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

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警诰，自出史职，至于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

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

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余》，因此可以见彼耳。《盂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于《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盲。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

《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哉，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易可不恩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恩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于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于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于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于《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于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语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又省而事益加朋，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眼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

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译文】

《易》说：“著的性质是圆形而变化莫测的，卦的性质是方形而有智慧的。”闲暇时曾经私下采取这个意思，用来概括从古到今的史书，撰述要它圆通而变化莫测，记注要它方正而有智慧。智慧用来集聚过去的知识，神妙用来预知未来的事物，记注想使过去的事情不被遗忘撰述想使未来的事物出现。因此，记注集聚过去的知识好像有智慧，著述预知未来的事物好像变化莫测。集聚过去的知识要它完备没有遗漏，因此体制有确定的规则，它的性质是方形的固定；预知未来的事物要它选择取舍，因此体例不受常规的拘束，它的性质是圆形的变化。《周礼》二百六十个官职，人世官的才能和自然界物的效用之事可以说没有不具备的了。但是各史官都掌管记注，却未曾有掌管撰述的官。祝、史作的命、告，未尝不是撰述，但是没有撰史的人。例如《尚书》的誓语，自然出手史官所作，至于《帝典》等篇，并没有奉命撰写的官。那么，流传后世通行久远的事业不可以拘泥于职守是圣哲高明深知尧舜二帝，非得等到适合的人出现后进行，不夏商周三工精深微妙就顶点，不能够参预这事。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方法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的典籍。《尚书》没有固定的方法，而《春秋》有既定的体例。因此代尚书》的支派转人《春秋牙二《尚书》却没有继承者口有既定体例的容易遵循。而没有周足方法的难以继承，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但是圆通而交化莫测与方正而有智慧，自从有书籍以来，一二者是不偏废的；入斌火能探究六经的深奥罢了，没有得不到六经遗留的意黔的。史学家继承《春秋》而有著作，没有比得上司马迁、班固的，司马迁就近丁圆通而变化莫测，班固就近于方正而有智慧。

《尚书》一变而出现了左丘明的《春秋》，《尚书》没有既成的方法，而《左传》有确定的凡例，以便辅助经书。《左传》一变而出现了司马迁的纪传体，《左传》按照年月顺序记事，而司马迁的《史记》分类别，以便搜集逸事。司马迁的《史记》一变而出现了班固的断代史，司马迁的书通变化，而班固守规矩，以表示总括。就形状面貌来说，《史记》和《左传》远远不同，而《汉书》同《史记》相近。大概《左传》体制直截，自成编年体之祖，而《史记》、《汉书》曲折完备，都是纪传体之祖。推究精探微妙处来说，《史记》离《左传》近，而《汉书》离《史记》远。大概《史记》本体圆通作用神妙，多得《尚书》的遗留；《汉书》本体方正作用明智、多得《周礼》的意旨。

司马迁《史记》纪、表、书、传等体，源出《左传》而大致表示区分，不很拘泥于题目。《伯夷列传》其实是七十篇列传的序例，不是专门为伯夷作传。《屈贾列传》是用来表示厌恶绛侯、灌婴进谗言，它叙述屈原的文字，不是为屈原表白忠心，实在是悼念贾谊的赋作。《仓公列传》记录他的医案，《货殖列传》同时记载各地物产，《龟策列传》只记卜盆事，也有根据事情写成篇章的意思，本来不拘泥于为某一个人具备生平经过。《张耳陈徐列传》，由一人的事迹可以看到另一人的事迹。《孟子荀卿列传》，总括游士的著书。《史记》用姓名标明篇目，往往不受体例的限制，只是用来起个篇名，譬如《诗经》的《关雎》、《鹿鸣》，内容所指是在嘉宾淑女。而有的人却指责它所排列的不是一类，如孟子与三位邹子。有的人又指摘它重复而失于检查，如子贡已列在《仲尼弟子列传》，又见于《货殖列传》。不知道古人著书的用意，却反倒用后世人所固执遵守的既成方法，责备古人的变通，他们也知道《史记》本体圆通作用神妙，仍然有《尚书》的遗留吗！

