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寡妇七(11)

第二天他发现葡萄从红薯窖上来，挎一篮子花生。她说：“炒花生给你吃。”又过几天，他夜里躺在床上，听她出屋。不知为什么，他起身扒在窗上看。他见她又下红薯窖了，上来下去手里都挎着篮子。

朴同志有天晚上开会回来，她给他开大门。那天他忘了带手电，步子滑了一下，从台阶上摔下去。她给他敷药时他说要在门上装个灯就好了。

“装啥灯?反正你们又耽不长。”

“谁说我们耽不长?”

“我说。”

“你为什么说我们耽不长?”他有点和孩子胡逗的样子，看着她笑。

“谁都耽不长”。她想说给她听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了，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不过她没说。葡萄觉得自己现在心眼多了，不愿意把话给人说透，说透别人高低也明白不了。

“我们这回可是要长耽。”朴同志说。

“耽不长。”葡萄说，用旧布条把他腿包上。“你们不喜欢俺们这儿。俺们也不喜欢你们住长。”

“你不欢迎我住这儿?”朴同志还逗她。

“你们来，问过我们欢迎不欢迎了吗?”她眨着眼。她是特别耐逗的人，不动声色已经把对方逗了。

朴同志当晚就把葡萄作为人物速写记在本子上了。朴同志白天下地和社员一块锄麦，锄几下社员就把他们十几个工作队员劝到一边去，叫他们读报唱歌睡觉发呆，反正不愿看他们硬着腰板、直着胳膊腿锄地，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受症。朴同志把本子带到地头上去写，跟锄地的人打听这家老汉那家闺女，把葡萄的底细全问了出来。连她十四岁那年守寡也打听得仔仔细细。他心里没法给葡萄这女子定型。她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想多和葡萄说说话，可工作队忙死人，到深夜才开完会才回家。

三个月之后，全公社开大会，几千人到了史屯小学校的操场上，有的坐在鞋上，有的坐烂苇席，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葡萄坐着自己的鞋，一针接一接地纳鞋底。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

斗争的人是刘树根的媳妇。斗的是给十四军一个连长做姘头。刘树根媳妇暗藏了很多年，拉拢腐蚀了刘树根和生产队、大队许多男人。

葡萄扯着手里的麻线，眼睛一下也不往刘树根媳妇身上扫。刘树根媳妇有啥看头?回回赶集都看。她眼睛盯在朴同志身上，朴同志的衣裳扣错了一个扣子，下摆一长一短。她听朴同志告诉她，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朴同志做啥事都乱七八糟，胡乱凑合，就是没有妈做给他看。她的挺长大了会不会拧毛巾、扣衣服?

葡萄眼泪流出来了。朴同志隔在眼泪那一边眉眼也不清楚了。

朴同志没发言，就站在一边看工作队其他人发言，又看史书记和社员代表发言。现在台上佝腰缩头站的不止一个刘树根媳妇了，还有贺镇一个老师，是右派，还是“漏划”。另外就是几个过去挨过斗争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多少次见这么大的场面，所以台下看他们，他们也看台下。因为他们知道下了台他们和台下的人又是互相问“吃罢了?”“正做着呢。”

最后上台的是史老舅。史老舅落后话太多，给他挂了坏份子的名号。

朴同志的眼睛东看西看，漫不经心。他突然看见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葡萄。葡萄在流泪。他用眼睛问了她：“哭什么?”葡萄笑笑，用手掌下端把眼睛抹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衣服前襟。

朴同志盯着她的衣服前襟研究半天。那是件白土布褂子，滚着蓝底白花的边。葡萄的衣服再旧都合体可人。她又指指自己前襟，他便想加深研究她的胸。他脸红了，心里骂自己：你小子想哪儿去了?!

会开完了，几千人在操场上拍打鞋上，席上、屁股上的黄土。这地方的黄土好啊，又细又软，天都遮黄了。所有的女工作队员都掏出粉红、粉黄、淡绿、淡蓝的小手绢捂住鼻子、嘴，只有朴同志傻楞楞地看着半天高的好黄土，他从来没见过这样遮天瞥日的黄土；黄土也象黄水一样长大潮，把人淹在里头。

等他低下头，葡萄站在他面前。他看着她的眼，还是用眼睛问她：你刚才哭啥?

