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见我身体瘦弱，有心让我习武健身，领我到马伯伯家，请他收我为徒。马伯伯，静海人氏，年轻时在戏班子唱过武生，抗战时流落此地，改行经商。他家有座两进大院，前院靠墙立着一排兵器架，插着刀枪剑戟，每天早晚，弟子们舞枪弄棒，彩声四起，好不热闹。马伯伯捏捏我的胳膊腿，让我在院里弯腰踢腿，蹦几下，点点头说：“手脚还灵，只是力气差些，晚上来这儿，跟四郎练吧。”

四郎是马伯伯的四子，二十多岁，我称他四哥。他身材匀称，容貌清秀，十二岁进戏校学京剧，主小生，宗叶派，毕业后唱过《白门楼》《罗成叫关》等戏，不久，改唱现代戏，演过《红灯记》里的王连举和《海港》里的小强。晚上，我到马家压腿、踢脚、蹲马步、举哑铃，四哥教我打拳。晚上若有演出，他就带我去剧院，在后台等他，散戏后卸罢妆一起回家。礼拜天早晨，我跟他到河边吊嗓子，“咿……”“啊……”然后，在树林子里听他唱戏：“每日里在宫中逍遥饮酒，到今日称心愿驾坐在徐州……”当他唱到“大耳贼忘却了辕门射戟……到今日忘前情反做仇敌”，一声“罢”字，凄楚悲凉，道出英雄末路的绝望情怀，接唱“某死后定将你生魂来取”时，他的眼眶里闪着泪花。他问我：“吕奉先是英雄吗？”我看他十分入戏，连连点头称是。

四哥的房间窗明几净，四壁挂着他的剧照，书架上挂着一层紫红平绒布帘，像是舞台的幕布，拉开布帘，一层层全是中外、戏曲之类的书，还有油印的演出剧本。挨着书架有两个箱子，里面全是行头，有小生的、老生的，还有青衣的，1966年“破四旧”，团里的造反派用卡车把行头拉到河滩，一把火烧了，这几件是他事先偷偷藏起来的。四哥穿上行头，横枪唱道：“勒马停蹄站城道，银枪插在马鞍桥”，当他唱到“一封血书忙修定，儿到长安搬救兵”，忽然洒下两行热泪，我赶紧递上毛巾。他问我：“罗成是英雄吗？”我说是英雄，但他命不好，是个悲剧英雄。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剧吗？”我答不上来。他拿出一本相册，让我看他演《小宴》的剧照，吕布英武俊逸，神采飞扬；貂蝉顾盼生情，妩媚娇艳。他说：“貂蝉曾是我的未婚妻，跟董卓一起参加了造反派，与我分手了，后来，董卓当了革委会主任，貂蝉成了董卓的老婆。”他从书架上取出《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递给我：“你看完这本书，回答我，什么是悲剧。”

溽暑难熬，我带上一壶水，在防空洞里朗读《俄狄浦斯王》。这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戏，索福克勒斯留给我的思考远多于赐给我的智慧，它颠覆了我从小在戏园子里领受的戏剧概念，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永恒的印记。连读带抄，半个多月过去了，我仍然回答不出四哥的问题。还书时，他啥也没问，埋头收拾行李：“我调到机床厂了，今天去报到。”

四哥不唱戏了，在木模车间当工人。不久，他结婚了，嫂子是车工，厂里给他们分了房子，他搬走了。我上高中，正赶上邓小平复职后搞整顿、抓教育，功课紧了，好久未见四哥。礼拜天，我骑了一个半小时车去看他。嫂子加班去了，他正在家里折腾东西，他把箱子里的行头掏出来扔在地下，走来走去踩得满是脚印子。“你来得正好，省得我跑两趟。”他把行头塞进化肥袋子，扎上口，捆到自行车上，我俩一人两袋，骑到渭河边。他把口袋拖到河滩，从兜里掏出一小瓶汽油洒在袋子上，划了一根火柴，那些漂亮的戏衣顿时成了一团火焰，他在一旁用木棍翻着，生怕烧不透。不知是烟熏还是难过，我哭了，他并不理我。直到四只袋子变成一堆灰烬，他拉着我的手说：“走吧。我想起来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答不出来。”

“真难为你了。其实，我也答不出。我只是长你几岁，有些许觉悟。‘我的命运要到哪里，就让他到哪里吧’，即使有先知和神灵点化，也于事无补。俄狄浦斯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

(原载于2004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