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于事也。文士囿于习气，各矜所尚，争强于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争哉？推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于事理，失其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于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于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

至以县称邑，亦习而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于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于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干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不知从何而来。

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卿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

至去疾称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

妇女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称为该氏，则于义为不通，而于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于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雎之梦，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托以起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睢》可以兴淑女，而睢鸠不可遂指为淑女；《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

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理于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徇俗而无伤于理，不害于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暖随时变通之义，今亦不尽执矣。

【译文】

志是史书体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都关系到作史方法，那么全书中的运用文辞，也必定有规矩准绳，不可忽视。体例本来没有固定，只是要求全书足够能自身验证，不致互相分歧，不需要因为意见的不相同而轻率改动。即使原来确定的八门大纲，其中分几十个细目，略微加以调整，也足够自成一家，已经作好目录请教了。只是记传叙述的人，都表现史学，史学不研究，而记传叙述的文章，完全没有法度。以至编修方志的人的常用语言，习惯了而觉察不出问题，不仅文辞不典雅，可能也损害事理。曾子说：“讲究言辞语调，就远离粗俗和乖庚。”粗俗就文辞不典稚，乖决就对事情有损害。文士受到习气的局限，各自夸耀所崇尚的，在无形的平奇、浓淡上争高低。这就像人心不同，面貌各有区别，有什么可争论呢，又何必争论呢？对于法度、主旨和体例，不知道斟酌，不仅文辞不雅正，难以流行久远，而且对事理有害，丧失发言论的凭借。现在已经随着文字改正，附上商榷意见了。恐怕不了解必定改正的原因，简要举出几方面，当作梗概。这样就不仅志的体例简洁清晰，即使推广到记传叙述的文章，也没有不能清楚明显、刚劲凝练的，切实有用，不致有虚浮的文辞妨害实事。

例如《石首县志》，行文动不动称石邑，对事情有害。地名两个字，摘取其中一个字，那么地名中有一个字相同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像石首称石，那么古代的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现在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棣县，江西、广东又都有石城县，后世看的人，从哪里知道就是现在的石首呢？至于把县称作邑，也是习惯了而不察觉那实际情况，不可当作法则。邑，是城堡的通称，大到都城、省城、府州的城，都可以称邑。《诗经》称“京邑”，春秋时各国往来交好，自称“敝邑”，难道独独是现在县的称呼吗？小到乡村筑堡，十户人家的村庄，都可以称邑，难道也是县治吗？

至于称现在的知县是知某县事，也不是实际情况。宋代用京朝官知外县事，身分比县令尊贵，签署官衔仍然带京朝官职，所以说某官知某县事。现在如果沿用那称呼，后人必定用宋代制度推测现在的制度了。像邑侯、邑大夫，是治下尊称他的辞语，用在诗文里可以，用来叙事，粗俗又乖庚。邑宰是春秋时的官，虽然汉代人用在碑刻上，毕竟不可当作法则。令尹也是古代官名，不可滥用以致迷惑后人。官称不用当代制度，而多用掉书袋的话，对事理非常有害。曾经记得有称别人先世为司马公的，恰好想要考察那人先世，对这迷茫了几天，没有得到解释。大概世俗喜欢用掉书袋的话，用《周礼》的司马，称呼现在的兵部，然而兵部尚书、侍郎和它们的属官，都可以通称司马，已经难区别了。另外，府同知俗称也是司马，州同也有州司马的称呼。从兵部尚书直到州同，那官职相差悬殊了。“司马公”三个字，现在的人已经不能辨别是什么官，何况后世呢？用古代的成均称现在的国子监生，用古代的库序称现在的糜生、增生、附生，明经本来和进士分科，而现在是贡生的通称。这样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功贡、凛生、增生、附生、例贡十等，区别就不能知道了。显达的高官，谧号大抵是恭、文、鼓、敏；文人学士，别号大多是峰、岩、溪、泉。谧号就称公，别号就称先生、处士，或者像祝寿的颂辞，或者像超度死者的祷告，那格式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项籍说：“学写字记得姓名就足够了。”现在读那书，看到那事，却不知道那人什么姓名，难道可以当作史学家记载事情的方法吗？

又例如双名只称一个字，古人已经早就指摘这种作法的错误。如杜台卿称卿，语言就不完整，而荀卿、虞卿都可以通用。安重荣称荣，语言就不完整，而桓荣、寇荣都可以通用。至于去疾称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和命名的意思相反，难道还能说是那人吗？妇女有名的称名，无名的称姓，《左传》、《史记》以来，对这没有改变的。现在编修方志的人都除掉姓而称氏，甚至称为该氏，就在道理上是不通，而在文辞上也浅陋闭塞。现代为节烈妇女写传文，往往不称姓氏，就用节妇、烈女称呼她们，尤其损害事理。妇人守节，比照男子献纳忠心，假使为关龙逢、比干等人作传，不称关龙逢、比千的名字，而称忠臣云云，有这道理吗？经生作八股文，首先用两句话破题，破题按例不写姓名，对先师孔夫子就称圣人，弟子就称贤者，颜子、曾子、孟子就称大贤，大概仿照律赋发端，先虚写后实写，试帖诗的格式是这样。现在用那方法来称呼节孝妇女，真是人们所说的习惯了而觉察不出问题。

柳子说：“参验《史记》来显示简洁。”没有不简洁而可以谈论史书文字的。文字怎样算作简洁？选择辞语要让它纯粹而不驳杂。古人读《易经》就像没有《尚书》存在，说的是不驳杂。同样是经典，同样是圣人的言论，假如用《易经》龙交战流血、大车满载鬼的形象，而加人《尚书》考查古代传说的文字，取《诗经》出现熊和蛇、鱼和旗帜的梦，而连接在《春秋》“春王正月”记事的下面，那么圣人的事业荒废，而六经的文字将会不简洁了。现在为节妇作传，不叙述节妇行事，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字的意思不能理解。柏舟，用柏木做舟船而已，诗人凭借它来引发事物，并不是柏舟就是贞节的实事。“关雄”可以用来引发淑女，而堆鸿不能就指明是淑女；“鹿鸣”可以用来引发嘉宾，而鸣鹿难道能就指明是嘉宾？道理很明白。但记事的文字里，掺杂进诗赋里经过修饰的华丽词语，怎么办呢？孔夫子说：“一定要纠正名称吧！'’文字就是名称的汇聚。“名称不纠正，说话就不得当”，而事理在这里不能被阐明。所以书有体制，文章有法度，君子不能不这样。假如顺从世俗而对道理没有损害，对事情没有妨碍，即使不是古人有的，自然可以援引那顺着时势变通的道理，现在也不完全坚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