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昨，诬其太子者。夫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干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今聊举一二，加以驳难。列之如左。

【译文】

当人对事物的认识模湖不清，或者是错误的时候，往往辨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古代有人将头发绕在烧熟了的肉上，进献给国君，使国君误以为是厨师要谋害他；又有晋国的骊姬把毒药放进太子申生进献给献公的祭祀后的酒肉中，诬陷太子要谋害献公。头发经过火烤，必然会被烧毁；毒酒过了一夜，药性散发，就不能毒死人。然而，做这些事的人把罪名栽到他人头上，君王们却信以为真。受诬陷的人当时受到惩罚，并且千百年来受人责难。史书叙事，大多也象这样。有的从情理上考察，一看就知道是欺骗人的，不真实的。然而，自古以来的学者们，没有一个察觉它们是错误的，这种事例在史书中很多。今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驳难，列之于下。

【原文】

《史记》本纪曰：警雯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警史与象共下土实井。警雯、象喜，以舜为已死。象乃止舜宫。

难白：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引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差里，孔父厄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出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按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译文】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的父亲警史让舜打井，舜知道父亲与弟弟象要杀害他，便从井壁上挖一地道逃了出来。警雯与象一起往井里填土。二人以为舜被活埋掉了，非常高兴，象便占据了舜的宫室。

驳难：有一种世俗之外的人能够神出鬼没，变化无常，刀枪不能入，罗网罩不住，象左慈能将一小片木头变成羊，刘根倏然间进入墙壁之中。而世俗中的人，不可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也不可能避开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即使是大圣人，也是如此。象文王被拘押在羡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然而，世间一些愚蠢的人，都认为只有变幻多端的人，才能称为圣人。岂知圣人只是知识广博、对许多事物都通晓、有着多方面才能的人。与世俗中普通的人，有什么不同啊？而《史记》说舜进入井中后，又暗中穿孔，从别的井***来。这是将舜当作左慈、刘根一类的人了。而不是当作文王与孔子一类的人。如果这样来看待圣人，就难以和这些人谈论圣人之道了。司马迁曾经说过，黄帝、尧、舜的不见于记载的事迹，常常在其它地方见到，我选择其中可信的，放在《本纪》的前面。然而前面所述的舜在井中穿孔而出的事，难道是可信的吗？

【原文】

又《史记·滑稽传》，孙叔敖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为寿。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难曰：盖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赢隆异等，修短殊姿，皆享之自然，得诸造化。非由仿效，惮有迁革。如优孟之像孙叔敖也，衣冠谈说，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昔陈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谍从溢，六日而苏。遂使竹帛显书，今古称怪。况叔敖之没，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洁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岂有片言不，一见无疑，速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梦中行，岂人伦所为者哉？

【译文】

又《史记·滑稽列传》说，孙叔敖任楚国相国时，廉洁勤政，使楚王成为称霸中国的霸主。然而，在他病死数年后，他儿子竟穷困到靠砍柴度日。于是，宫中滑稽演员优孟便穿起孙叔敖的衣服，言谈举止，模仿孙叔敖的样子。经过一年多的练习，装扮和神态完全象孙叔敖，到了楚王与他的大臣认不出是优孟的程度。庄王饮宴，优孟扮作孙叔敖的样子上前祝寿。庄王大惊，以为是孙叔敖复生，想重新任命他为相国。

驳难：古人曾说过，人的精神世界各不相同，就好象每个人的脸不相同一样。人的高矮长短、外形相貌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天生的。人不能仿照别人而改变自己的身高与相貌。优孟装扮孙叔敖，模仿他的腔调，穿着他的衣服，这或许能够做到和孙叔敖一样。但是，眉目口鼻，如何变得和孙叔敖一样呢？又怎么会使楚王与他的左右大臣居然没有一点怀疑的呢？三国时，有个名叫陈焦的人，死后多年，竟然从土***来；春秋时，秦国的间碟被晋国吊死，六天后却又能活转过来。于是这些事被载入书中，人们至今仍感到奇怪。然而，孙叔敖死去数年后，优孟扮作的孙叔敖才出现在庄王的面前，如果庄王真的以为是孙叔敖复活，一定会非常惊讶，首先应该问问他为什么能在枯骨上重新长肉，棺材被封死了又怎样被打开的，哪里会有一句都不问，见了面后毫不怀疑，立即就加以宠爱，并恢复其职务与待遇的道理？这很象梦幻***现的事情，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来的事？

