吧。你们这代人和我们不一样，对社会呀思潮呀全然不感兴趣，只不过还有爱较劲的。张红旗就是一个，我也一直琢磨，她在跟什么较劲呢？到这两年才明白，原来她较劲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爱情。她把爱情看成了超然的、形而上的东西，把爱情当成了理想。这样的人要隔那些知识分子嘴里，可能就是犬儒主义逃避现实，可我觉得，能为了爱情较劲，已经不容易了，尤其对于一个女孩子……”

陈星无言以对。回想和张红旗的交往，有好几次，她明明是可以忘掉他，找一个更好的人的，但她却始终没有，而是绝望般用着力，将分开的平行线拉近。为了一念痴情托付终身，她是个很傻的小女人，又是个悲壮的梦想家。

“该说的我都说了。”张红旗的父亲靠到沙发上，和蔼地看着陈星，“我找你谈，也不是非让你娶我女儿，只是希望你明白，正因为张红旗较劲，她对你才是真心的。再这么拖着对你们都不好，你可以作个选择：或者给她一个承诺，或者彻底离开她。至于钱呀事业呀这些问题，你可以不考虑，拿这些条件考量女婿，我们家还没这个习惯。”

陈星对他点了点头：“我会和张红旗说的。”

一老一少出了门，张红旗的父亲像朋友一样拍拍陈星的肩膀。临分手时，他忽然说：“还有件事，就算是我请你帮忙……”

“什么事？”陈星说。

“听张红旗说，张红兵跟着你们干呢？”

“对。他也在咖啡馆上班。”

“假如你还愿意和张红旗在一起，就替我照顾照顾他吧。千万别让他学坏，这孩子半年都没回家了，我真怕他在外面做出点儿什么……”说这话的一瞬间，张红旗的父亲显得特别苍老——就像个接受批判的乔冠华了。

“好的。”陈星说。他也想起自己让父母操的心，鼻子不由得一酸。他忽然有了个奇妙的发现：他们这拨儿年轻人再怎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骨子里却和父辈是一样的人。他们面对的世界地覆天翻，在这世界上走过的心路却是相似的。

和父辈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也是个“长大成人”的标志吧。

当晚，陈星给张红旗打了个电话。他仍有些迟疑地说：“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张红旗听出他口气的特殊，屏住了呼吸。

“等你回来我们结婚吧。”陈星故作轻松地说，“跟小北他们一块儿办。”

张红旗沉默了半分钟，才说了一个字：“好。”

陈星也说：“好。”他猜她一定泪流满面，因为他自己的眼眶也湿了。

后来张红旗回忆起那段时候，她想，实在是彩云易散琉璃脆呀。

那几天她在上海出差，成天都闷在四面八方都是玻璃的办公室里，但整个儿的心都是醉的。外滩上的春风像裹着香味儿，把她的人都熏化了。和她相比，和她一起办公的几个上海白领就显得憔悴得多了。那些姑娘虽然不惜力地打扮，但整个儿人都像塑胶做成的。这也是写字楼里的女性常见的姿色。

她们一半嫉妒地说：“哎呀，难得见到北方人的皮肤这样好。”

后来她们又说：“其实也就是人透着喜兴。”

张红旗想对她们说：你们算是说对了。

写字楼里的女性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评论各自的衣服和首饰。这些评论有当面的，也有背后的，有赞美中藏着挖苦的，有挖苦里带着嫉妒的。过去，张红旗对这种爱好是看不上的，工作几年了，她还保持着简单舒适的穿衣风格。她有时还会刻薄地想：假如公司高层想提高女员工的效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她们光着身子上班——这样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可最近，她再听到同事说起“范思哲”、“lv”、“古驰”这些词语时，心竟然也被拽过去了。晚上下班，路过新世界商场的橱窗时，她更会停下来看一看。她没有逛商场的爱好，可也要为了结婚买几件衣服呀。

听一听，看一看，她自然而然地买起了时尚杂志。就算买不起的名牌，看一看也是好的。她也学会了把杂志藏在抽屉里，闲下来偷偷看两眼。杰出女性张红旗带着一丝窃喜想：怪不得那么多女人都成了小女人，原来当小女人是很幸福的。而结婚对于小女人来说，就像孩子手里唯一的一块糖，最享受的就是隔着糖纸闻味儿的感觉了。

而当张红旗结束出差回到北京，听说那件事情后，她的第一感觉竟然像刚到手的那块糖被弄丢了。

事情仿佛发生得没有征兆，其实已经深藏了许久。

张红旗在上海的时候，陈星每天回家都很晚。一来是回去也没什么意思，二来他有了一个希望：想帮小北把咖啡馆开得更好一点。就算他对做生意仍然不感兴趣，但他们在这世上唯一的立身之物只有这家店。而他们还担负着和张红旗、大眼妹妹结婚的任务呢。

调酒、磨咖啡这些事儿他全然不懂，能做的也只有敦促服务员们认真工作、帮小北把新添的饮料印在菜单上、客气地向客人征询意见。这些碎碎叨叨的事情，竟然包含着一份忙碌的喜悦，夜里回家时，他也不觉得空虚。

