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我又把老蔡找来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老蔡是成立如今，这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最早建议者之一。他自己告诉我他还是常熟服装城商市的第一位“工商”、第一位市场营业领照人。看了他的名片我又给他加了个“第一”：常熟“中国服装城”的第一位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这是他现在的职务）。

老蔡的全名叫蔡小兴，53岁，当过生产大队会计、大队长、书记。他从“泥腿子书记”岗位上下来，是因为当时的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多服公司”），需要一个管管在乡管辖范围的汽车站门口前马路上所出现的那些摆小摊的人。老蔡当时的任务是，每天带着小本本沿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太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为“多服公司”收每个摊位3毛、5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汽车站门口的马路市场开始也就是几十个小贩。到1983年时有了一百来个。1984年时一下多到四百几十个小贩。那么多小贩天天堵在车站门口又吆喝又占路，简直把老蔡累得喘不过气来。要单累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蔡整天跑东头奔西边的还不落好。有的部门说他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扰乱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们骂他是光知收钱而不管开绿灯的“吸血鬼”。里外人鬼不是的老蔡只得抱着一团怨气到上司那儿发牢骚，说再不想法子说不准哪天汽车轧死几个人，我跟你经理大人都得被撤职……

“那你看咋弄?”经理问。

“在车站边弄块地把小贩们集中一起。”老蔡说。

经理自言自语说：“这样好是好，可不知行不行。”

“咋不行?人家报纸上都介绍过说这叫办市场。”老蔡固执道，并翻出一张《人民日报》要经理看。

“那就向上面打个报告试试吧。”经理终于松口。

“报告”是以老蔡他们的“多服公司”和湖泾村联名向市政府请示的。不想市政府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筹建“常熟市招商场”的建议。

老蔡拿着市里的“批复”，领到那张招商场营业执照时，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只是当他怀揣“执照”去请他的一位城区“老工商”朋友，出城帮忙做市场管理员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叫我?你想得出的!你们乡下人也搞市场?省省劲吧老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老工商”这样回答他。（不过后来老蔡还是死皮赖脸地把“老工商”拉到了乡下他的那个马路市场，并且俩人一直一起干了很长时间）。

“你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市场是不是就是今天常熟‘中国服装城’这个样?”我问老蔡。

老蔡直摇头，说：“哪里哪里，讲句实话，当时我们提出建市场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治理车站门前的脏、乱、差。服装城的形成完全是后来市场本身所带出的市场效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确实，常熟服装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常熟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然而也确有一个常熟人是想到的。他就是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民经济奇人”的服装城开创者、首席功臣顾邦君。

高高的个头，硬邦邦的身子，走路气昂昂，雄赳赳——这是见他后的第一印象。60岁上下的人了，一点不显。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与颇有魅力的风度，更难叫人将他与一个农民划等号。然而他的精明、睿智、直率和纯朴，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

顾邦君的传奇故事可以用一根扁担两个筐子挑；而他也乐意别人夸他的才能是从“一○○大学”获得的专利。

“一○○大学?中国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吗?”美国记者把眼珠子瞪大了。

“有呀!一条扁担，两个粪桶，这不是一○○吗？我是挑粪出身的农民，在实践中学的知识。中国10亿人中有9亿跟我一样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这样风趣幽默地告诉外国人。

市府关于在车站边建个市场的“批复”下来后，当时的琴南乡党委书记夏祖兴找来乡里办企业的“能人”顾邦君。

“你发话，咋搞?”

“我要知道咋搞，还搬你出山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