【原文】

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女区乎采芭，归乎田成子。”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速呼以溢，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按《左氏传》，石猎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伙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史记》：家令说太上皇曰：“高祖虽子，人主也”。诸如此说，其例皆同。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仓一丫”馆总弟卞一沙正，无可厘革。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

【译文】

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田常成子用大斗借粮给人，却在别人还时用小斗。齐国人唱的一首歌谣说：‘老太婆采了芭菜，都要送给田成子。”,

驳难：一般来说，人在死了之后，才改用溢号称呼他。为什么田常还活着时，就用溢号“成子”来称呼他呢？所记歌谣事不真实，由此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又《左传·隐公四年）)i己录石错的话说：“陈桓公正受周王的宠爱。”陈桓公在鲁隐公四年时，离死日还有十三年呢，石错怎么会在和人谈话时，称他的溢号呢？《论语·述而》中有陈司败问道孔子昭公知不知礼的话，陈司败是前代人，怎么会问起后代的昭公事呢？再如《史记·高祖本纪》上说：“高祖虽然是人的儿子，但他是天下人的主人。”此话说于刘邦未死时，怎么称他为高祖呢？诸如此类，错误是一样的。不过，这些都是撰史者的失误造成的，可以将它们改正过来。但是，象《田敬仲完世家》中称“田成子”，是在民歌中以韵语的形式出现的，要把它改过来，还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单独将此例子挑出来,作为一个典型。

【原文】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段，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进间曰：“昔夫子尝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长无子，母为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无应。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难曰：孔门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参鲁，宰言游学，师、商可方，回、赐非类。此并圣人品藻，优劣已详，门徒商榷，减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隶于四科，誉无偕聆十哲。逮尼父既段，方取为师。以不答所问，始令避坐。同称达者，何见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犹使丧明致罚，投杖谢想。何肯公然自欺，诈相策奉？此乃童儿相戏，非复长老所为，观孟柯著书，首陈此说；马迁裁史，仍习其言。得自委巷，曾无先觉。悲夫！

【译文】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死后，因有若长得很像孔子，于是，孔子的学生将有若当成老师，就象服侍孔子那样对待他。有一天，学生问到有若：“过去孔夫子在临出门的时候，让学生带着雨具，不久，果然下了雨。”又问他：“商瞿岁数大了，但仍然没有生出儿子，泄珍纂想为他再娶一个女子。孔子说：‘商瞿四十岁以后，应该有五个男孩。'后来，果然是这样。敢问夫子是怎么预料到的呢？”有若哑口无言，答不出来。学生们便说，“有若，你离开老师的位置吧，这不是你能坐得了的。”

驳难：孔子的学生有七十二人，高柴、曾参愚鲁，宰我善于言谈，撷孙师与卜商两人的德行可以进行比较，但颜回与子贡就不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了。这些都是孔子给他们作的评价，谁好谁差，已经十分详细。并已经成了定论。而有若这个人，既没有和四科中的人齐名，也没有十哲那样受到人们的赞誉。但是在孔子死后，就敬立他为老师，而在他不能回答问题时，又将他赶下老师的位置。那些贤明的弟子，为什么那么迟才对人有正确的认识呢？曾参与子夏年老退居西河，西河人还怀疑子夏不恭敬孔子，以致于子夏遭受到丧子失明的惩罚，子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扔掉手杖，跪拜谢罪。由此可见，孔子的弟子哪里会随便将有若当作老师来恭奉，公然做出自欺的事情呢？这种做法是儿童游戏，而不是庄重的长者所为，孟柯在《滕文公上》里面就首次说过此事，他说当时有许多学生准备把有若当作孔子来侍奉，而曾参坚决不同意。司马迁写作史书时，仍用旧的说法。这些来自于街头巷尾的传说，司马迁居然一点没有察觉到它的不真实。真是可悲啊！

【原文】

又《史记》、《汉书》皆曰：上自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亲爱；所诛，皆平生仇怨。此属畏诛，故相聚谋反尔。”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都”上曰：“雍齿。”督毅日、：“今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侯。

难曰：夫公家之事，知无不为。见无礼于君，如鹰鹤之逐鸟雀。按子房之少也，倾家结客，为韩报仇。此则忠义素彰，名节甚著。其事汉也，何为属群小聚谋，将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侠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邪？且将而必诛，罪在不测。如诸将屯聚，图为祸乱，密言台上，犹惧觉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为国之道，必不如斯。然则张良虑反侧不安，雍齿从嫌疑受爵，盖当时实有其事也。如复道之望，坐沙而语，是说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译文】

