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欲望的不等式

把人的欲望力归结为四种（名、权、利、色）还不是最简洁的归纳，还有人说得更加简单，这个人就是弗洛伊德博士。尽管今天有人对他所提出的理论开始产生了怀疑，但这句话可以说是一句至理名言，人要做的事都起源于两种动机：性冲动及成为伟大的欲望。而美国大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这一点所用的字句稍有出入。杜威博士说，人类天性中最深刻的冲动就是“成为重要的欲望”。

让我们记住这句话，“成为重要的欲望”。

在这个观念之下，似乎把名与权，甚至利都划归为一了。因为不管你是成为一个权力最高层的执掌者也好，或是成为一个知名度极大的影星、歌星也好，还足成为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好。他们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完成了“成为伟大（重要）的欲望”。

这一点可以解释我们人类的一切动机，从小孩子打架，到议会中争吵，直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结果都要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我这个人比你那个人聪明能干，我这个民族比你那个民族优越，我这个国家比你那个国家更强大。

从这个统一意义上说（其实对于基因而言），某一个人是成为一个杰出的外科医生，还是成为一个着名律师，甚至是成为一个歌星还是影星，这一点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成为这群体里的伟大（重要）者。换成我们所说的“金字塔”结构来表示，就是要使“我”这个基因占据于金字塔的最高顶点，而让一切的其他人（你与他）处于我的下方。

这就是人类欲望力的同一性。

人的欲望力还有不同一性，那就是权不同于名，名不同于利，利不同于色。并且，这四种欲望的重要性也各个不同。

而由于每个人的基因生得不同，对这四种欲望的兴趣和追求也会因人而异。

把名、权、利、色四种欲望作为金字塔的四条边线，有它说明问题的形象性。不过，我们也知道，这四种欲望是非等值等同的，比较起来，对权的渴望要比对其他欲望的渴望大得多。而实际上，不论是在我们的观念之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之中，权力总是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如果某个人实现了权力欲望的最大值，那么，他的利、名与色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反之，用利来换取权力，用色来交换利益，总小如得到权力来得方便。

现在在拉美国家或者在菲律宾，着名电影演员或环球小姐已经有开始竞选总统的事实。当上了着名影星，在全国便有了知名度，加上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竞选起总统来，总要比一个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人来得方便，然而你当着名影星、歌星是一回事，你是否能当上总统有没有领导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成熟的国人是不会轻易在这两者之问画等号的。

这也是说，由权而得名、利、色者易，由名、利、色去交换权力者难。

我们在前面举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杨贵妃的例子，一个是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的“红粉知己”张猗的例子。这一今一古两位美人都是用自己的色去换得权力、财富和一切好处的例证。但是，安史之乱，唐玄宗兵败逃跑，失败的罪责便落到了杨贵妃的头上。

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遂缢死于佛堂。时年三十八，死于驿西道侧。

不仅是杨国忠父子被处死，连杨贵妃自己也香消玉殒。说得好听一些，是唐玄宗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说得难听一些，是唐玄宗这时采取了舍车保帅的策略，用牺牲杨贵妃来平息了四军的怨愤。而那位曹秀康钟爱的上海美女张猗呢，也没有逃脱杨贵妃的下场。

请看张猗的罪行：“参与走私汽车（包括车身）3800余辆（套）、钢材19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大豆5万余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2亿余元。”

再看张猗的下场：“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唐玄宗是权的代表，杨贵妃是色的代表，在某个意义上说，“色”是敌不过“权”的，遇到了危机的关键时刻，掌权者就会抛弃色而确保自己，因为以自己的性命与色相比，当然还是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在这里我们还有一说，正好是对那座金字塔的又一个“说明”。像曹秀康那样的小角色，包括国内国外许许多多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犯了大罪后，即使舍色（车）保权（帅），也是保不住的，这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攀到权势的顶点，如果他们到达了唐玄宗那样的地位，那么整个国家的权力与财富都是他一个人的了，在一定的范围中，是可以达到舍车保帅的目的的。

这是抛弃了事情正义与道义性的一种说法，我想有些读者一定不会苟同，我知道这些读者的观点是：如果唐明皇做得太离谱，得罪的人民太多，群众怨声载道，那么他的朝廷也是会被推翻的，皇帝的脑袋也可能被砍下来。玄宗的老祖宗唐太宗不是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我相信读者也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有时偷一只鸡一头牛的人被砍了脑袋，而窃得一个国家的人反而成了英雄与王侯。