她看懂了他眼里的问话。她说：“眼叫土迷了。”她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你真心话吗?

她还想说什么，笑笑，走了。

他懂了她的话，跟她往回走。走到地边，人群稀了。她转过身，把他扣错的钮扣解开，发现原来少了一颗扣子。

“脱下。”

朴同志想，有叫不熟识的男人“脱下”的吗?

“脱呀!我找个扣儿给你钉上。”

他里面是个烂背心，一边背带断了，露出半个胸脯。他赶紧把那根背带手提着。他笑着说：“你钉不完，我哪件衣服都少俩扣子。我走路不看道，天天让树枝挂，让钉子扯。”

第九个寡妇七(12)

她说：“咋和我那挺一样呢?”

“挺是谁?”

“是我孩子。”

她自己一点都不吃惊，把真情吐露给这个萍水相逢的人。

“没见他呀。”朴同志倒是大吃一惊，半天才搭上话来。他听说葡萄一直守寡，一个人过了二十年。

“你咋会见着他。他在陕西呢。说不定在河北。”她知道他想往下听，心急得油煎一样哩。她说：“谁也没见过他，他爹也没见过他。这村里的人谁都不知我有个挺。”

朴同志明白了。他感到这事很凄凉又美。一个年轻寡妇守着一段秘密儿女情，就一个人过了。他不打听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不是那种俗人。

“你见得着他吗?”

“嗯。俺们见面不说话。”

朴同志一手拎着肩上的断背心带子，沉浸在叫葡萄这乡下女人的故事里。他看一眼她的侧面，那是个完美的侧影。朴同志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手上到她背上。她的背紧绷绷的，一直到腰，到臀都紧绷绷的。

“他知道他是你的孩子?”

“嗯。他是肚里啥都明白的孩子。”

他们谁也不说话地走了一程，高粱高了，蜀黍肥了。

葡萄又站下。他在她身后只隔半步，她一停他就撞在她身上。她说：“你咋和他们不一样呢?”

“和谁们不一样?”

“赵同志、王同志们呗。”

“哪儿不一样?”他笑起来。朴同志和女人总是处得别扭，时间一长他身边总是没女人。地位和钱都帮不了他忙，三十几岁还没人给钉扣子。他在葡萄面前又瞪眼，又晃头，好象他不在乎给她评判似的。

“不一样。”葡萄说。

“你和人家也不一样。”朴同志说，一只手还拎着背心带子。他心里觉得自己滑稽，把缺钮扣的衬衫问她要回来穿上，不就不用这样难为自己了?可他愿意在她面前笨拙、滑稽。到了家，她找出一个扣子给他钉，说：“我每回下地窖你都扒窗上看。”

他想自己的那个行为挺丑，赶紧摇头：“只看了一回!”

“那里头没藏着我孩子他爹。”她笑着说。

“那是红薯窖，我知道。家家都有。”他脸挂不住了。明知是红薯窖，那你偷看她干啥?

“家家都有，可谁家也没我家的大。下去看看不?”葡萄下巴一扬，指那红薯窖，还是笑。“下去看看吧，我陪你下去。”

朴同志不说话，看她把扣子上的线头咬断。她抬起头说：“脱下吧。”

他说：“啊?”

“就这样揪着它揪一辈子?”她指他的手一直揪着的背心带。“回屋换一件呗。”她说。

他回屋去了，转一圈出来，手还揪在背心带上。他笑着说：“这件也是断的。”

她说：“那就光着吧，光着凉快。”

他两把就把背心从头上扯下来了。他说：“是凉快。”他活到三十几岁还没这样听女人话过。

以后葡萄进朴同志的屋去扫扫抹抹，就翻翻朴同志写的书。那本书是讲他自己的故事，里头的男孩子不姓朴，葡萄也知道那就是他。他讲的故事太深，她不认得的字也太多，但她觉着看懂了他的故事。她把他从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事都弄明白了。朴同志很少在家，夜深人静才回来，她想和他说说话，又心疼他缺觉，就拉倒了。他的书天天让她看，蘸着唾沫的手指把书页都翻得不平展了，书一天比一天厚。这天夜里，她给朴同志打开大门，朴同志说：“看完了?”

