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作家、诗人、美国《ime》封面人物

行者穿着汉服，穿过北京最繁华、游客最多的南锣鼓巷，穿过游客和胡同居民好奇打量他的目光，来到我的寓所和我聊天。我们算起来见面的频率不算低，上一次见面是几个月前，在他自己租的中央美院附近的房间，他给我吹了尺八，我们喝茶、聊天。这次他给我带了两盒茶，一盒是绿茶，一盒是他的朋友从英国寄来的红茶。因为他知道我最近想喝点茶，说自己对茶有着些许的了解。他现在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自然对茶也有涉及，这或是件相辅相成的事。

我们是多年朋友，对于对方的成长与成熟都看在眼里，那些痛苦和迷惘自然也逃不过对方的视线，我们更见证了彼此成长的关键时刻。但即使作为他多年的朋友，我依然对他的成长深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太多传奇之处，有太多值得书写之处。早在几年前，我就为他写过一首诗。那是2005年，我们作为诗友第一次见面，他那时并不叫“行者”，而是叫另一个笔名。那天他穿着简单干净的蓝色衬衫和一条已经磨得粗糙的牛仔裤，在阳光下笑着向我走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那时他是一个行走各地的少年诗人，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写诗，像所有的年轻诗人一样轻狂、叛逆、特立独行和冲动，也有着死死不肯放手的执著历程。然而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还是独自流浪过大半个中国的少年。那天我们在西三环边上散步，他跟我讲述流浪全国的经历，那时他仅仅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男孩，只是要到处走。他做各种工作谋生，睡过街头、坟墓边、废弃的工厂、客栈、夜晚的森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也到过尼泊尔、越南等地。他那时长期用各地便宜的小饭馆里的快餐充饥，甚至只吃简便的白饭，饿极了偷吃别人门前橘子树上的小橘子和庙里供奉的水果来果腹，还吃过沼泽地的树叶和无人区的野果。在途中，他交各种朋友，喝各地的酒，四处奔波，四处逃离，肆意挥霍青春。

他讲述着深夜里独自行走在未知的地方，饿着肚子在建筑工地拉砖，从“猪笼车”中跳下来逃跑，看到过大海雪山沙漠草原湖泊，注视过来来往往的过客与自己擦肩而过……我被他单纯而黑白分明的眼睛所吸引，更好奇于他这种生活经历，这与我所经历的城市残酷青春多么不同！同样是残酷，但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生活。

青春再残酷也有美好的一面，写作便是他抒情的方式或是理想。当时，他在广州和东莞工厂里看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让他开始反思，他像小时候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本书时发出了一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世界？！工人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往往加班到深夜，工资却只有三百多块钱。他工作的地方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怀孕后自己到厕所生产，最后经理把她开除了。他去找经理据理力争，希望把女孩留下，结果经理奚落道：“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这段经历被他写在他的半自传体《天上大风》中。

“我那时才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行者边喝着茶边对我说，“当时我一直思索，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苦？”

“离开南方后，我去了青海，想一直走，走遍全国。那时我开始认为文化中的真善美可以改变人。必须要有真正的文明的教化，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但后来我到了北京，见了几个有名的前辈诗人和作家，我发觉自己的想法并不十分可行。”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也还解决不了自己人生的诸多问题，只是专注于那种所谓的文化成就。但那却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流浪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只是很想重新回到内心的纯净，并找到人生中美好的价值，与更多的人分享。自立立人，并非只为博取一些孤独的江湖虚名。”

2006年，这位年轻的诗人离开北京，来到石家庄的一个村子，自学哲学和社会学，决定要再度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踟蹰了大半年，依然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直到后来意外地读到一本关于佛学的书，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2007年，他借住在太湖边的一个寺院，一边吹奏尺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边跟着寺院里的僧人上早晚课。寺院中的老法师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妙德”。我去寺里看他，短住一个星期，也得了一个法名“妙霁”。我们的关系已由诗友变成了师兄妹。

年末，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行者”，从此便用了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志向。他把以前写过的数百首诗，只删剩下了四句：“天地山水，疗我伤痕，给我音风，渡我隐忍。”

