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释灾多滥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二曰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三曰敷衍多端，准的无主。四曰轻持善政，用配妖祸。五曰但申解释，不显符应。六曰考核虽说，义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寝嘿无说。八曰不循经典，自任胸怀。《志》云：“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岁，韩、魏、赵篡晋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按周当战国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窃斧，台名逃债。正比夫泅上诸侯，附庸小国者耳。至如三晋跋肩，欲为诸侯，虽假王命，实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称安汉，匪平帝之至诚；卓号太师，岂献王之本愿。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坐贻妖孽，岂得谓“人之情伪尽知之矣”者乎，此所谓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也。
【译文】
解释灾异现象的内容太多太滥，这方面的弊病有八点：一是议论前人，却又违背了史实。二是对前人所作的不道德、不规范的事情，牵强附会地寻找所谓上天感应而生成的灾难来应征。三是对灾祸现象的原因指出了很多，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四是轻率地举出政通人和的事例，用来与国君失政、天降灾祸的事相配。五是只陈述征...
【原文】
释灾多滥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二曰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三曰敷衍多端，准的无主。四曰轻持善政，用配妖祸。五曰但申解释，不显符应。六曰考核虽说，义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寝嘿无说。八曰不循经典，自任胸怀。《志》云：“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岁，韩、魏、赵篡晋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按周当战国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窃斧，台名逃债。正比夫泅上诸侯，附庸小国者耳。至如三晋跋肩，欲为诸侯，虽假王命，实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称安汉，匪平帝之至诚；卓号太师，岂献王之本愿。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坐贻妖孽，岂得谓“人之情伪尽知之矣”者乎，此所谓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也。
【译文】
解释灾异现象的内容太多太滥，这方面的弊病有八点：一是议论前人，却又违背了史实。二是对前人所作的不道德、不规范的事情，牵强附会地寻找所谓上天感应而生成的灾难来应征。三是对灾祸现象的原因指出了很多，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四是轻率地举出政通人和的事例，用来与国君失政、天降灾祸的事相配。五是只陈述征兆与对征兆后果的预测，而不写出是否应验了的内容。六是作者虽然用正直的态度来考察事物，但观点却不够精确。七是只描述怪异反常的事情，却默然不作解释。八是轻视经典著作的内容，看重的却是自己的主观认识。
《五行志》说：“《史记·周王本纪》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动。’该年，韩、魏、赵三族篡夺了晋国的政权，瓜分其国土。威烈王却一一封他们为诸侯。作为天子，不怜悯同姓的遭遇，反而赏赐乱臣贼子，天下人自然就不拥戴他了。”按，周朝在战国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衰弱。国君已经失去了处罚罪臣的权威，因负债无力偿还而躲匿。恰如洒上诸侯，倒附属于小国。韩、魏、赵三国飞扬跋息，他们想成为诸侯，虽然假借了天子的浩命，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譬如汉时说王莽有安定汉朝政权的大功，可这决不是平帝心中对王莽的评价；董卓被封为太师，也决不是献帝的本意。然而，《五行志》的作者班固却斥责威烈王违反常理地封爵赐赏，姑息养奸，这难道说他对当时人物的想法有了正确全面地了解了吗？这就是所谓非议前人，却又违背了事实。
【原文】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零。先是，昭母夫人归氏亮，昭不戚，而大搜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零。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围邪。按夫大搜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邪，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零，皆非一载。夫以国有常事，而坐延灾青，岁月既遥，而方闻感应。斯岂非乌有成说，扣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
