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刘遗民曹攒皆于檀氏《春秋》有传，至于今《晋书》则了无其名。若以古方今，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

【译文】

史书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使得事情混杂而难以搞清；纪传体的叙事方式，则会使条理清楚，方便。过去读司马迁的《史记》，每每责怪他从《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中采录材料。最近见到皇家撰写的《晋书》所采集的史料，也多是从笔记中来，如省功易阅的《语林从《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的书。而对于曹嘉之的《晋纪》、干宝的《晋纪》、孙盛《晋阳秋》、檀道莺《续晋阳秋》中的内容，都不采录。所以，上述四书对美事的记载，遗漏很多。（刘遗民、曹攒在檀道莺的《晋阳秋》中都有传，而今的《普书》则没有他们的姓名。）由现在的修史情况来看古代的修史，就知道司马迁和现在的史家有同样的失误。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并没有下大功夫搜集筛选史料，只是从等书中采录史料，浮浅得很，然而，为什么班固又称赞他勤苦呢？班固还说，刘向、杨雄是博览群书的人，但是，却膺服司马迁的叙事能力。难道是因为世上没有杰出的人才，使得才学平平的人而成为雄居史坛的霸主吗？夸赞失实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啊！《史记·邓通传》说：“文帝死，景帝做了皇帝。”假若只说景帝做了皇帝，不说文帝死，这样表达，人们就知道文帝死了，何必两句话写一件事呢？

【原文】

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按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谓《管子》、《晏子》也。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按《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兹著述，未睹厥义。

昔孔子力可翘关，不以力称。何则？大圣之德，具美者众，不可以一介末事，持为百行端首也。至如达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掩恶扬善，既忘此义；成人之美，不其阂如？

【译文】

又《史记·仓公传》中的仓公说他曾受公乘阳庆所藏的黄帝、扁鹊脉书的传授，他能通过面部五种颜色来诊断疾病，判断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病症，定出是可治之症还是绝症。文帝召见他，问他在哪方面精通。他回答说：“我得到黄帝、扁鹊脉书的传授……以下的内容，完全同于上面的叙述。既然上文中已经记载了这件事，而下文又通过人物对话重说此事，虽然一是事情的叙述，一是人物的说话，形式上有些差别，但是，内容上又有什么区别呢？象这类情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然而，刘向、扬雄却佩服他的叙事能力，这又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撰写《孔子世家》，其材料多取自于《论语）)i日说。而写《管晏列传》，却不取他们自己的书。（指的是《管子》、《晏子》。）认为这两本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没必要再抄录在史书上孔。但是，《论语》在汉代被立于学官，成为老师教授学生的教材。在此情况下，重新编写到史书中，只会觉得冗烦费力。而不取《管子》和《晏子》，实质上是因为它们属于诸子杂家的著作，不在经典的历史著作之内，所以，抛弃了它们而不采录其中的内容，这实在是杜绝异闻的做法。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旧的史料该删除的不删，应该取的却不取，以这样的方法著述史书，看不出它有什么意义。

过去，孔子的力气大得可以举起关卡的大门，但是他没有宣扬自己的力气是如何如何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圣人孔子具备了很多方面的美德，不能将一个小小的本领放在各种美德的首位。然而，司马迁却不是这样了。孔子的得意学生有七十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司马迁叙述文学之士时却没讲到子游、子夏，写到奉职守法的官吏时，也没有将冉有、季路列人其中。而在《货殖列传》中，倒将子贡列于首位。这表明作者忘记了称人之善，以掩盖人之恶的写作精神，丢弃大德，而标明小功，由此可见，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也成了一句空话吗？

【原文】

司马迁《自序传》云：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放缥拽。乃哨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缥拽者，乍似同陵陷没，遂置于刑。又似为陵所间，获罪于国。遂令读者难得而详。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倘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译文】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传》中说，我任太史一职的第一七年，因李陵而遭祸，被关进监狱中，于是，长长地叹一声说：“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而不被重用。”自叙的事情，为什么这么简略啊！所说的“因李陵而遭祸，被关进监狱中”的话，乍看上去，就好象同李陵一起被匈奴俘获，并因此而受刑罚似的。又好象为李陵陷害，朝廷才加罪于他。这样的叙述，使得读者很难弄清事情的原委与详细的过程。幸亏班固的《汉书》刊载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他受刑的前后经过。倘若没有《汉书》的记录，我们怎么样才能弄明事情的真相呢？

【原文】

《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按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干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举多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

【译文】

《汉书》所刊载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一一列举了自古以来能够著作而有成就的人，都是因为自身遭到了患难而发愤著书的事例，在《报任安书》的未后说：“吕不韦迁徙蜀地，于是有了传世的《吕览》”按，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的情况为：他广招天下的人才来家作客，仿照春申君、信陵君的做法；他让宾客人人写下奇异的见闻，以能同荀子、孟子一样，为后世留下著作。书成后，宣布谁能增损一字，愿用千金购买，可见，《吕氏春秋》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哪里到了吕不韦迁移蜀地之后才开始流传呢？而且，假若《吕氏春秋》正是因为吕不韦发配蜀地而被社会重视，那么，这本书又根本不是发愤之作，与有了患难的人发愤著书的说法没关系。这样，将吕不韦的著书事来比喻自己写作《史记》，不是牵强附会吗？如果要多列典故，以说明自己的博学，为什么不举虞卿因穷愁而著书八篇的例子呢？然而，说“因吕不韦迁徙到蜀地，《吕氏春秋》便在世上得到了流传”。只表明作者见识不广，思考不周密。

