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还要知道每个人的才能的大小，与每个人才能的不同与各自专长，做到量才授职。刘勰说：“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受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刘子》）唐代赵蕤也提出“量才授官，至理之术”的用人原则。他认为人的“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用之，安得不殆乎？”（《长短经》）汉代的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即“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俗人，通人过儒生，文人过通人，鸿儒过文人。”鸿儒是人才的最高层次。晋代傅玄把人的才能分为九等，然后根据人的才能的不同，而委之以任。傅玄说：“凡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本；四曰，学才，以综经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经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谏。此量才者也。”（转引自《长短经》）也即是要根据人的不同的能力而任之。他还强调不同的事情，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来做。他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本，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傅子》）人的才能是有差别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才能，真正说起来，世界上是没有全才的。因此，一些适合于作方面的工作，另一些人适合于作另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须认识一个人的才能的不同，从而委之以不同的任务，授之以不同的职务。这也是我国古代任人的一重要的原则。为要做到扬长避短，必须要分别人才的层次和类型。

知人善用，不以貌取，当以质论。三国时期，庞统隐居在江东，鲁肃慧眼识英才，周瑜死后，他就向孙权极力推荐庞统。可是孙权见庞统“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里十分不喜欢，又嫌庞统出言不逊，轻视周瑜，便拒而不用，轻易地将他放走了。于是，鲁肃只好把他推荐给了刘备。庞统虽然早死，但是从当事人对他的评价，以及他生前所做的事来看，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孙权因为以貌取人，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人才，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对人的判断失误，导致良机丧失，甚至丧身辱国的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关羽因为低估了东吴的吕蒙，终致城亡兵败，身死无地。而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勇猛无敌，威名天下，却因为前来投奔的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而不用之，使得韩信改投市井小人一般的刘邦，让不可一世的楚霸王落入十面埋伏之中，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凄惨结局。

一个人是否应该被看重，重要的当然是看他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学识修养，至于外在的容貌、装饰以及言谈举止等，其实都是次要的。无论是选才用人还是结亲交友，有见识者当然要以此为标准。当然，能够“质”与“文”俱佳更好，但是，切记不可因“文”而废“质”。否则，一旦被外表迷惑，得到一个华而不实的废物，甚至是一个仅仅外面光的“驴粪蛋”，就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一天，汉高祖设酒宴于洛阳南宫，刘邦问群臣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真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为我所擒也”。这一段话表明善于用人者则事业兴旺，不善于用人者则事业无成。刘邦比项羽善于用人，所以刘邦取得了成功。

用人为要大公无私，任人要不避贵贱，不避亲疏，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有才干就任用他。唐代韩愈说：“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可宜焉”。即是说，只要他能力能适宜从事某项工作，不能因为他和自己疏远或和自己有某种亲戚或亲密关系，就用或弃，而是大胆使用。

用人还要有宽容的胸怀，做到大度。三国时的陈寿说“苟得其人，虽仇必举”。用贤不避仇必须要有广阔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楚庄王在平定斗氏之乱以后，举行宴会庆贺。在宴会上，楚王命他的宠姬许氏为群臣斟酒，有一个臣子叫唐狡的，见许姬长得非常美貌，借风吹灭灯之机，拉许姬的袖子。许姬顺手将这个人的冠樱摘走，并走到楚庄王面前，告之此事，要求楚庄王查处。楚庄王听了此事之后，不但不想查处。反而命令掌灯的人把灯灭了，叫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把冠樱摘下来。这样就辨不出拉许姬的人。后来，楚庄王攻伐郑国时，唐狡拼死护卫庄王，楚庄王十分感动，问其原因时，才知道当时拉许姬衣袖的人就是唐狡。正是楚庄王以宽容的态度对下属，才赢得了唐狡对他的忠心。

用人要容人之短。寸有其长，尺有其短。许多人才，往往是一些“怪才”，有的刚正不阿，有的不善言表，有的不谙世故。“量小失众友，度大集群朋”。只有海纳百川，尊人之长，容人之短，善于发挥他们的优点、克服他们的缺点、弥补他们的弱点，才能广纳人才，才尽其用。容人还要容人之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在用人时切忌以个人好恶取舍，对冒犯过自己，或者对自己有成见的人，要求同存异，以自己的高尚情操感化他，团结他，使之为我所用。容人更要容人之长。人各有所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相互提高，促进事业发展。对那些能力水平超过自己的人才，要放下架子，虚心请教，放手使用。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选用人才要看大局，管理人要做到张弛有度，该严的地方要严格，该宽松的地方要宽松。很多管理者，特别是刚刚出道、本身学历又很高、做事情求完美的管理者，非常容易犯的管理错误就是对人比较挑剔，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甚至苛刻到完全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要求自己的下属。这样，容易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工作团队内部制造紧张管理，最后不能避免的影响到团队的战斗力，甚至使团队趋于解体。

管理是一门平衡的艺术，要做到“赦小过”，谁不能宽容别人，也就不能管理别人和领导别人。在重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的中国，掌握这种平衡的艺术，尤其显得重要。