司马迁《史记》的作法不可以当作固定的方法，班固《汉书》依照司马迁的体制，制定了确定的体例，于是成为后世尊奉的创始者。夏商周三代以后，史学人才不是世代都出现的，就小心遵守规矩，等待合适的人出现后再实行，情势不得不这样。但是班固《汉书》本来是撰述而不是记注，那么在近似方正明智之中，仍然有圆通而神妙的性质用来为《汉书分安排布置，因此能成一家而可以流传后世通行久远。后世的史书丢失了班固公汉书》的意旨，却把纪、表、志、传看作和科举的程式、官府的文书相同，就在记注、撰述两方面都没有相似之处，而古人著书的宗旨不可以再提起了。史学方面不能自成一家，而所记的事和文章都不显著，却还固执地遵守既定的方法，认为自己的书本来是尊奉司马迁和班固的，那么史学失去传承很长久了！

历法使用时间久就必然有误差，推算到后世就更加周密，因此前人论观察天文。史学也类似这样。《尚书》一变而出现《春秋》，于是根据事情写成篇章不立常规的作法，得以由排比史事写成著作因而渐渐周密了。《左传》、《国语》一变而出现纪传体，于是用年月为经用事为纬不能连通其它的作法，得以由按类划分因而更加周密了。纪传体实行了一千多年，仿效的人接连不断，大概像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裘皮衣，渴了饮水，饿了吃饭，不能改变了。但是没有独特见识、内心筹划，可以用来流传后世通行久远的才能，洒拘谨得好像遵守科举的程式，不敢略微改变，又好像小吏办理的文书，繁多而不能删除。凭这个说方正明智，就多余重复、粗疏错乱，难以当作准则和根据；凭这个说圆通神妙，就杂乱无度、繁多不尽，不能记诵。大概众史书只知道在纪、表、志、传的已有规则内寻求完善，而书被体例限制，只想追求完备的方法，不知道纪传体原来根据《春秋》，《春秋》原来符合髻尚书》的起初意旨。《易》说：“事物穷尽时就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发展。”纪传体确实是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好方法，而被当作程式学习的时间长久后，上古帝王的根本原则，反转来被末世固执遵守的纪传体所遮盖，怎么能不思考用来变通的方法呢？

《左传》是编年体，不能曲折周到地区分类别。《史记》、《汉书》采用纪、表、传、志的体裁，用来补救类别的缺失。众史书反转来被类别限制，以致书内容繁多向事情小显者，也挑家训怕注疏，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平庸的经师反而沉迷在训沽注疏当中而模糊了经文的意旨。经文被解释弄得模糊，应当寻求未被解释前的初旨；史书被凡例限制，应当寻求没有凡例前的初旨。几例从《春秋左氏传》开始有，为什么不寻求《尚书》没有转人《春秋》前的初旨呢？