又《史记》与《汉书》都说：汉高祖刘邦从洛阳南宫回长安，从故道l看见许多将领儿个人一簇地坐在一起谈话。皇帝问道：“他们谈论的什么事啊？”留侯张良说：“陛下所封赏的，都是亲戚熟人或你宠爱的人；所处死的，又都是你所仇恨的。这类人怕被你处死，所以，聚在一起，谋划造反的事情。”皇帝于是忧虑地说：“那怎么办呢？”留侯张良问道：“陛下平生最恨的是谁？”皇帝回答说：“雍齿。”张良便建议说：“先封雍齿，以此做给群臣看。群臣见雍齿都有封赏，人人便充满信心，就会坚决地拥护您。于是，皇帝举行宴会，封雍齿为侯爵。

驳难：作为臣子，对于国家的事情，只要有益干君王，都应该去做，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如果见到有人对君王无礼，就应该象鹰鹤追鸟雀一样去追杀他。按，张良年青的时候，为了给韩国报仇，倾其家产去结交侠客。忠君之心，世人皆知。高风亮节，闻名于世。然而，作为汉臣，他为什么在一群小人聚在一起谋划造反、欲凌犯君王的时候默不作声，直到皇帝询问时，他才告知？倘若高祖不问起这件事，难道他就不谈了吗？再说在春秋时·有人存有拭君亲的念头，就会处以死刑，因为罪孽深重。而许多将领聚在一起，策划叛乱，按常理来说，在密室之中策划，还怕别人知道，怎么会围坐在沙堆中进行议论，而没有一点避忌呢？在政治生活中，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当然，张良忧虑有人造反而不安，雍齿因为有嫌疑反而被封爵，这些在当时都是事实。但是，在故道上看见诸将坐在沙堆上策划叛乱的事，是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而已！

【原文】

又《东观汉记》日：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难曰：按盆子既亡，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柞。孔安国曰：盖言之甚也。如积甲与熊耳山齐者，抑亦血流漂柞之徒钦？

【译文】

又《东观汉记》记载道：赤眉军投降朝廷后，所缴的兵器盔甲堆积得像熊耳山一样高。

驳难：按，刘盆子失败投降时，所缴的兵器盔甲确实会很多。然而，说它们一定和山一祥高，则不会是事实。古代《尚书·太誓》说：前面的部队倒转戈矛向己方攻击，流血成河，漂起了春柞。孔安国说，这样的描述太过分了。而说兵器盔甲堆积得像熊耳山一样高，岂不是和说“流血成河，漂起了的臼柞”的话一样了吗？

【原文】

又《东观汉记》曰：郭极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樱，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极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始到，喜，故奉迎。”极辞谢之。事讫，诸儿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极使别驾计日告之。既还，先期一日。极为违信，止于野亭，须期乃入。难曰：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汉时方伯，仪比诸侯。其行也，前驱竟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族旗填咽。彼草莱稚子，龄龄童儿，非唯羞赦不见，亦自惊惶失据。安能犯骆驾，凌澹帷。首触威严，自陈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举州振肃。至于墨级长吏，黄缓群官，率彼吏人，顺然伫候。兼复扫除逆旅，行李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如弃而不就，居止无常，必公私网拟，客主俱窘。凡为良二千石，固当知人所苦，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假有传檄他方，盖亦事同大夏。访诸商贾，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弥复难求，群戏而乘，如何克办？其不可信三也。凡说此事，总有三科。推而论之，了无一实。异哉！

【译文】

又《东观汉记》说，郭极任并州牧时，一次，巡视到西河美樱，有儿童数百人，骑竹马在道路边迎拜。郭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呢？”他们回答说：“听说您来，我们很高兴，所以，前来迎接您。”郭极表达了谢意。巡视结束后，儿童们又把他送到城外，并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呢？极让手下人计算了时间，并告诉他们再来的日期。后来在郭极又来时，比原来约定的日子提前了一天。郭极认为自己违了约，于是在野外亭中停了一日，第二天才进入美樱。