“啊。”

“好看不?”

“要没那些不认识的字就更好看了。”

她和他说话越来越省事，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从书页被翻动的情形看，就知道她读他的书了，读到哪一章节了。

“识不少字嘛。”

“是俺二哥教的。算盘是俺爹教的。”

“你爹不是早去世了吗?”

“俺有两个爹。早去世的爹不识字。”

她眼睛看着朴同志。一进门他那张了口的皮鞋就叫她看见了。他裤子上全是泥，下半截裤腿是湿的。他是踩到水沟里了。他天天闯祸，糟塌自己的东西。有回下到河里去洗澡，手表也让水泡停了。葡萄觉着自己的心要分一瓣儿给朴同志了。

“看完书怎么想?”朴同志笑眯眯地问她。

“啥都不想。”葡萄说。她心里说：连你心里的东西都看明白了，还用想啥?书上的朴同志和眼前的朴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颗什么样的心，葡萄全懂，但她说不出。

“地窑里藏的人是我爹。”葡萄说。

朴同志心里唿嗵一下，表面和她一样，就象家常夜晚说淡话。他知道葡萄说的“爹”是谁。人们常常说漏嘴。说：孙二大活着的时候，咱这儿啥都有卖。或者：孙二大活着就好了，他能把那孬人给治治。朴同志在这里耽了三个月，心里慢慢活起一个叫孙二大的人：精明、果敢、爱露能、得理不饶人。他发现村里人渐渐忘了孙二大是个被他们斗争、镇压的人，他们又把他想成一个能耐大的长辈，遇到事，他们就遗憾不再有这样的长辈为他们承事了。开始他觉得葡萄在和他逗，但一秒钟之后，他相信她是那种妄为之人。她把窝藏一个死囚和偷公家几棵蜀黍看得差不多，都没啥了不得。

第九个寡妇七(13)

“我爹在下头耽了好些年了。你们工作队不来，他还能上来见个太阳、看个月亮、听个画眉叫。”她凑到灯下去引针。

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

“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

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我爹呀。”

“可……可是他是个犯死罪的人!”

“他没杀人没放火，犯的是谁的死罪?你心里可明白了，他不是犯死罪的人。”

朴同志楞了：“我心里怎么明白?”

“你明白。”葡萄把这三个字咬得很痛。

“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

“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朴同志真不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拿出烟来抽，两手浑身乱摸。“啪”的一声，他的打火机过来了。他看看葡萄大大的手，长长的手指把打火机往他面前又推一下。他可让她害苦了，把一个生死闸把交在他手心。他不知自己下一秒钟会不会跳起脚冲出屋，站到院子里大喊：“来人呐!抓逃犯呐!……”

他又清楚自己是多么没用的人，假如刚听到她说这事的时候没趁着意外、刺激、惊吓跳起来去喊，往后喊是很难的。他一喊不仅出卖一条性命；他要出卖两条——这个浑头浑脑的王葡萄不久他就看不见了。

他是不能看不见她的。三个月他在外头开会、调查、斗争，回来见到她，就感觉安全了。外面总是凶险，斗来斗去，一句话说得大意，就会给斗进去。他是个马虎惯了的人，常说马虎话，只想博人一场哄堂大笑，可是人们笑过之后他觉出不妙来，觉出紧张来。他变成一个每句话说三遍的人：头一遍在心里说，第二遍用嘴说，第三遍是用记忆说，检查嘴巴说出去的哪个字不妥。说了三遍的一句话，落在人群里，他还是发现不妥。就象他走路行事，无论他怎样仔细，天天挂烂衣服踩湿鞋，天天看见身上有碰伤的绿紫青蓝，想不起什么时候碰痛过。

每回他惊心动魄地回到葡萄的院里，看见她拉开门栓，淡笑一下就扭头下台阶，让他跟在后面下来，免得又踩错哪一脚，他就觉得安全了。葡萄这里全是见惯不惊的，大事化小的。她三十四岁，象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象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只要把门栓一插，她这院子就是她的，就安全。

这下她的院子不安全了。她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哩。

揣着一个定时炸弹，她还能这样安全，他实在懂不了她是怎么回事。她讲着他公爹如何生病，她怎样给他求医，而他听一小半漏一大半。等她停了，不讲了，他又来追问那些漏听的。他太魂飞魄散了。有一点他弄明白了：叫挺的男孩是这桩事情的牺牲。

他突然问：“你和你儿子的父亲，很相爱吗？感情很深吗?”