他甚至憧憬了起来：多少年过去后，他们的咖啡馆仍然红火，支撑着他和小北和张红旗的小世界。白天他等张红旗下半，晚上张红旗等他回去。他们是无数平凡而幸福的人中的一对。

三月的夜里还很冷，但他却走得浑身暖洋洋的，仿佛和春风沆瀣一气。回到家后，他一般会喝一罐啤酒，等着困意慢慢袭来，随即就歪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碎了。

那是一天中午，店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都留着寸头，穿着颜色朴素的夹克，看起来不像常泡咖啡馆的文化人。

这两个男人要了两瓶啤酒，在靠近吧台的位置坐下，一边喝，一边有意无意地四下打量。没过一会儿，他们一起站起来，走向小北：“结账。”

小北拿着帐单，从吧台后面绕出来：“两瓶啤酒三十——”

但他话还没说完，一个男人猛地伸出手来，抓住了他的胳膊，随即将他的脑袋按在桌上。小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嘴里叫着：“***你们丫干嘛——”

陈星想也没想地冲了上来，但另一个男人却从侧面截住了他。也对方不知用了什么手法，一瞬间就锁住了他的喉咙，并将他的胳膊也别在了背后。

“别动，警察。”男人低声说。与此同时，陈星腰眼上一硬，被什么东西顶住了。那一定是手枪。

而一旁，小北的手上已经啪啦一声，多了一副手铐。小北的眼里自然满是惊惧，大声问：“干嘛抓我？”

“有点儿事儿得找你们问问。”警察冷冷地说，“没准你心里已经有数了。”

店里的客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过了一会儿便纷纷离开。一个警察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没过两分钟，一辆警车停在了咖啡馆门口。这次进来的，就是穿制服的刑警了。他们什么也没说，径直进了里面的包间。屋里传出议论声：“是不是这儿？再找找。”

陈星喘了几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回头问身后的警察：“到底怎么了？”

“这店的老板是他吧？”警察指着小北问。

“对。”陈星疑惑地回答。

“你跟他合伙吧？”

“算是。”

“你们涉嫌贩毒。”

像给警察的话作证一般，屋里传出了欢呼声：“就是这儿——摇头丸k粉都有。”随即就是照相机啪啪响。

陈星登时蒙了。

他们被反剪着双臂，押出了咖啡馆。经过包间门口时，陈星向屋里瞥了一眼，看到那里的地板被掀起了两条，露出下面黑幽幽的一个空间。那就是警察发现的“藏毒地点”。他的心乱得要命。

北京的胡同有个特色：不管出了事儿，保证不缺观众。早有一群神色悠然的大爷大妈围在门口，评论着回味着：“跟《法制进行时》里演的一样。”

在警车旁边，他们也看到了那个爱听相声的警察。他面无表情地抽着烟，和陈星对视了几秒钟。刑警调查这起“咖啡馆贩毒案”时，一定找他了解过情况；而作为管片民警，他也坚守了原则，没有对当事人透露出半点口风。

明知说也没用，小北还是对那个警察大叫：“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跟他们说说！”

爱听相声的警察眼里流露出一丝伤感。他走到他们面前小声说：“别太害怕，现在还只是嫌疑。假如你们真没干，迟早会调查清楚……”

他还没说完，一个刑警就插了进来，请他远离现场：“这事儿直接归市局管。”

陈星和小北再次成为了难兄难弟。当然，作为贩毒嫌疑人，他们享受的招待规格要比当年高多了——在拘留所里住上了单间。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分别接受了密度极高的审讯。从警方的盘问中，陈星才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经过。

因为临近奥运会，公安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打击娱乐场所的违法活动，一批倒卖摇头丸的二道贩子纷纷落网。通过这些小角色，警方还力图顺藤摸瓜，查出背后的“大哥”级人物。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在夜店被抓获的小毒贩交待，他是从小北的咖啡馆上的“货”。

根据毒贩的口供，他的“上家”行踪非常隐秘：每次都换一个手机号与他联系，并且决不直接见面，而是将货物藏在咖啡馆的地板底下，让买家冒充成顾客，直接去包间提货。

可以想见，用同样方式与他接头的下家还有很多。也许这个“毒枭”已经垄断了很大一片区域的麻醉药品市场。

自然而然，最大的嫌疑被锁定在了陈星和小北身上。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陈星和小北几乎在同一时间猜到了事情的真相：是古力。

其实他们早就该提防那家伙了。搜出毒品的包间里，一般是三拨儿人进出：第一当然是普通顾客；第二是小北特别款待的“搞艺术”的朋友，当然，他在场的时候陈星也在；第三就是古力。那家伙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趟，号称“外面应酬太多想歇会儿”，然后独自拎瓶洋酒进去。

那么能从容地把地板撬开，在下面掏出一个洞的也只有古力了。为了这个洞，他一定费了不少功夫：每次只能挖几厘米，然后把土装进塑料袋，藏到包里带走。为了掩人耳目，他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勤劳、谨慎。

这个洞大功告成后，他就可以把“货物”藏进去了。同样为了掩人耳目，他并不与买家接头，而是只用电话联络，先利用银行转账收到货款后，才让对方冒充成普通顾客，到包间里掀开地板提货。这时，他就根本不用露面，假如警察把他的下家抓住，最大的嫌疑也只会指向小北——他是贩毒窝点的老板。

贩毒这事儿，最危险的环节就是交货，而古力巧妙地避开了它。他要让陈星和小北替他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