神奇变化为臭腐，臭腐又变化为神奇，解释《庄子》一书的人，认为天地自有变化，人就跟着有神奇和臭腐的感觉。事物一再变化而回到当初，文饰到了尽头而返回质朴，是天下自然而然的道理。《尚书》圆通神妙，它在史书里，可以说是天然的极点。没有适合的人不能实行，因此转人《左传》，又和司马迁、班固相融合。大概从刘知斐以来，没有人不认为《书》教中断，史官不能扩展它的事业了。另外，自从《隋书，经籍志》记载书籍，把纪传体当作正史，编年体当作古史，历代依照它，于是分成正的和附属的，没有人不把纪传体放在首位而编年体放在其次的。这样，司马迁、班固的史书‘，以庶子的身份而继承《春秋》，荀悦、袁宏的书，却以左丘明的长房的身份而降成旁支庶子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满纪传体的分，用编年体来合。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又不满《资治通鉴》的合，用按类纪事来分。考察纪事本末的体制，它根据事情写成篇章，不立固定的格式，不是深知从古到今的重要道理，天下的治理谋划，不能广泛搜集加以剪裁，没有遗失没有过多。文字比纪传体简省，叙事比编年体通达，决定对材料的取舍、本体圆通作用神妙，这真是仗尚书》的遗留。对袁氏来说，本来没有那样的意思，况且他的学识也不足以参预这事，书也不完全合乎所赞扬的。因此历代书目著录各家，把这书排列在杂史类，自然归属纂录之家，便于观看阅览罢了。但是如果就着它既成的方法，深沉地思索，再加上奇妙的变化，那么，古史的本原，隐藏的可以发现。书有写的人用意很浅，而看的人觉得用意很深，这一类就是。所以说：神奇变化为臭腐，臭腐又变化为神奇，本来是一个道理。

史书是记事的书。事物万般变化而不一致，史书文字曲折周到而恰好和所记的事相似，就必定根据事情写成篇章，不被常规限制，然后能够从开端到终止都自如，没有一句话或遗失或多出的。这就是《尚书》神妙变化不可以想象的原因。往下的《左传》，已经不免于以文字屈从凡例，事理的趋势不得不这样。拿上古时期圣人的创作来要求近代的史官难道不悬殊吗j不知道经是不可以通过学习而能作出的，那精神本来是可以学习伪效的况且言尚书落本来有不可能全部学到的，就像叹纪事本末》不过是篆录的小书，也不完全取来柞为史学方法只是因为道理有相近的地方，不应当因为训句的表达而妨碍对意思的理解。斟酌从古到今的史书，确定文饰和实质两者关系的适中点那么学习《尚书夸的精神，而以司马迁《史记多的体例沟通《左传乡的剪裁安排这是用米补救纪传体的大弊病不是喜欢改变方法。

纪传体虽然由司马迁创始，但是他也有所接受。看《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就知道本纪编年的体裁，自从文字产生以来，就有了。《尚书》是历史著作的独特存在，如果采用《左传》的凡例结合编年，就成为传。用《尚书》的精神作《春秋》的传文，那么，《左传》不致以文词屈从凡例，而空泛的文字删去的就多了。用《尚书》的精神作司马迁《史记》的传，那么，八篇书、三十篇世家没有必要分类，都可以仿照《左传》而总称为传吕有的考察典章制度，有的叙述人事的经过，有的探求一个人的事迹，即列传的根本体式。有的合起来说一类人的事迹，有的记录一时的言语，例如训语之类。有的记载一个朝代的文章，根据事情写成篇章，用来配合本纪。那么，比起《左传》的辅助经文，可以没有局限在年月先后方面的牵累；比起《史记》的分开排列，可以没有多处出现、互相参见的麻烦。文字省略而事情更加清楚，体例简单而内容更加精要，难道不是文饰和实质之间的适宜作法，古和今之间的合适道路吗？至于人名和事迹，融合在纪事本末当中，不容易查考检索，就另外编成表，用来使它们有条理。天象、地形、车服、礼仪器物等，这些不能用纪事本末体包括，况且也难用文字表现的方面，另外绘成图，用来表示清楚。大概贯通《尚书》、《春秋》的根本，而补救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流弊，办法没有胜过这个的。至于创立新的样式，分别条目，比较从古到今的著述，确定一部书的格局，另外具备在《圆通》一篇，这里不详尽谈论。

邵晋涵说：纪传体的体裁，参照和仿效袁枢所创始的纪事本末体，这是外貌相同内心不同。用它上接《尚书》家的文字，这是外貌不同内心相同。本篇所推究的，对于六经来说是庶子，对于史学来说是长房，对于以往史学来说是中流砒柱，对于后学来说是蚕丛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