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书，父亲不让我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之类的编年“通史”，他说：“史不必通，知一国事是一国事，知一朝事是一朝事，《通鉴》对史书任意删削，剪裁失当之处比比皆是，此等编年纪事流水账，最是误人。章实斋认为《通鉴》为史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奴仆，此类不足为史学，只可为史纂、史钞。通史难作，读又无益，可叹后人不悟。”

我读的第一部近代史学家写的通史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继而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均有受益；待读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史稿》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时，味同嚼蜡。成年后，遍读史籍，博采众长，已知鉴别品赏，轻易不翻通史。偶在书店翻阅近年新编通史，说教连篇，冗长沉闷，欲向读者灌输的观念太多，不忍卒读。再见“通史”，唯恐避之不及。

近日查阅历史书目，见自民国至今九十二年间，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不下百种，这还未计算港澳地区和海外出版的汉语版通史，也不包括日本及外国史学家编写的外文版中国通史。有些“豪华版”通史洋洋十巨册，最新的版本竟从“原始社会”一直编到公元1999年，真是“通”得可以。有位书商想编一部通史，找了十几位“史学家”分工编纂，竟找到了我的一位写的朋友头上。他笑道：如此编史，真是儿戏。

通史难作，难在何处？一者，史料浩如烟海，去伪存真不易，相互矛盾的史料又多，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引用到相宜的史料为证，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极易影响客观公正的结论。二者，中国历史悠远，不算传说时代，有年可记之史自周共和元年至今即有两千八百四十四年，一年写一千字，就能写二百八十四万字，卷帙浩繁，力有不逮。三者，“通”字作祟，想写的方面太多，举凡历国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工、农、商业，对外关系、文化、思想、学术等等，都想面面俱到，作者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因此常常顾此失彼，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泛泛而谈，了无深意。四者，结构呆板，观念教条，语言枯燥，毫无文采。五者，大多因袭成论，鲜有独家见识，百部一腔，十部一面，貌似佳肴，实是杂烩……总而言之，难就难在做通家不易，有胆、有识、有文采的通家太少。

其实，史不必通，删繁就简，提要钩玄，能把一国、一朝或是一件史事写好，写出真知灼见，已是功德无量了。近代诸多史家，既无乾嘉学者的考据功底，又无欧美历史学家谨严独立的治学精神，好大喜功，以作通史为衡量其学术水准的标志，实在害人害己。想起钱穆先生“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的感叹，确是诤言。

(原载于2004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