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班氏著志，抵捂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今辄条其错缪工，定为四科：一曰引书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为杂目，类聚区分，编之如后。
【译文】
班固《汉书》中的“志”，矛盾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五行志》，芜杂累赘处特别多。令逐条地指出其谬误，归纳为四科，一是引用书籍失当，二是叙述事情乖悖常理，三是解释灾异太滥，四是对古代的学术不精通。又在四科之中，再按类归纳成条目，一一叙述于后。
【原文】
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二曰《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三曰屡举厦春秘》，言无定体。四曰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传》所载也。夫上论单襄，则持史记以标首；下列曼蒲，则遗《左氏》而无言。遂令读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记，而不云鲁后，莫定何邦。是非难悟，进退无准。此所谓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也。
【原文】
班氏著志，抵捂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今辄条其错缪工，定为四科：一曰引书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为杂目，类聚区分，编之如后。
【译文】
班固《汉书》中的“志”，矛盾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五行志》，芜杂累赘处特别多。令逐条地指出其谬误，归纳为四科，一是引用书籍失当，二是叙述事情乖悖常理，三是解释灾异太滥，四是对古代的学术不精通。又在四科之中，再按类归纳成条目，一一叙述于后。
【原文】
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二曰《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三曰屡举厦春秘》，言无定体。四曰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传》所载也。夫上论单襄，则持史记以标首；下列曼蒲，则遗《左氏》而无言。遂令读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记，而不云鲁后，莫定何邦。是非难悟，进退无准。此所谓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也。
【译文】
引述书目失当，有四种表现：一是旧史书和《左传》交叉混淆，原是两书的内容变成一书的内容。二是旧史书与《春秋》杂乱而难以分辨。三是屡次举《春秋》中的内容为例，但是没有固定的体例。四是全不述所引用的书名，或是频繁地引述书名，没有规矩。
《五行志》的叙述没有条理性。它先引旧史书的内容说：周单襄公告诉鲁成公说：“晋国将发生大乱”接着，它又说：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对王子伯廖说他自己想作卿相。按，宣公六年，是《左传》纪年的方式，此段内容也出自《左传》。然而，《五行志》在前面写到单襄公时，则明确地标明这段内容出自于史记。而在「面谈到曼满的事时，却将《左传》遗漏了。这样，会使读者怀疑宣公六年的事，也出自于史记。又不在宣公六年的前面加“鲁”字，读者也搞不清楚是谈的哪一国家的事情。弄得人们无法理解句意，糊里糊涂。这就是所说的第一种表现：史记、《左传》交叉混淆，将本是两书的内容变成一书的内容。
【原文】
志云：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鲁侯也。班氏凡说鲁之某公，皆以《春秋》为冠。何则，《春秋》者，鲁史之号。言《春秋）)w」知公是鲁君。今引史记居先，成公在下，书非鲁史，而公舍鲁名。胶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谓《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也。
【译文】
《五行志》说：旧史记载道：成公十六年，公在周地会见诸侯。按，成公，是指鲁国的国君。班固《汉书》是凡说到鲁国某公，都将《春秋》书名放在前面，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春秋》是鲁国国史名，提到《春秋》·读者就能知道所说的“公”是指鲁国的国君。今将所引述的史记内容放在前面，而成公的事放在后面，前面的史记自然不是鲁国的国史，但是在叙述鲁成公之事时却将“鲁”字丢掉了。读者按前面的叙述方法来理解后面的内容，不免陷入胶柱鼓瑟、守株待兔的困境。这就是所说的第二种表现：史记与《春秋》杂乱而难以分辨。
【原文】
按班书为志，本以汉为主。在于汉时，直记其帝号溢耳。至于他代，则云某书、某国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墙不成，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间，别书汉、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鲁尤疏。泊乎改说异端，仍取《春秋》为始，而于严公之上，不复以《春秋》建名。遂使汉帝、鲁公，同归一撰。必为永例，理亦可容。在诸异科，事又不尔。求之画一，其例无常。此所谓屡举《春秋》，言无定体也。
【译文】
班固《汉书》中的“志”，所述事情本以汉为主。当记述汉代事时，直接以帝溢号纪年。至于以前朝代则说出于其书，以国君号纪年，这是《志》中的体例。在叙述火失其特点，不向上烧的怪事时，说此事引自《春秋》桓公十四年。在下文，又说到冬发洪水，冲掉了麦苗，农业没有收成，是严公二十八年的事。而在谈论大火与没有收成这两件事之间，又历述鲁桓公到王莽之间的火灾事，两者相隔很远。内容上已经转笔叙述历朝火灾的事情了，但在前面仍以《春秋》为始，仿佛后来的这些事都是从《春律》一书中来的。而在下面重新拾起鲁国的话题时，又没有在“严公”之前加上《春秋》二字，于是、将汉代帝王与之前的鲁国君主搅在一起。如果都象这样的写法，读者也好理解，但在其它地方，又不是这样。显然，在写法上没有统一的体例。这就是所说的第三个表现：屡次举《春秋》中的内容为例，但体例不一。
【原文】
按本志叙汉已前事，多略其书名。至于服妖章，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佩之金块。续云郑子减好聚鹃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则都捐，繁则太甚。此所谓书名去取，所记不同也。
【译文】
《五行志》在叙述汉之前的事时，多省略掉所引用的书名。而在服妖章中，先讲了晋献公让太子申生率领军队，献公给他穿上不得体的衣服，佩上了金块，四年以后，申生果然因谗言而自杀。接着又叙述了郑子减喜欢收藏融毛做的帽子，郑文公厌恶他这种做法，派刺客杀了他，他在叙述这两件事时，都在子前面说明了出处是《左传》。其实，只在讲第一件事时说明出处为《左传》就行了，没有必要两次标明出处。由此可见，《五行志》在转引它书内容，要么统统省略去所弓｝用的书名，要么一而再地说明书名。这就是所说的第四种表现：书名的标明与否，没有一定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