驳难：这事让人不相信的地方有三点。汉时的封疆大吏，行坐的仪式如同诸侯。当行路的时候，前面开路的人马黑压压一片，后面随从的车辆则塞满了道路。鼓乐沸腾，族旗蔽空。而穷乡僻壤的七八岁儿童，见了这种场面，不是怕丑的事了，应该惊慌失措，哪里还敢挡住车驾，触犯威严，说出心中对州牧敬仰、欢迎之类的话呢？这是第一点不可信。又州牧巡行，一州震动，人们都惴惴不安。州牧所下辖的各级长官，都率领部下，肃穆伫侯。而且打扫旅舍，使者一站一站的预先通知，供应所需的各种用具，安排州牧休息的地方。如果不去下级已经准备好的地方，何时走，何时停与往什么地方，全由自己随意决定，那么，必然会使公家与个人无法作安排，到时侯客主都会非常尴尬。是凡官职做到二干石的人，一定会想到下面人的辛苦，哪里会为了赴与儿个儿童的约会，而让许多地方的人失望呢？这是第二点不可信。晋阳这个地方不长竹子，这是古今人们共知的事实。即使有一些竹子，也是由商人从别的地方贩卖过去的，而且一定不会很多。那么，儿童想得到竹子，是很困难的事。既然这样，他们每人用一根竹子作马做游戏，又怎么解释呢？这是第三点不可信。这件事总共涉及到三个方面，但是推究起来，没有一点是事实。真是怪啊！

【原文】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淡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

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鼻，矫号汉王。或主遴屯蒙，或朝催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淡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金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赂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旭毒不俊，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兹谤口，而言同纶绰，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当芜鄙说，间巷谰言，诸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中椅掂，辨其疑误者焉。

【译文】

《三国志·魏志》注引《语林》说，匈奴派遣使者来朝，拜见魏王曹操，曹操让相貌堂堂的崔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己手握大刀扮作卫士侍立在旁。拜见后，曹操派人去问来使：“曹公给你的印象如何？'’使者回答说：“曹公长相确实俊美，但旁边侍立的人不是平凡的人，有帝王之相。”于是，曹操派人追赶使者，并将他杀掉。

驳难：春秋时，孟阳睡在齐侯的床上，诈称自己是齐侯；楚汉相争时，纪信乘着插有汉王大旗的车，假说自己是汉王，他们这样做都是在君主遭遇危险，或朝廷中有人要用刀枪杀君主的时候，以假称君王的办法来应急，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为之。苟奴使者来拜见曹操，事情并不是在危急的时候，为何要让崔淡代替君主呢？一个人称作君王，是非常谨慎严肃的事情，何况此时的魏武帝曹操正在谋取统一天下的大业，每逢朝会，赫然面南而坐，接受群臣的朝拜。若让臣子坐上君主的位置，君主倒置于臣子的位置，那么，又怎样才能使万国使臣瞻仰，本国百官晋见呢？再说，汉代对于匈奴的政策，是频频地加以安抚，虽然不断地送给他们金银绢帛，又嫁女给他们以结成姻亲关系，但仍然担忧他们害人之心不改，不断侵扰边境。如果轻率地杀死来使，而又说不出他有什么罪名，那么，又怎样对外实行怀柔政策，使中国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呢？如果曹操后悔让崔淡代替自己的做法，怕招来外国对自己形象的不好的议论，所以追杀使者，目的是杜塞讥谤的源头，然而，君王所说的话就是法令，很快会传遍天下，想掩盖以前说的话，结果只能是被更多的人知道，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耻辱。即使是昏庸愚蠢的君主，亦不会这样做，何况是英明的君主，他难道会这样做吗？对于街谈巷语，民间传说，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驳难。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语林》中所记录的民间关于魏武帝的传说编入史书中，用虚无不实的传说，搅乱历史实录的内容。此传说产生的原因，大概为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诡计多端、做事不诚的人，民间根据他的性格，编出此传说来。所以，就有必要特别地加以指出，以辨别其中的错误。

【原文】

又魏世诸小书，皆云文鸯侍讲，殿瓦皆飞云云。难曰：案《汉书》云：项王叱咤，摺伏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鸯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固当屏气徐言，安能使檐瓦皆飞，有逾武安鸣鼓？且瓦既陨，则人必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

【译文】

又魏时的各种小书，都讲文鸯给皇帝讲学时，说话声音宏亮，使宫殿上的瓦块都飞离屋顶。

驳难：按，《汉书·项籍传》说，项王大喝一声，使千余人吓得倒在地上。即使象这样大的声音，也不过使人倒在地上而已。考察文鸯的武力功夫，远不如项羽，何况侍立君主之旁，肯定是屏气慢语，声音哪里会象战国秦赵战争时敲鼓的声音那么大，使屋上的瓦块都被震飞掉呢？如果瓦块真的乱飞起来，那么人一定震惊。而魏帝与群臣怎么能神态恬静，无人受到伤害呢？

