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洋，杂出不一。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征应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征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译文】

尧时有水灾，汤时有旱灾，神圣的时代不可能没有自然灾害；迁移灾星，反风灭火，外部事物哪里能造成怪异？然而对天降陨石、鹅鸟倒飞的现象必定记载，对螟虫、蝗虫为害谨慎地记录，是想要借此改进人事，答复自然变化。从《援神契》、《钩命诀》以来，符凿荒唐，于是失去谨严的宗旨。而班固、范哗所记录的，都按照刘向《洪范五行传》，连缀同类现象比照，证明符合人事，虽然存在警戒的意思，未尝没有附会。天道和人事间的关系，孔圣人谨慎对待。《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事，五行的吉凶征兆，混杂出现，不一致，圣人只是谨慎记载它们，而不对它们拘泥地设法符合，哪一件应验什么事，哪一件应验什么人。不是不能作出，大概应验有不变和变的道理，保存那概略，足够警戒人心；而牵强凑合那事情，必然会一旦有不符合，也许反而怀疑灾害变异不值得畏惧，这不是想要谨慎却反倒懈怠吗？草木的变异，虫兽的灾祸，史学家都把它们隶属五行，一一考察五事。我认为吉祥和灾异本来是有原因而产生的，也有不一定都这样而难以附会的。所以根据事情如实记载，不分门类，不注应验，一律按年月为次序。人事有相关联的，散见在别的篇里，可以自己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