【译文】
《五行志》说：昭公十六年九月，因大旱祭天求雨。在此之前，昭公母亲归氏去世，昭公没有悲伤，而率众在比蒲进行围猎。《五行志》接着又说，定公十二年九月，又因大旱而祭天求雨。而在此之前，昭公讨伐郑国归来后，在城中筑城，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邪城。按，昭公率众在比蒲的地方围猎，是昭公十一年的事；在城中筑城与二大夫包围邪城，是定公六年的事。由此可见，所说的这两件事离发生大旱而祭天求雨，相距都不止一年。将一个国家经常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带来政治灾难的起因，很不可信，何况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上天才有这样的感应，这更不可能。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吗？这就是所谓《五行志》的作者对前人所作的不道德、不规范的事，牵强附会地寻找所谓上天感应而生的灾难来应征。
【原文】
《志》云：严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共杀桓公。严释父仇，复娶齐女，未入而先与之淫，一年再出会，于道逆乱，臣下贱之之应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七宋比年有乘丘、鄙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谓七年鲁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说有三失焉。何者？严公十年、十一年，公败宋师于乘丘及鄙，夫以制胜克敌，策勋命赏。可以祈荣降福，而反愁怨贻灾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数年，严遭大水，亦谓七年。校其时月，殊在战前。而云与宋交兵，故二国大水，其失二也。况于七年之内，已释水灾，始以齐女为辞，终以宋师为应。前后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灾示告，而三说竞兴，此所谓敷演多端，准的无主也。
【译文】
《五行志》说：庄公七年秋，发洪水。董仲舒、刘向认为这是一种感应：庄公的母亲姜氏与哥哥齐侯通奸，两人合谋杀死了庄公父亲桓公。而庄公忘记了父仇，又娶齐国的女子为妻，未娶就先与她发生了两性关系，一年之中两次幽会，在路上即发生奸事，为臣子们所轻贱，因此遭受报应。《五行志》又说：十一年秋，宋国发大水。董仲舒认为当时鲁、宋两国连续地在乘丘与部地打仗，百姓叫苦连天，阴气上升，所以，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水灾。（指庄公七年鲁国水灾和当年宋国大水灾。）按，这种说法有三点失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庄公十年、十一年，鲁庄公在乘丘与邵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鲁国打了大胜仗。颁赏晋级，将士得到了荣誉与财物，难道不欢欣鼓舞，反而会叫苦连天，使得阴气上升而带来灾难吗？这是第一点失误。在此数年前，鲁国遭受了大水灾，（也是指庄公七年。）推算时间，是在打仗之前，然而，董仲舒却说因为与宋国打仗，才使两个国家发生了水灾，这是第二点失误。何况在七年之内，水患已经解除。但是，董仲舒等人开始将水患事归咎于齐女的不检点的行为，后又归咎于宋国军队的失败，前后不一致，让人们相信哪一个原因才好呢？这是第三点失误。对一种灾难的产生原因，有三种解释。这就是所谓对灾祸现象的原因指出了很多，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原文】
其释“厥咎舒，厥罚恒懊”，以为其政弛慢，失在舒缓，故罚之以懊，冬而无冰。寻其解《春秋》之无冰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诸侯，不事诛赏，不明善恶，蛮夷猾夏，天子不能讨；大夫擅权，邦群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无冰，而云先是遣卫、霍二将军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归，而大行庆赏。上又阂恤勤劳，遣使巡行天下，存赐鳃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皿相御史以闻。于是天下咸喜。按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后宽也如此，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而无刑罚勘定之功哉！何得苟以无冰示灾，便谓与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违，岂其甚邪？此所谓轻持善政，用配妖祸者也。
【译文】