二、从人类发展的两极看权益

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年赴新几内亚和美拉尼亚对那里的土着部落进行了实地考察，归来后写出了一本《神圣的性生活》（原书名为《西北美拉尼亚的野蛮人性生活》）的书，他指出，具有酋长权力的人，他在一个部落里掌握着最大的财富，拥有最多的妻妾，是“天经地义”的，是自古以来就“规范化”了的。

一夫多妻制在特罗布里恩德人当中占的极重要的地位，因此迄今为止，我们对他们的婚姻习俗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每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的假设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样做并没有误八歧途。因为每一个男人拥有好门一个毒子前面所论及的就可以说是每一个单独的婚姻。但对于多妻制还要再加上一些补充说明。习惯上一夫多妻只适合干那些地位显赫或者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例如有名望的巫师。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男人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有义务拥有许多妻子。每个酋长莫不如此。也就是说，每一个能够在或大或小的区域时行使统治权的头人都应该拥有很多的妻子。为了行使他的权力，履行他应尽的义务，他必须掌握财富，而在特罗布里恩德岛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只有通过多妻制才能达到这一点。

对特殊条件进行一番陈述将会使事情真相变得更加清楚。每一位酋长拥一个由几个村落组成的纳贡区域，在基里维纳，每位酋长都拥有好几十个纳税村落。在卢巴或提拉托拉，每一位酋长拥有十几个纳税村落。至于一些较小的酋长，他们所拥有的纳税村落就只有一两个。这种纳税区域是通过婚姻建立起来的。每一个臣属的社区都向酋长提供相当数量的捐献，然而所有这些捐献都无一例外地是以嫁妆，即每年一度用薯蓣来偿付的。每一个村落如果是复合村落，即指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归一个亚氏族“所有”，并且由那个亚氏族的头人来统治。酋长要从他所统治的每一个亚氏族中挑选出一个女人作为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个妻子似乎还是终身的，因为如果她死了，就要立即从同一个亚氏族里选同一个替身与他结婚。这个妇女，即亚氏族挑选出来的代表者的嫁妆要由这个氏族的所有男性成员共同承担，尽管所有的嫁妆都是由头人统一送给酋长的。因此，这一区域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在为他的酋长工作，然而他们为他工作却像是为他们的法律上的亲属工作，不论这一亲属关系有多么疏远。

奥马拉卡纳的头人同时也是基里维纳的酋长。他在权力、等级以及影响范围和声望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纳贡区域原来覆盖着整个岛屿的北半部，大约包括印个社区、村落或村落的组成部分，他们为他提供了多达60人的妻子群。现在这一权力已因自人的出现而受到很大限制，同时还由于一些村落的消失而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他的每位妻子每年都为他带来极其充足的物质收入（主要是薯蓣）。她的家庭每年都为酋长装满一两个仓库，也就是要提供数量约为五六吨之多的薯蓣。所以酋长实际上每年可收到300～350吨之多的薯蓣。这些薯蓣除少量供自己消费以外，绝大部分都被卖掉，得来的钱款，足以使他为大型的筵席提供食物，为制作珍贵装饰品的手工艺人支付报酬，为战争和海外活动提供经济后盾以及用来雇佣危险的巫师和刺客总之，可以使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去做任何事情。

一个酋长分管60个村落，他就得娶60个妻子，代表着他与这些村落的联姻，而这60个村落每个村落都得进贡五六吨的薯蓣，加起来是300350吨，这就是最原始的财富，属于酋长的财富。

至于管60多个村子的酋长，他的名望、声威、权威当然是谁也不敢忽视的。因此，这位酋长只要当上了酋长，那么，太多的妻子、堆积如山的财物，以及无人能比的声名，便都集于一身了。他甚至用不着去看哪个村落里的姑娘漂亮，再用权力占为己有，也用不着拿自己的权去交换财富，因为一切都严丝合缝地统一于他酋长的权力之中。今天硕果仅存的原始部落的“游戏规则”是人类进入社会之后通用规则，无论是非洲还是欧洲，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原始部落制社会，都是一样。在酋长这个高位的首领身上，体现了权、名、利、色价值实现的四欲统一。

而比酋长低一级的巫师，虽然不能像酋长一样娶那么多的老婆。也是可以多妻制的。至于最下层的土着居民，那就没这种“福分”厂。有一个老婆就已经不错。

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今天仍保存着的原始人文景观，止是整个人类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社会的真实写照。大约中国的尧舜禹时代，就是这样一种集群模式。虽然300吨红薯、地瓜在今天的亿万富翁看来，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而作为一位酋长言之，那是“一国的财富”，如同我们封建时代的国库。