【原文】

又《晋阳秋》曰：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师省之，见父。十余日，告归。质赐绢一匹，为路粮。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傣禄之余。”难日：古人谓方牧为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体，贵实甚焉。设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职，终不患于贫馁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嫌之财，犹且发问，则千石之傣，其费安施？料以牙筹，推以食奢，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观诸史所载，兹流非一。如张湛为蜀郡，乘折辕车。吴隐之为广川，货犬待客并其类也。必以多为证，则足可无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绿，口甘粗砺，而多藏锻帛，无所散用者。故公孙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脱粟饭。汲黯所谓齐人多诈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俭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详厥理，直谓清白当然，缪矣哉。

【译文】

又《晋阳秋》说：胡质为荆州刺史时，他的）l子胡威从京都来看望他，停留十几天后，向父亲告辞回家，胡质送一匹绢给儿子作路粮。胡威问道：“父亲大人一直很清廉，品质高尚，不晓得是从哪里得到这一匹绢的？”胡质答道：“是我的薪水剩下来的。”驳难：古人称州的最高长官为“二千石”，是因为他的年薪是二千石。名以薪水的多少来定，但是，其富贵的程度应该说超过实际的薪水所得。假设让廉洁得象伯夷这样的人，饥饿得象黔娄这样的人，将他们放到二千石的位置上，他们也就再也不会贫困了。然而，胡威辞别他父亲时，一匹绢的财物，居然会使他问父亲绢帛从何而来，那么，二千石的薪水，是如何花销的呢？通过饮酒记数之具，可以推知吃饭用的是什么筷子，考察他们实际收入，就能知道情况并非象《晋阳秋》中所说的那样。或许有人会说，史书中关于这类节俭清廉的事情记载得很多，（如张堪与吴汉破蜀后，秋毫不取，离开蜀地时，乘的是辕木折断了的车子，带着白布撇成的一个包裹。又如吴隐之做广川太守时，嫁女没钱，让埠女去卖狗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可以举出很多的事例。这样的人和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生活中也确实有人外表上安于穿滥褛的衣衫，吃粗砺的饭食，但却在暗里积聚起许多金银财宝，舍不得花销。象汉代的公孙弘官做到三公的位置，然而，睡的却是棉布被，吃的是糙米饭。因他的老熟人揭发他这样做是伪装的，所以，汲默曾说他是狡诈的齐人。既然生活中有这种人存在，谁又能知道胡威这一类人的所谓节俭清廉不是和公孙弘一样呢？史臣不进行考察推理，就说他一定是清政廉洁的，真是谎谬啊！

【原文】

又《新晋书·阮籍传》曰：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纯，饮酒二斗。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痔骨立，殆致灭性。难曰：夫人才虽下愚，识惟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直续未几，悲荒速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况嗣宗当圣善将段，阂凶所钟，合门惶恐，举族悲咤。居里巷者犹停春相之音，在邻伍者尚申葡甸之救。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举杯酣筋。但当此际，曾无感恻，则心同木石，志如果境者，安有既临泉穴，始知摧坳者乎？求诸人情，事必不尔。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灌膺矣。如甘旨在念，则灿肉内宽。醉饱自得，则肌肤外博。况乎溺情纯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坳，岂能柴毁骨立乎？盖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丧过失，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人以其志操尤异，才识甚高，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誉，皆无取焉。

【译文】

又《新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母亲咽气时，他正在与人下围棋。对方请求停止，阮籍却挽留他下到底，决出输赢。结束后喝了两斗酒下去，长号一声，吐出数升鲜血。等到埋葬时，他又吃了一只蒸小猪，喝了二斗酒。然后来到墓穴前，说自己命运多并，天让母亲离世。大喊一声，再次吐血数斗。形销骨立，痴痴沌沌，差点成了疯子。