《五行志》在解释“厥咎舒，厥罚恒懊”时说：国家纲纪松弛，号令不行，其原因是国君性情疏懒，对政事不全力以赴，上天便用气候常暖来惩罚他，让冬天不结冰。考察《春秋》所记的历史上的无冰现象，都是因为国君在国内失去了人民的拥戴，在国外失去了诸侯的尊重，对臣民不进行惩处与奖赏，辨不清善恶。对于少数民族的造反，作为天子，却不能去讨伐；大夫擅权专横，作为一邦的诸侯，却不敢制约他。若是这样，就会得到常暖的报应。接下来是武帝元狩六年冬，没有结冰。而在冬日之前，武帝派遣卫青与霍去病二位将军连续不断地追击单于，杀死了十多万人后才返回，武帝对将士们给予很多的赏赐。皇帝又怜悯天下百姓勤劳辛苦，派遣钦差大臣巡视天下，对鳄寡孤独与生活贫困者给予救济，推荐品行不俗的贤士到行在所受皇帝的接见。各地郡国有什么良好的建议，通过皿相、御史告知皇帝。在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天下人都很高兴。由此可见，汉武帝武功文德是这样的高，对外施威，对内加恩做得如此的确当，岂能说他‘濡弱而无所作为，没有镇压叛乱二稳定国家秩序的功绩？如果用不结冰这一现象来显示上天对人世降下的灾难，那么，就会自然地得出汉武帝与春秋时的许多国君一样有罪的结论。这祥，在叙述上前后矛盾，后来的例子不但不能论证自己前面的观点，相反，倒起了驳斥的作用。这就是所谓轻率地举出政治措施英明、人民安居乐业的事例，用来与国君失政、天降灾祸的现象相配。
【原文】
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睦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云：“太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日：“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按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间阎，坐登哀极，所谓“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见废，滴居远方，所谓“人君虏”者也。班书载此微祥，虽具有剖析，而求诸后应，曾不缕陈。叙事之宜，岂其若是？苟文有所网，则何以载言者哉？此所谓但申解释，不显符应也。
【注释】
孝昭元凤三年：自此句以下至“同姓为天下雄”，节引自《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睦孟：《汉书·睦弘传》略云：弘字孟，从赢公受《春秋》、为议郎。孝昭元凤三年，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为阴类，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处，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霍光恶之，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征孟子为郎。京房《易传》：《汉书·京房传｝）云：“房字君明，东郡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房用之尤精，言灾异未尝不中。”孝宣皇帝即位：《汉书·宣帝纪》云：“孝宣皇帝，武帝曾孙，决太子孙。生数月，遭巫蛊事。丙吉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既壮，为娶音夫许广汉女，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阎里奸邪、吏治得失。昭帝崩，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贺，王受皇帝玺缓。光奏王贺***，请废，以斡猎车奉迎曾孙即皇帝位。”
【译文】
《五行志》说：孝昭元凤三年，泰山上有一块大石头自己竖立了起来。睦孟认为，这种征兆表明将有一个普通百姓做皇帝。京房在《易传》中说：泰山上的石头颠动而滚下来，世上将出现圣人，而诸侯将成为阶下囚。又说：石头自动在山上竖立，与皇帝同姓的人将成为统治天下的帝王。按，这些都是孝宣皇帝即位的吉祥之兆。宣帝来自于下层社会的普通人家，而最后坐上了金蛮殿，这就是睦孟所说的“普通人接受天命而做皇帝”的事。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有血亲关系，最后操持朝政大权，这就是京房所指的“与皇帝同姓的人将成为统治天下的帝王”的事。昌邑王贺的封地被收回，人被流放到偏远的地区，这就是京房所说的“诸侯将成为阶下囚”。班固在《五行志》中虽然记录了泰山上的石头颠动而滚下来的征兆，并且还有相应的人事剖析，但是关于是否应验的内容，却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叙事的正确方法，应该是这样的吗？文章内容不完整，怎么能表达意思，成为一篇完整的文章啊？这就是所谓只陈述征兆与对征兆后果的预测，而不写出是否应验了的内容。
【原文】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未央宫。又云：绥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上前殿。班志虽已有证据，言多疏阔。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岁者，九则阳数之极也。男子王褒者，王者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马门上前殿者，王莽始为大司马，至哀帝时就国。帝崩后，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马门而上殿，亦由从大司马而升级。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书，为略何甚？此所谓解释虽说，义理非精也。