古人云：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只有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努力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才能使他们真正脱颖而出，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人尽所能，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子曾经曰过】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智者感悟】

有的人脑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养活别人，管理者靠别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孟子最早提出社会分工的思想，而且比较系统深刻，很多观点和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和现管理分工理论合拍，令人叹为观止，为后来的社会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孟子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有名的关于“劳心与劳力”的论辩。

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名叫许行的人从楚国到滕国进见滕文公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希望得到一所住处，成为您的百姓。”滕文公给了他住处。许地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着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织席子谋生。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也进见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人了，我们都愿意做圣人的百姓。”陈相见到许行后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自己以前所学的而改学许行的学说。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的确是个贤明的君主，不过，他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治国之道。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现在滕国却有储藏粮食的仓库，存放财物的仓库，这是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怎么能够叫做贤明呢？”孟子说：“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陈相回答说：“对。”“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吗？”回答说：“不，许先生只穿粗麻衣服。”“许先生戴帽子吗？”回答说：“戴。”孟子问：“戴什么帽子呢？”回答说：“戴白帽子。”孟子问：“他自己织的吗？”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回答说：“因为怕误了农活。”孟子问：“许先生用锅和甄子做饭，用铁器耕种吗？”回答说：“是的。”“他自己做的吗？”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的。”孟子于是说：“农夫用粮食换取锅、瓶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那么，瓦匠和铁匠用锅、瓶和农具换取粮食，难道就能够说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怕麻烦呢？”陈相回答说：“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

“那么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一边耕种一边治理了吗？官吏有官吏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用，那就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脑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在尧那个时代，天下还未太平，洪水成灾，四处泛滥；草木无限制生长，禽兽大量繁殖，谷物没有收成，飞禽走兽危害人类，到处都是它们的踪迹。尧为此而非常担忧，选拔舜出来全面治理。舜派益掌管用火烧，益便用烈火焚烧山野沼泽的草木，飞禽走兽于是四散而逃。大禹疏通九条河道，治理济水、源水，引流入海；挖掘汝水、汉水，疏通淮水、泅水，引流进入长江。这样中国才可以进行农业耕种。当时，禹八年在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前都不进去，即便他想亲自种地，行吗？“后稷教老百姓耕种收获，栽培五谷，五谷成熟了才能够养育百姓。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养，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又为此而担忧，派契做司徒，用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常关系和道理来教育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尧说道：‘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开导他们，纠正他们，辅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创所，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品德。’圣人为老百姓考虑得如此之难道还有时间来亲自耕种吗？

尧和舜治理天下，难道不用心思吗？只不过用在耕田种地上罢了。“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一切来改变边远落后地区的，没有听说过用边远落后地区的一切来改变中原的。陈良本来是楚国的人，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由南而北来到中原学习。

陈相说：“如果听从许先生的学说，市场价格就会统一，人人没有欺诈，就是打发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也不会被欺骗。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价格也就一样；麻线丝绵的轻重一样，价格也就一样；五谷的多少一样，价格也就一样；鞋子的大小一样，价格也就一样。”孟子说：“各种东西的质量和价格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甚至相差千倍万倍。您想让它们完全一样，只是搞乱天下罢了。一双粗糙的鞋子与一双榆致的鞋子价格完全一样，人们难道会同意吗？听从许先生的学说，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孟子·滕文公上》）

通过上面我们可以总结出孟子分工理论的几个特点：

孟子认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要满足自己和家庭的衣食住行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子在反驳许子的观点时问道：“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票易之。”“以票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诚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也。”可见许子主张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任何事都要亲历亲为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的能力必然有限，而每个人的需求却相对较多，出现某些不平衡，许行的学说主张统治者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确也是有一定意义，因而具有吸引力的。但这中思想过于简单，也不可能实现，所以孟子在问到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怕麻烦呢？陈相只能回答说：“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所以只有把人们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使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在现代社会的管理实践中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知识呈现几何级数发展态势，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技能和知识，就是在一个企业中，一个产品可以达到上前道工序，一个人怎能完成？可见分工是必然的。而这几千道工序和成千上万的员工怎样进行有效的排列组合，达到最有效率？这就需要管理，需要更高级劳心者，出现管理域被管理的分工。

孟子认为士农工商，天下各行各业要有所分工，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才能各得其所，使人们过上物质充足且精神高尚的生活。农夫用粮食换取锅、瓶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瓦匠和铁匠用锅、瓶和农具换取粮食，也不能够说是损害了农夫。同理，劳心者用脑力来换取生活用品也不能说是损害了劳力者。他们之间的交换与分工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现代管理理论其实最重要就是对人的管理，而如何对现有人员进行有效的分工，使其特有才能在特定岗位上发挥最大的功用，激发其斗志和潜能是现代管理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每个人的特点和优势不一样，有点善于营销，有的善于行政，有的善于管理，有的善于科研，在一个企业中正是由于材质的不同使分工更为有效率。在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中，正是系统内部人员的相互补充交换和配合使得这个系统的得以高效运转，可见只有组织内部个安其位，各得其所，合理分工才能使管理变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