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阳光秦庾（2）

樊斌这家伙，我吃不准他是什么路道，简直像要粘在我身上、附在我身上。我倒宁愿他离得我远一点。从前他不这样跟我下死劲儿地装铁哥们儿，我看他还是不错的，除了稍微有一点夸夸其谈之外，其他什么都像正直公民。最近——就是作弊被逮住后的最近——他不对了，一天到晚在我周围转来转去，让人感觉像便衣警察，惹得我心头起火。要说夸夸其谈呢，我和王海燕相处了那么长时间，已经早就不当一回事儿啦，他樊斌不仅夸夸其谈的水平不如王海燕，连夸夸其谈的欲望也不如王海燕，属于小巫见大巫。可是他那股子黏劲，真恶心。早知如此，当初我随便怎么也不肯把答案抄给他。

老天爷，他可又在凑过来了！我发现一个道理——越是你想避开的人，你就越避不开，假如你为了避开他什么都乐意做，那他就会跟神仙似的，在你身边飞来飞去，让你什么都做不成。樊斌就是这样的一种混账情况，我都背得出他的姿势——他明明可以直直地走过来，可非要往左边走三步，停一停，再走三步，然后连着往我这儿走六步；站住的时候，光是两只脚站住，头还在往我这儿凑近，他的头和脚中间那部分，就活像弹簧似的，柔软得叫人恶心；接着，他会猛然抽出手（在没抽手之前，你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手，所以说是“抽出手”，就像日本人剖腹自杀时抽出弯刀），在空中画四分之一个圆，重重拍我的头顶或者肩膀或者脊背；与此同时，他的五官猛然挤到一块儿做出惊人的笑容，他的这个表情和他抽手的动作连接得如此完整，让人以为他的手是一个开关一类的玩意儿，而他的五官是他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齿轮和皮带所带动的终端。在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就万分得意地对牢我的耳朵嚷嚷道：

“找什么？找鱼吗？”

这是他想出来的蹩脚笑话，说我的名字秦庾用上海话念像“寻鱼”，所以老爱说我是在“找鱼”。他不知道我最恨吃鱼。他要是因为处分那件事感到抱歉，那他还是干脆别生下来的好。可我不想把这些告诉他。我一告诉他，他一定会毫不当成一回事地拍拍我身体的哪一部分，油腔滑调地说：“得了，你这人实在奇怪。”我老实地说，要是有个人成天只知道讲废话、除了废话什么也不讲，他还偏要把你的话也当成废话处理、把你看成和他一样的傻瓜蛋，那可憋气透了。

我明白他这会儿想干什么。我学校的倒霉一天刚刚结束，跑到车棚里拿自行车。我非常乐意一个人回家，当街看看广告牌，把处分的事暂时忘掉，可他非要来抓住我，坚持同我一起回家，然后，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唠叨，骂学校里的每一个领导、骂告状的王八蛋（那王八蛋实在该骂）、骂老师同学——他骂人的本领如此之高，到末了可以把看门的老大爷和扫厕所的老奶奶一起骂进去，好像他们也对处分这件事负责。天知道，这件事提得还不够多吗？要是我有力气，就一定把他甩出去——提着他的衣领往前甩，然后松手，看他怪叫一声就到了帝国大厦顶层，飞机票护照什么的一概减免。

我猜得一点也不错。按照常规，他说了关于鱼的笑话之后就更加凑近我问：“回家吗？”

我没理他。我最恨这么着，明明知道你要干什么，还非要死气白赖地问，老实说，我最恨这么着。我不理他，他才不在乎，乐呵呵地跑过去把自己的车推出来，重新回到我身边时兴高采烈地说：“我和你一起回家！”

怎么了，我又不是他那位长腿的妹妹，要他这么死气白赖地厮磨着。他在高一认识一个女生，上次跑来找过他的，大眼睛窄条脸，最漂亮的是那对又细又长的腿，个头比樊斌还高半个头。我们哄他，把她叫成“长腿妹妹”。

我气呼呼地跳上车往前冲，他也跟上来。梁守谦正经过我们身边，在车上叫：“樊斌你怎么又赖着秦庾？你的长腿妹妹呢？”樊斌咧嘴一笑，哇哇嚷道：“秦庾就是我的长腿妹妹呀！”

呸，见他的鬼去吧！我可真想把他揪下来。我算他哪门子的混账妹妹，那我还不如撞到树上死掉。再说，那个漂亮的女生要是真喜欢他，那她不是呆就是傻。这可真无聊，无聊透顶。

校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得照挡在校门口的木牌子上说的：下车推行。我慢慢挪动着步子，眼睛随随便便地看出去——我看见王海燕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和一个女生起劲地讨论着什么；我还看见……

我还看见，人丛里，有一抹黑发，静静地保护着她的脸，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只金色气球——这喧嚣杂沓的校门、这喧嚣杂沓的世界，猛地安静下来，樊斌没有了，梁守谦没有了，王海燕也没有了，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吉吉！

吉吉，那个阅览室里安分的女孩子，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女孩子，那个不认识我的女孩子——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她就在我的眼前。

只不过是一刹那工夫。一刹那过去，吉吉忽然不见了。从前，我始终没有在哪里看到过她，或者听到过她，今天是第一次。而她又像个臆想似的，一刹那间就消失在人丛里，无影无踪。可是，我刚才真的看到了她。她走起路来也像是静止的。

樊斌在身旁问着：“喂，喂，喂，今天究竟几号啊？”