【译文】
《五行志》说：成帝建始三年，一个叫陈持弓的小女孩，才九岁，走入未央宫。又说：绥和二年，一个名叫王褒的男子，从北司马门进宫，一直走到了前殿。班固的《五行志》虽然描述了这两个具体的事例，但是，议论却不着边际。这里随便将它们演绎一下：小女孩九岁，而九则是阳数最顶上的一个数字。那男子叫王褒，“王”则是王莽的姓，从北司马门进宫，一直走到了前殿。这表示王莽原为大司马，在哀帝即位时卸任到封地。哀帝死后，重新担任大司马一职，并在此任上篡夺了汉王朝的政权。那男子从北司马门进宫而登上前殿，暗示着王莽在大司马职位上升级。陈持弓与王褒入宫的预兆，其事理非常清楚。《五行志》却忽略不书，这样的省略，也太多了吧？这就是所谓作者虽然用正直的态度考察事物，但观点却不够精确。
【原文】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阳女子田无音怀妊，未生二月，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人过闻啼声。母掘土收养。寻本志虽述此妖灾，而了无解释。按人从胞至育，含灵受气，始末有恒数，前后有定准。至于在孕甫尔，速发啼声者，亦由物有基业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国之征。生而不举，葬而不死者，亦犹物有期运已禅，非诛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应也。又案班志以小女陈持弓者，陈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无音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无一概。岂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谓妖祥可知，寝嘿无说也。
【译文】
《五行志》说：哀帝建平四年，山阳郡的女子田无音怀了孕，未生产前二月，胎儿在母腹中啼哭。等到分娩后，家里不养育他，将他埋在路边。三日以后，有人经过该处，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告诉了孩子的家人。他母亲刨开土，将他抱回去养育。《五行志》虽然描述了这一怪异反常的事情，但对此事没有半句评论。按，人从怀胎到生育，受夭地之灵气，其生长过程须有一定的时间。在怀孕期间，就发出啼哭的声音，这说明世上某种事物，其本质的东西虽然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已经露出了一些迹象了，这就是王莽篡夺汉朝廷权力的征兆。生下来而不养育，埋入土中却又不死，这又说明事物的命运已定，而不是通过诛杀就能够去除灾难的，王莽受天命而登位的事实就应验了这一征兆。又按，班固《五行志》说，小女孩陈持弓，其陈姓与王莽同一宗族。其实，山阳郡女子田无音，与王莽也是同姓。《五行志》将这些同类的怪异之事用来占验，对前者进行了剖析，而对后者却没有剖析。难道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吗？这就是所谓只描述怪异反常的事情，却默然不作解释。
【原文】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鹉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堰、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构异闻，辅申他说。以兹后学，凌彼先贤，盖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今谚云弟与兄，争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饰之。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捐旧习新，苟出异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
【译文】
在春秋时代，各国都有很杰出的人才。如沙鹿山崩颓，梁山倒塌，鹉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以及郑国时门之外的消渊中两龙相斗。对这些怪异之事，宗伯与子产，都说它们是普通的自然现象，并不预示着人间会发生灾难。而卜堰、史过则说这是必有应验的征兆。不管怎样说，它们都成了对事物有认识能力的君子们议论的话题。《左传》照实记载，将这一现象留给后世人。然而，由于古今情况不同，今人对古代了解甚少，所以，汉代儒士董仲舒、刘向等人，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主观的解释并另找异闻，来证明他们提出的观点。这样做，显然形成了先贤与后学观点相交锋的局面。这就象俗语所说的那样：“弟弟与他的哥哥，争着知道嫂子的隐私。”（今天流行的俗谚是“弟与兄，争嫂字”。因为说法太粗鄙，所以稍加文饰。）然而，班固的《汉书，五行志》却取其错误的观点而舍弃正确的，不用前人的而用当代的，喜欢标新立异之说，以此来表现自己知识的广博。但正是这样，暴露了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很差。这就是所谓轻视经典著作的内容，看重的却是自己的主观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