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提着提盒，出医院顶着炽热的太阳往南走。走过十字路口，在西边的建筑物上寻找粥王的招牌。走了好远，找不到，以为走过了，又往回走，还是没有。想想可能还是没走到。又问行人，果然还在前边，又继续向前走，终于找到了小冯给我说的那个粥王店（称之为4号饭店）。走进去，看了竖在门口的饭谱招牌，竟有20多种各种各样的粥，大喜过望。因时间还早，饭店里还没有客人，只有几个服务员和老板在。斟酌了半天，决定买红枣绿豆粥，一份清炒荷兰豆，粥2元一碗，菜8元一份。等了一会儿，打了，盖好，喜滋滋地提回来，汉桥很满意。

晚上屋里没有开灯，在天色暗下来时，汉桥有了睡意。为她盖上被子，调好空调温度，拉上窗帘，从护士那里拿来蝇拍赶走苍蝇。一切都轻手轻脚，生怕惊走了她的睡眠。因为屋里还有别人，怕弄出响声影响她的休息，就坐在她的身边守着。老李也和我一样，在其妻子身边坐着。借着窗外的灯，在昏黄柔和的光线中，看着汉桥安祥而圣洁的脸，就像看着我的母亲和孩子，心中升腾起一团宗教般的情绪。还是没睡稳，翻了几次身。我给她按揉肩膀，又像哄小孩似的拍着她，按着拍着，渐渐地有了均匀的呼吸声。睡着了也还是那样坐着，端祥着她的脸。屋里是那样地宁静，她是那样地安祥，我是那样地忘情。

领来了睡椅，洗漱了，在电水炉上放上剩下的清炒荷兰豆和粥，到阳台上去吸烟。小冯也过来，又谈到双方妻子的病，谈到汉桥手术时惊心动魄的过程，说真是令人后怕。听小冯说住在9病室的一个男病号，诊断为脑瘤，打开以后却不是，原来是脑溢血，又合上了，是一次误诊。

趁着有点闲暇，我从病室里拿来汉桥手术时的两个c片子，和小冯一起到医生值班室的灯箱上查看，时值班室里无人。正看着，安医生来，今天是他值班。他是最近几天才出现在病房的，因而和他很生疏。他约三十岁上下，瘦瘦的，戴幅眼镜，文质彬彬的。针对一些疑问想问问他，却不和我搭腔，我意识到可能是忌讳什么。后来他跟我较起真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是想了解下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病人当时的病情。他说你不要告，告到哪儿都告不赢！我很感吃惊，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说你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了。其实我真的没有去追究责任的意思，能把汉桥治到目前这种程度已是万幸了，还有什么可告的。他质问我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从医的？我隐瞒了自己警察的身份，说我是教书的。他说这就好比交通事故，是任何人也预料不到的。他说去年四月份，一个病人就是这种情况，死在了icu。我问是什么原因，说他的是慢出血，习而不察，因而导致了死亡。他知道汉桥的手术事故，说你们的手术非做不可，不第二次打开病人就死了。说汉桥的事故叫做硬脑膜外出血（后来朱大夫说硬脑膜外血肿），出得快，发现瞳孔变化明显，而那个病人出血非常慢，到发现时人就不行了。还说许大夫是国内最著名的大夫，他遇到这样的事也是自认倒霉。他又给我打了许多比方，来证明他刚才的理论。说大脑就好比是个豆腐块，指头突然按上去就会留下手印。但要慢慢地按，就会什么也留下下。说脑手术危险性很大，其中一项就是出血。在手术时用钳子或烙铁止住了血，但缝上以后，假如病人咳嗽或其他因素导致出血，也会导致死亡，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还说现在有一种新的预防方法，就是吊挂硬脑膜。较大的脑瘤手术时都要采取这种措施。我问武汉桥的是否采用了这种方法？他说一定也用了。我说医院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应该相对少一些吧。他说是这样的。在你们那里这种情况一定会多。他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个体的差异，比如说有人为什么对青霉素过敏，而有人不过敏。由是我进一步断定汉桥这次来北京真是来应了，像她的大脑结构，在其它医院一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很有可能彻底的失败。想来真是后怕。后来关系慢慢地缓和下来了，他看了片子，说出血量还不少。我说大概有多少？他说说不了，又做出悔莫如深的样子。

安大夫的话传达出这样几个信息：一是汉桥的手术应该算是个医疗事故，或者说是一个准事故。而事故的原因来自汉桥自身，即个体的差异性，而非来自院方；二是他们至今还在担心我们闹事，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要不然，他们就不必有这种担心。因此，假如汉桥真的出了事，我们是有权力去追究院方的责任的；三是从他们的警觉程度来看，过去一定有人因手术事故闹过事，而且闹得还比较凶；四是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五是证实了汉桥的幸运，的确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无论那个方面出了一点问题，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了。

想到在医院里各方面还是要注意，医生之间关系微妙，也怕病人闹事。想到张主任那天下午从手术室出来时，在电梯口苍惶而逃。第二天早上见到我时，赶快躲避，都说明他们很怕纠缠。因此要谨言慎行，安全度过医院生活，为汉桥治疗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汉桥能治到目前这种程度，已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我们没有去闹的必要，而且，医生们也在尽心尽力地治疗，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