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很快占据了灯饰制造的艺术顶峰。祖先的精湛手工技术与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的完美结合，使爱迪生所在的美国反而远远落后于欧洲灯饰的各路豪杰们以及他们创造的光明市场。

此时此刻，当欧美充分地享受着光明的照耀时，处于地球的另一端的东方又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世界?

其实，早在爱迪生发明白炽灯的几千年前，东方人的祖先就发明了火药，然而农耕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火的焰光变成工业化的长明灯光。油灯让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一直在半明半黑的世界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20世纪中叶，仍有半数中国人靠着煤油灯在黑夜中摸索着期待天明……

又过了近半个世纪，日历翻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时候，美国和欧洲人，还有邻近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在天上建起人造太阳了，而我们多数中国人却还在为着能够买上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拼上血本。

中国太落后了，比别人落后了整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1982年秋。香港。

两位身着皱巴巴的中山装的大陆农民，在一家商场内被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所吸引，他们如痴如醉地观赏着、评说着，并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记录着什么。

“灯!看这里的灯多美!”

“嘻，瞧这灯还能挂在墙壁上呢!”

在一个灯柜前，两人爱不释手地指点着那些玻璃灯。其实这样的玻璃灯是非常低档的，只是简单的壁灯而已，可在这两位中国大陆的农民眼里简直就是“洋灯”了。

“洋灯”让这两位比普通中国人早了几年商品意识的大陆农民心头发痒：如果我们也能做出这样的灯，一定会发大财!

“买几盏回去?”

“买!”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个“买”字，使中国大陆一个边远的南方小镇在日后成为扬名天下的“中国灯都”，年销量达150多亿，产品占中国灯饰市场的60%，并跻身世界灯业之王……

这两位大陆农民来自广东中山的古镇。他们都是古镇海洲村人，一个干部模样的“负责人”叫袁达光，另一位面相精明的叫袁玉满。袁达光的确当过干部，不过他的最大“官职”是大队窑厂厂长。一年前，在他的怂恿下，袁玉满和另一个村窑厂的侯瑞垣、袁广明、区伟松4位跑供销的农民兄弟，一起合伙“下海”做生意。倒钢材、卖水泥，一年下来虽然没赚上几个钱，不过也练就了一些生意经。本来嘛，跑供销的他们就比在地头种菜的农民兄弟脑子要灵光许多。

“这玻璃灯多美呀，放在墙壁上又好看又明亮，准有销路!”区伟松从袁达光和袁玉满手中接过从香港带来的几盏灯，左看右看，满脸闪动着金光，仿佛明天就可以当“万元户”了——那时“万元户”就是富人的代名词。

“这灯并不复杂，成本也不会高，不就一个灯泡、一根线圈、一块玻璃嘛!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来!”侯瑞垣和袁广明则开始琢磨起工艺，并信心十足。

“厂长想的就是这个。现在倒钢材、弄水泥的人太多，要是我们几个能搞个灯产品来，说不准让全古镇的人都眼红呢!”袁玉满瞅一眼袁达光，示意他快把想法告诉伙伴们。

性格内向的袁达光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其他生意咱们先放一放，从明天起我们集中精力找材料，争取先把这玻璃灯仿制出来，然后我们再到市场上试试好不好卖，最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干……”

“行。我去搞玻璃片。”

“我去弄线圈。”

“小螺丝我来弄……”

袁玉满等几个合伙人，各领一项任务，分头寻找材料去了。

“这么些小货色，怎么这么难弄?”

“可不，我的腿都快跑断了，竟然连一寸长的线圈都没寻觅到……”

几天过后，袁玉满他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唉声叹气地回来向袁达光汇报。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种原材料处在极其匮乏之时。那时中国人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统一调拨，连买鸡蛋也要排队凭票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