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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还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里的姑娘们突然对一种折叠伞如醉如痴。谁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叠伞，便是一种可以在别人面前显耀的本钱。记得有一次我从云南边境花了20多元买了一把带给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单位的小姐妹们见后嫉妒死了。但之后没几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便到处有了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小花布折叠伞。而给中国人创造这美丽世界的竟是我们的义乌农民，这就是在义乌无人不晓的九联村制伞专业户们。九联村龚姓居多，十几年前，村民龚益民、龚昌金等龚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带的城市姑娘爱随身带一把花布折叠伞，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议，办起了一个制伞厂。不多日，小花布折叠伞就在廿三里一带市场上卖开了，客商像疯了似的抢着要货。于是小制伞厂变成了大制伞厂，一个厂变成了5个、10个厂。不到两年，全村80多家农户在农闲时一半以上参与加工折叠伞。由于九联村的花布折叠伞在市场上销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制伞业，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意仍供不应求，因为每年市场需要他们500多万把伞的生产量。现今的九联村不仅自己成了制伞基地，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成了他们的联营户。有人曾计算过：中国现在每年的折叠伞，市场销量在1000万把左右，而从义乌出品的则达95％，从九联村一带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义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带来某种革命性的冲击!以花布折叠伞为例，十几年前的每一把这样的小伞市场价在20来元，现今在义乌市场上三四元钱一把就可以成千成万地批发到，这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真不要小看了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精神。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书中，专家们几乎通病般喜欢记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尔·盖茨式的传奇与业绩，但我以为应该在今后的世界商学史中加进摇“拨浪鼓”的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经商精神。在我看来，影响中国封建经济的徽商和影响今日世界的比尔·盖茨固然值得我们作为座右铭来推进未来的市场经济革命，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发扬“鸡毛换糖”的经商精神似乎更显得重要，更显得有中国特色与符合中国国情。

千千万万义乌人前仆后继地摇动“拨浪鼓”，不懈地进行着“鸡毛换糖”，其市场意义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视为中国的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朴素勤劳的美德遗风。“鸡毛换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时又是现实时代人们渴望倡导的敬业体现。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先不论我们已经比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们谁的手头都比较拮据时，有人可以厚着脸皮去讨饭，或者干脆冒着胆子去偷去抢，但很少有人愿意学着义乌人的样，挑着货郎挑，摇着“拨浪鼓”，专在别人欢声笑语的喜庆节日里出远门、走长路；每每论说生意，有人总会夸口要赚大把大把的钱，却从不愿像义乌人走百里、上高坡地去依靠“鸡毛换糖”挣回那一分两分的脚力钱。许多专家在考证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后常常感叹：为什么一无地理优势、二无产业特色的义乌人能创下震惊世人的奇迹?左说右说的论点很多，但没有哪一条叫板到点子上，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无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所磨铸的本质东西。一句话，没干过“拨浪鼓”手，焉能懂得“鸡毛换糖”之奥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弄得清义乌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鸡毛换糖”有着深刻和无限的商业奥秘与精神实质，只有在久摇拨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细细品出它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末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作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