葡萄看着他。这是什么话呢?这成唱歌了。她的笑把他打趣了。

他想那一定是很象歌的。他发现有头有尾的男女故事全一模一样，至少结尾一样。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

他和葡萄当然是没事的。他又不疯，去和一个乡下女人有什么事。

他想总有一天葡萄的一生要成一个大故事。也许是很短的一生，只有三十来岁。这故事他不写也会有人写。就是只写到她三十四岁，也够大了。这么好的三十四岁，谁来了结它?是他?他趁她回屋去睡觉，悄悄走过院子，摸黑爬上台阶，贼似的拉开门栓，跑到四清工作队长家，让他赶快领人来包围这个让他舒适、安全的小院子，捉走他喜爱的葡萄和地窖里的逃犯?

他不行。干不了这事。

朴同志不知道葡萄比他更早明白他干不了这事。从他一进这院子，你来我去的几句碎话儿瞥眼光，她就知道他是谁了。再就是从他的书，他的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作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干鱼。你拿上吧。”

第九个寡妇七(14)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听说养人哩。”她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拿出煎得焦黄的咸鱼，上面撒了干辣椒末儿。”

“这么多?”

“你在人家家里吃派饭，没赶上派到我家哩。给你带上，吃呗。”她看他一眼，“昨天晚上给你做下的。”

他看着她。她的话他是这样听的：昨天就知道你会走的。和你说了那事，你还不吓跑?

“好吃这鱼，再给你多做。”她眼睛说：你走也没用，你已经知情了。

“别做了。”他眼睛说：我胆小，再多的秘密我就承受不住了。

她找了张旧报纸，把鱼包起来。一会油就透过来了。她说：“为啥不做?只要你好吃它。”

“我好吃它。”

两人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说：不知为啥，我就是信赖你；另一个答：被你信赖上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一时间他觉着把她孤单单撇下了。他想也不敢想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

朴同志告诉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他参加不了了，他胃出血。工作队的人一点也不怀疑朴同志，因为大伙知道他有慢性胃病。就在葡萄把二大的早饭和洗脸水用篮子挎下地窖时，朴同志坐上史屯公社的“轿车”——那台奖来的手扶拖拉机去了火车站。朴同志一头蓬得老大的浓黑头发给风吹成了个大背头，成了他一生中最规整的发型。他已经把葡萄想成了他的书中人物。一直到他老了，他都在等待机会把这部写出来。他老了之后，说话也不莽撞动作也不莽撞了，所以他觉得写葡萄的故事是妄为，时机太不成熟。

老了的朴同志常常想再去遥远的史屯，看看老了的葡萄。看看她身子脸蛋都老了眼睛还是不是只有六、七岁。可他总是没去。老了的人对许多事都是一想而已。到那时朴同志一头压不平展梳不驯服的黑发也平展了，因为差不多只有贴在头顶的一层薄了。他觉得葡萄这个故事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写。包括他对葡萄，也老是认识得不成熟。已经是二千零四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熟过了头：学校里的孩子谁还愿意知道“土改”、“反右”、“四清”?孩子们一听说“文革”就说：哎呀早听了一百遍了!他们听一百遍都没听懂，所以不懂也罢了。

不过朴同志还是把写葡萄的故事当成他一生最壮大一个事。想到这些，他也难免想想他和葡萄有过的机遇，有些不成气候，有些错过了。他到老才不羞于承认自己就是喜爱这一个乡下女人。他想到自己从四清工作队跑回城之后，压了半年的惊，写出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来。那里头全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他连一本书都没留在自己书架上，太丢丑了。不过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轻的妻子。

那时的老朴同志想到多年前的自己，不可一世，全省唯一一家用冷气、暖。夏天家里冷气一开，就成了俱乐部，来聊天、下棋、喝茶的人从早到晚热闹在客厅里。一个死了老婆的同事天天带儿子来做暑假作业。那时他是人王，随便把客厅里的人差成店小二；去，买两包烟，去，弄几瓶啤酒，冰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