“5月28号。”我心不在焉地答道。这家伙，连日子都过糊涂了。

说起我的家——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十分愿意说到我的家，不因为它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它没什么可说，嗨，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它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说。我一向不大对人家说到我家和我家里人，今天我说，也是因为不说就没法讲清我这个故事。讲故事这玩意儿我不内行，所以我没法跳过去讲。总归是我倒霉，撞上这种事——其实我不怎么想说自己在“讲故事”，我这件事不是特别精彩曲折，首先我就是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出来的事件件倒霉，我最好还是把这叫做“介绍我的倒霉经历”吧。

我也不是从小到大就总倒霉的。如果我打从生出来那天起就没断过倒霉事的话，那我早就出名了，也不会为了作弊这档子事被处分什么的。我也就是从上高中那会儿开始倒了霉——可我总还有十五年左右的光景不那么倒霉，说起来不至于憋气，顺带地我也好介绍一下我家里那几个人——瞧啊，我差不多把介绍我家这事儿给忘干净啦，我这人说话老跑题儿，所以我说不好故事。

其实，看见我的名字的人，十有八九猜得出我爸妈那些事儿。我爸姓秦，我妈姓庾，他俩就挺省事地把我叫成秦庾。这名字我看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听上去活像个小女孩，容易造成误会；沾了这名字的光，我现在就有些女里女气的，挺讨厌，要是他们当初叫我秦大庾，或者干脆像山里人一样叫秦二狗什么的，那我现在准有出息。

说起我爸妈，他俩是世界上最没说头的一对爸妈。我爸是医生，我妈是护士，老在一块儿动刀子——我妈递刀子，我爸主刀，一来二往的，他们就结婚了。他们这种爱情，听上去有点血淋淋的，挺恐怖。刚结婚那会儿，他们还不想要我，因为爸爸在参加一个什么研究，搞放射性的玩意儿，怕生个怪胎；过了五六年，两个人都不如结婚时那么意气风发了，担心再老点会生低能儿，爸爸的劳什子研究也早结束啦，他们就性急慌忙地生了我——我估计，我现在这么倒霉，跟他们生我时急急忙忙的大有关系。不过，生我的时候，不是爸爸主刀，爸爸是搞脑外科的，离肚子比较远。妈妈到现在也常常不无怨尤地说，生我那会儿，爸爸压根儿不在场，在楼上查病房。爸爸就说，只不过隔着一层楼板嘛，怎么能算不在场？妈妈反驳道，呸，隔层楼板，死了你也不知道，还是儿子好，跟妈只隔一层肚皮。爸爸夸张地大笑，又说，要不是你儿子，谁害你上手术台呀？你又不是没见过生小孩，难道还怕不成？妈妈没有词，只好摆女性特权道，那你去生生看。

我敢说，要不是实在不能生，爸爸真会去“生生看”。爸爸这人对手术的事儿有恶癖，翻起医书来像看武打，有时会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假想生病。妈妈就常说他屁病没有，要么有点精神病。在家里，其实妈妈更像医生，会把什么都弄得很干净、很卫生。爸爸呢，只会往外摊东西，有时真的生病拉肚子，还要问妈妈找黄连素，极没用。

所以，我的爸爸是一个最模范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一个最模范的妈妈，我呢，曾经是他们最模范的孩子。我上了四年幼儿园、六年小学、三年重点初中、两年重点高中——要不是因为处分的事，我仍然是模范的孩子。唉，我忽然发现，我那不倒霉的十五年光景，又无聊又乏味，根本没有什么可说，全是些数字。除了上边那些表示时间的数字外，还有——我的名字特别难写，所以我在五岁那年学了整整四天才学会；我在幼儿园里，排队出操总是在第一个，因为我是个干干净净活像小女孩的小男孩；总有一百万次，爸爸妈妈因为有手术要做，不到幼儿园来接我，我就兴高采烈地走回去——从小我就爱好独自回家，所以樊斌老缠着我，真叫我腻烦透了；我在一年级别“一条杠”，在二年级别“二条杠”，从三年级开始别“三条杠”，一直别到小学毕业；在初中里，全班三十个女生都乐意和我交朋友，她们说我“乖”，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疯疯癫癫的傻丫头，我倒霉也有可能是她们给引起的；我考高中那一年，人人考得高，我赶热闹也考了490分，于是大家都夸奖我是跟我爸学的；我倒霉的开始和被人说“乖”的结束，大概就是上高中的第一天，认识王海燕吧。

这就是我一帆风顺的十五年。这会儿，我的倒霉事可到了高潮。这个高潮实在该死。我还差点忘了，这个高潮并没完全达到最高的程度——学校通知我把这事儿报告父母，我还没说哪。

我不想说了。我这会儿跨进家门，然后关上房门、换好拖鞋，看到妈妈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就不好意思搅和了他们的兴致——要知道，妈妈总是把盐什么的加最不易引起癌症的量到菜里，爸爸总是连报纸夹缝里的征婚启事也看（他简直视此为人生一大乐趣，偶尔还大声念出来让大家共乐，我认为他对自己那段血淋淋的恋爱史满意透了）——看他们那种一本正经过日子的安详劲儿，处分这事跟我们家压根儿不搭界。

处分是我自己的事儿，犯不着他们一起来操心，他们操心也没用，顶多跟王海燕一样惹我烦。我已经不是模范孩子了，可我希望他们依然是模范的家长。像王海燕——真遗憾，恐怕我不是跟着她的大学提前录取通知书一起飞到她手里的好消息——一切只不过因为她白为我操心了一场。我希望爸爸妈妈千万别这么着，那我就算还没倒霉到头。虽然是他们急急忙忙地养出了我这么个倒霉蛋，但也没法叫他们负责。

我这家呀，就这样，没什么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