驳难：一般来说，即使是不知礼数、见识浅薄的人，当父母亲去世时，也肯定会抚尸痛哭。可能会披麻戴孝还没有几天，就迅速安葬。但是，说一直没有表现出哀戚的样子，这是从末出现过的事。况且当阮籍母亲将要去世时，悲伤笼罩着整个家庭，一家人惶惶不安，唯恐母亲死去。同居一条巷子的人家为了表示同情，悄声无息，不再喊春柞号子，邻居们则主动地尽力帮助。然而，作为快要去世的母亲的儿子，这时却与人下棋，母亲死了，还要求对方与他决出输赢，之后又大杯大杯的喝酒。在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一点作为儿子的悲痛之情？真是这样，那么他就是一个心如木石，性情凶残而不认父母的袅境，那么，他又怎么会在墓穴前悲坳欲绝呢？用人之常情来衡量，一定不会是这样。再说，孝子在丧亲时，都是早早晚晚思念父母，不吃盐，也不吃奶酪，弄得面黄肌瘦。如果没有停止吃肉喝酒，必然是悠然自得，身体肥胖，更何况阮籍吃猪喝酒，任情放诞，一如往常，虽然有两次吐血悲坳，怎么可能就会形销骨立呢？实际情况是，阮籍其人，不修名教，居丧期间，不守人子的礼法，因此，有的人以此指责他不遵守礼教。而又有人因他有卓然不同于少、的志操和高出于众人很多的才识，与丧亲时的举动，而说他有纯厚的孝亲之情。这些批评与赞誉，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原文】

又《新晋书·王祥传》曰：祥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年垂耳顺，览劝之，乃应召，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亮。

难曰：祥为徐州别驾，寇盗充斥，固是汉建安中徐州未清时事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贼充斥，下至晋太始五年，当六十年已上矣。祥于建安中，年垂耳顺，更加六十载，至晋太始五年芫，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而史云年八十五亮者，何也？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则为徐州别驾，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从官已前，隐居三十余载者，但其初被檄时，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则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乎？求其前后，无一符会也。

【译文】

又《新晋书·王祥传》说：王祥在汉末天下大乱时，扶着老母亲，携着弟弟王览到庐江避难。在那里隐居了三十多年，而不接受州郡多次要他出来做官的任命。老母亲死后，徐州刺史吕虔任命他为别驾，这时他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弟弟王览劝阻他，他不听，接受了吕虔的任命。此时，贼寇蜂起，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奋勇杀贼，使得贼寇连连被剿灭。当时人歌唱道：“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太始五年去世。驳难：王祥任徐州别驾，贼寇遍地的事情，发生在汉建安中徐州还仍为魏吴竞相争夺之地的时候。魏国历时四十五年，从建安时徐州寇贼遍地到晋朝太始五年，其间当有六十多年。而王祥在建安年间就已经有六十岁，再加上六十年，那么，到晋朝太始五年去世时，他就应该活了一百二十岁，史书上却说他去世时八十五岁，这作如何解释呢？如果去世时确实为八十五岁，那么，他在任徐州别驾时，年龄只应该在二十五、六岁。然而，又说他在未做官前，在庐江隐居了三十多年。既然吕虔请他做官时仅为二十五、六岁，那么，从做官往前推，又哪里会有三十多年呢？如果一定要说王祥任徐州别驾是在建安之后，那么，徐州这时战火已熄，已成为太平世界，又怎么会说此时贼寇遍地，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连破贼寇呢？前后时间，相矛盾而不一致。

【原文】

凡所驳难，具列如右，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微诸子之异闻。加以探啧索隐，然后辨其纸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抵悟，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诊择，或传诸谬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盖语日：君子可欺不可周。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语日：尽信书，不如无书。盖为此也。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译文】

所有的驳难，具列于上。一般来说，精研五经的人，都要了解各位儒学大师关于经义的不同的解释；探索三史的人，也同样要掌握众多学者的不同的说法。窥探幽深，求索隐微，然后加以甄别，谁是对的，准是错的。然而，上面所举的各种史书对史实的记录则不是这祥，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们在叙事时，只记一种说法，只引一家观点。结果，内容自相矛盾，前后不相统一。不仅仅内容自相抵触，而且成了让人迷惑的一笔糊诊账。寻找此过失的原因，实在是由于作者对事实没有精审，识别能力也比较差，或者是采录民间的传说，而不加以选择；或者传说本身就是谬误的，却就将它们编入到史书中，以致于真伪混淆，是非错杂。《孟子》说，君子可欺骗但不会被迷惑。谬论代替真理，虚假掩盖真实，一般的人会信以为真，君子则是无法被蒙骗的，他们知道哪些是谬论，哪些是虚假的。《孟子》又说：如果对书十分迷信，是凡书中说的，都认为是正确的，那么，还不如不读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作文著书，不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是凡撰写国史的人，能不慎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