【原文】

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减坚抉死。此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余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粤，何浅近之甚邪？但夙沙出欢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何为者哉？

【译文】

在春秋时期的一次晋齐战斗中，晋国追击齐国军队，齐国有个阉人叫夙沙卫，在队伍的最后面抵挡晋军，郭最见此情形对夙沙卫说：“由你这个阉人来殿后，是我们齐国的耻辱。”齐国侵犯鲁国，俘虏了减坚，齐侯派阉人夙沙卫来慰问他。减坚见是阉人来尉问，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用小木椿抉伤口而死。这是阉官被人瞧不起的最著名的事例。然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论自古以来受宫刑而被士人君子轻视的人，只从卫国的弥子瑕开始，为什么所举的事例在时间上这么近啊？因为夙沙卫的事出于《左传》，而《左传》在汉代不流行，所以，司马迁没见过它。司马迁广博地稽考前古史实，然而，这样的事例却没有记载上去，那么，他乘着释车，游历许多地方，上会稽，探禹穴，是干什么去的呢？

【原文】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惶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姐；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而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屎弧箕服，章于宣厉之年；微赛与濡，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恒、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妨后之为公子也，其笙曰：八世莫之与京。华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鬓鸳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哀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暖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鱼豢《魏略议》日：当青龙、景初之际，有慧星出于箕而上彻，是谓扫除辽东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违，则德教不设而淫滥首施，以取族灭，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陈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译文】

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说：“论述历史的人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力削弱，直至灭亡。’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上帝正在命秦国平定天下，而在其统一的大业还未成功，不断发动战争以吞并别的国家的时候，魏国即使得到伊尹这样的贤相，又有什么用处呢？”

探讨一个国家的兴亡成败的原因，应该主要从人事上去察看，如果完全从天命上说，那么，与国家存亡的规律就相违背了。例如，晋侯夷吾被秦国俘虏，是因为他不听庆郑的劝谏；秦朝被灭亡，是因为二世胡亥暴虐无道；周朝衰败，那是因为幽王受褒拟迷惑，失德于民；鲁昭公逃奔他国，是因为不听子家子的话。然而，在《左传》、《国语》、《史记》等书中，都把这些国家的衰败，归于天命的安排。说上述国家的衰亡，早已有预兆了。晋夷吾在韩国被秦军俘获，在狐突与太子申生的鬼魂对活时，就有了预兆；由名为胡者的人使秦朝灭亡，秦始皇时就有了此说；在宣王厉王之时，有了这样的童谣：拿着山桑做成的弓弧，系着黄草编成的箭袋者，就是灭亡周朝的人；鲁丈公、成公之时，也有童谣说：鹦鹤来做巢，就要将裤子与内衣送给出奔在外的昭公。似乎他们罪恶的名声早已定下了，触犯天理的孽障们在劫难逃。但是，假若上述的四位君主，才能和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品德则和商汤、周武王一样，又会怎么样呢？如果由此推而论之，则所有亡国的君主，都象齐桓公、晋文公，商汤、周武王那样，国家又怎么会衰亡呢？由此来看，人们怎么会不对魏国君主进行指责与讥讽呢？在一些史书中，国家的败亡如此，国家的兴盛也是有预兆的。陈公子完未发达时，占卜的人说陈氏八世之后，兴旺昌盛；毕万魏为大夫时，占卜的人说他日后将握有很大的权势；占公宜父在水浒时，有凤凰在岐山鸣叫；汉高祖生于中阳的普通人家，但是他是蛟龙与他母亲在大泽相遇而生。这些人都是祥瑞出现在先，而后享有大福大贵的。但是，如果七述四位君主的品德不如古代明君的一半，才能还赶不上一般的人，最后还能登仁金蛮殿，到达如众星拱卫的北极星那样的位置吗？如果一定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只要命运规定你成为什么人，从道理上说，想摆脱掉也不行，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颂扬英明的君主超人的智慧与神武的本领了。

从命运上谈论国家的兴亡衰败，将一切都归之于命运的安排，而忘记了人事得失的评论，并以此来垂诫后世，不是疤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从司马迁之后，史学家的著述，常常都是用这种观照社会发展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如茵豢的《魏略》、虞世南的《帝王论》，前者叙述辽东公孙氏被灭亡的事，（鱼豢《魏略议》说：当青龙、景初年间，有慧星出现在箕宿，并向上穿过天空。这是表示要扫除辽东而使辽东政治更新。假如是这样，就是人所不能违备陈了，那么不施行道德教化而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以至于被灭族，大概就是天意了。）后者描写陈后主亡国的事，（虞世南《帝王略论》中说：陈武帝永定元年，有个会稽人史溥官为扬州从事，梦·见有人穿朱衣，着武士之冠，从天而降，手持金版，上面有文字。史溥仔细看去，上面的文字说：“陈氏五主，三十四年。”可见帝王年限，也是冥冥之中已有定数，而不仅是由于为政的优劣。）都是用宿命观来阐述他们之所以被灭亡的道理，可以说与司马迁犯的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