2008年，已经成为“行者”的他又陆续去了许多地方游历，并最终在云南束河古镇的正福草堂停留了下来，跟随他的两个诗友继续潜学中国传统文化。在束河隐住的时光里，他最常做的事就是背诵古诗词、喝茶和练习尺八。夜晚的青龙桥上、九鼎龙潭边、河边的吊桥上、石莲寺中、松云村竖着高大木架的晒粮场上，时常会有他的足迹。我曾去看望他，我们彼此称呼对方“妙德”和“妙霁”。

2009年后，他重新回到城市。为了生计，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过一家地理旅行类的杂志社工作。他向我说起第一次去编辑部面试时，由于很少生活在城市，他居然用了二十分钟都不懂怎么乘坐写字楼的新式电梯，直到其后跟随着别人，才上了电梯。那段时间他常问自己：“那孑然一身选择流浪的自己，想成为一个诗人的自己，退出了诗歌圈去寻求终极真理、接触佛学又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的自己，赤脚单衣初识尺八借住在寺院的自己，辗转到正福草堂着汉服喝岩茶听友人抚琴、同师父习养传统文化的自己，行走于四面八方，聆听于天地山水，如今回到了城市，那曾经的人还是我吗？”

三个月后，他工作的杂志因为金融危机停刊，他发现即使生活节俭，还是交不起一季度房租3000元钱。他继而在不同的机遇下尝试性地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进行文化讲演、举办尺八演奏会等，甚至被一些人推为提倡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实际上，如果他稍知变通或者妥协，生活会好过得多。然而在他看来，现在的一些高端文化，尤其是成功人士所追求的“灵修”或者是“有机生活”，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奢侈品，无论是否附庸风雅，他自己并不适合去做那样的事情。至于如今流行的“禅”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应该像是禅寺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先行做好自己，然后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在真实的生活中修行自己。

他的生活极其简朴，住处只有书、尺八、古琴、床、两三盆植物，几乎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东西。他办尺八演奏会和讲演，拒绝商业赞助，做主持人则从不问薪酬，终日闭门在房子里读书、写作、练习尺八。

陌生的朋友给他汇钱，他交过房租后，依据数年中读过的弘一大师著作，决意去行走弘一大师生平的重要足迹，借以继续积淀和检验自己。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离开了北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行遍五省四十余地，直到在厦门某山寺路边的一块碑刻上，看到一幅弘一大师的书法：“种种恶逆境界，看作真实受用之处。”这句话让他心有所悟，为他的人生再度指明了一个更为博大的方向。

2010年回到北京后，他将21岁之前流浪全国的生涯整理总结，完成一本写了很久的半自传。他将这本书发给我看，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文字比起之前成熟了许多，整本书就像武侠一样跌宕，又是一本如实反映现代中国年轻人生存状态的成长日记。

2010年冬，他开始学习古琴。2011年，通过对行者读经会的提倡，行者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这些爱好者里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有书画爱好者、作家、歌手、银行高管、美国华人、英国公司的亚太区副总裁、正在高考的高中生等，这让他也逐渐对自己的信念和坚持有了更多的信心，先在苹果社区22艺术街区帮朋友设置了一个书院，继而又准备独立来做一个更为完备的行者书院。他陆续接受到更多的邀请，包括在北京大学等地做了多次讲演，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慢慢成长为一个且行且歌的行者。

穿汉服、吹尺八、练古琴，这几个关键词放在谁身上都会吸引到好奇的眼光。但被他的外表所吸引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身着汉服的英俊男孩并非在哗众取宠，他身上最可贵的就是他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和理想主义者的纯粹。行者的许多朋友也是由此而来的。“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是少有他这样坚持内心，按内心所想而活，没有被饿死、冻死、病死，并且活得自在、逍遥的人，更少有这样年轻就找到自己路的人。

他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不想为任何人和任何利益而改变自己。他对我说，相对于做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旅行家，他更愿意做一个自立立人的行者。他早就下定决心“可以默默无闻，可以潦倒四方，但是绝不把自己作为交换的商品”。

“没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可能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先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行动，然后才能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我的朋友行者将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他的脸仍像几年前我们刚认识时那么年轻、英俊，只是他的目光中比当年多了坚定，那是多年的历练形成的冷静的、坚韧的思维。不变的是他一直有颗赤子之心。

2011年4月28日

春树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