是的，时代在不断地进步，但是在整个封建的时期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权力与多妻多财的合一。从西汉时起，与外族联姻，不是汉朝嫁“公主”就是外族进献美女。到了12世纪的时候，金国还有这样的传统，一个可汗有众多的妻子，这些妻子来自于不同的部族，老王死了，新王接位，除了新王自己的母亲以外，其他不管是年老的或是年轻的老王的嫔妃，新王都可以原封不动的承继，若是少了哪一方“诸侯”的嫔妃，新王就可以补充后宫。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中的维族和卓进献香妃给乾隆皇帝，也确有其事，这和某个村落的头人将自己村中的美女进献给酋长的性质实屑一致。由此说来，集人类从原始、奴隶、封建三个大时代三四千年的历史传承，掌握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同时自然地拥有利、名与色，似乎用不着作什么论证的了。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级，在当今这个时代，情况是否有原则的改变呢？看来是有的，但改变得并不多。

凡是位居高职的人，一般都是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权与钱在他们那里画上了等号。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当时老百姓都认为，这四大家族通过联姻来巩固统治与共占财富，他们既窃了国，又窃了财，而他们加起来的财富，就可以“敌国”。而在这四大家族之中，尤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居首。

陈廷一撰写的《一样熙大传》不久前出版了，让我们了解了这位巨富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现摘录片断如下孔祥熙一生究竟积聚了多少财产？

当初宋美龄与杜鲁门斗法，惹恼了这位粗声大气的美国总统。当他得知美龄的活动受到孔祥熙钱财的支持时，立即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

美龄的演说进一步刺痛总统时，杜鲁门跳脚大骂：“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38亿美元中偷走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孔祥熙一遍一遍地向美国朋友解释，自己的财产都是步入政界之前，在山西老家经商时积攒下来的。他请这些朋友帮他澄清财产的来源的误解，适当提醒杜鲁门注意说话的根据和分寸。

这些话传到杜鲁门的耳朵时，杜鲁门轻蔑地一笑，向这些人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材料：孔祥熙从政之前虽然很会赚钱，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取得了山西全境的壳牌石油经销全权，同时还经营肥皂之类的小日用品，但由于本钱小和时间短，所得十分有限。材料说，孔祥熙和所有山西人一样，喜欢保值的银子，同时为了防盗，积到一定数目，就铸成一个大锭，称之为“莫奈何”。孔祥熙当年经营所得，一共铸了3个1000两银子的大锭。也就是3000两银子。这与他和宋蔼龄今日拥有的财富相差何止千百万倍。

联邦调查局报回新的材料：1943午时，宋蔼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是8000万美元，宋子文有7000万美元，美龄则是l5亿美元。

这是十年前的一个银行数字，那么现在他们一共有多少财产呢？一一些银行家告诉杜鲁门，宋家和孔家确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愤愤不平地到处谈论蒋介石政府里的“贪官和坏蛋”，但是20亿美元的确切情况他无法查到。

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他向孔祥熙的朋友出示材料暴露了他正在进行的调查。孔祥熙已经警觉起来，他们展开了保护自己财产秘密的反调查活动。

联邦调查局掌握了孔祥熙在大通国民银行、花旗银行、西雅圉和波士顿银行都有巨额存款的线索，但是他们无法进行进一步核实。银行方面都回答“无可奉告”。

有人提供情况，孔祥熙在纽约的中国银行有大量存款，而且这些存款常常被用作向美国政界人士的政治捐款。但这更是一个无法进行调查的地方，因为中国银行就掌握在孔祥熙手里，就像旧金山的广东银行就是宋子文个人的一样，到那里去调查岂不是自讨没趣？

白以为能干的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就此罢手，他们继续对孔家财产进行债察。他们查到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许多城市有孔祥熙及其公子的公寓和办公大楼。在洛杉矶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发现了孔祥熙从中国运去的大量黄金。美国《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孔家财产的大约数日，立即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兴趣。

不久，多年来一直设法躲避记者的孔祥熙在华尔街一家酒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请这些“有正义感、客观公正”的记者们为他澄清以往的谣传。然后由孔令侃向每位记者送一个“装有关材料”的袋子，有些记者就高高兴兴地回击发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