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队长打不定主意，是否发电报将回家探亲的陶小童叫回来。首长布置了一场重要演出，可目前女兵严重减员：孙煤常常忙着去电影厂试镜头，蔡玲得了盲肠炎，彭沙沙闹出了那么一件大丑闻，整天不敢出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矮胖子彭沙沙出落得一表人材了。首先，她莫名其妙地长高了一大截，于是显得不那样胖了。最初对她警觉的是孙煤，她对刘队长暗示，彭沙沙有个表哥在本地。每个星期日，彭沙沙总是积极打扮，然后神出鬼没地就溜了。问起来，她便趾高气扬地说：“我表哥是省革委负责人啊！”

有个星期日半夜，孙煤正收拾行李，准备正式搬到电影厂去。这时她听见彭沙沙在哭。敲开门，见彭沙沙和衣躺在床上，正一把一把揪头发，已哭得鼻青脸肿！她的同屋家都在本市，一般星期一早晨归队，因此她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哭。

她见到孙煤后，立刻不哭了，只是很害怕地缩紧身子。

“出什么事了？”孙煤见她胸前少了两颗钮扣，预感到事情不妙。

彭沙沙瞪着无神的眼睛，突然嘟囔一句：“我不想活了……”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闯了什么祸？”

彭沙沙又开始哭，哭得一张脸变得怪模怪样。孙煤有些可怜她了，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哭个痛快。直到下半夜，她才算神志清醒。她先要孙煤起誓，决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然后开始期期艾艾地控诉。

“什么？！你表哥是那么个混账东西？！”

“他说他真心喜欢我……”

“狗屁！”孙煤把彭沙沙的手一下甩开了。“他是个骗子！有老婆的人怎么能随便喜欢一个姑娘家！”

“他、他开始没讲有老婆……”

“他不是你表哥吗？”

“我错了，班长……”

“那他是你什么人？”

“什么也不是，就在一个熟人家认识的。”鼓沙沙喘了一口气，“他一直对我很好，关心我进步……”

“往下说呀！”

她边讲边下意识揪紧衬衫前襟：“今天他突然说他老婆要来了，我一下懵了……我想走，他不让我走，就伸手拉我，还说他真心喜欢我，跟他老婆没一点感情……然后就、就……”

“往下说、往下说！”

“他就把我往床上按，还不准我出声……我吓得要死，死也不让他扯我衣服。后来，把扣子都扯掉了！”彭沙沙浑身发抖，那双大而不美的眼睛显得有些可怕。

“要死了！你不会喊？！”孙煤帮着使劲。

“我不敢……”

“那他就干成坏事了？”

“什么？”

“你就让他把最后一关给过啦？！”

她的头一下耷拉下来：“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问我了！”

孙煤一下子站起来，表情像是所有指望都落了空：“完了，你这个笨蛋！”她对这个哭成一摊泥的身体不再同情，而是嫌弃。

“告他去！”孙煤考虑片刻后说，“明早咱俩一块去省革委！强奸解放军够他小子受一辈子！”

“别告！”

“省革委负责人这条也是你瞎编的？”

“这是真的……”

“那就告！”

“你一告，我哪有脸活下去？！”

孙煤把这件事告诉了蔡玲。蔡玲反复打听：“她真是用那个办法长高的吗？”

“不管怎样，我要去告状！”孙煤说。

“你说，她真在鞋里垫了一块木头吗？”

“一定要去告，你说呢？”

“假如她把两块木头垫在矮腰胶鞋里，就会暴露，对吧？”蔡玲还是有点想不通，“木头怎么会垫到高腰胶鞋里去呢？”

孙煤正在怒火中烧，便不再理会蔡玲。说什么也得给那个“省革委负责人”一点颜色看，那个狗杂种。难道让他这样省力就消灭了一个处女？

蔡玲很佩服彭沙沙的聪明，她竟想得出这样出色的鬼点子，把木头削成斜坡形垫在高腰胶鞋的后跟上。彭沙沙这个窍门甚至比董大个那个窍门还棒，董大个为了能有张与身材相配的大脸盘，不得不往嘴里塞海绵，一块一块，弄得他上了台表情呆滞。董大个的脸不可遏制地在瘦下去，以至不填海绵上舞台就惨不忽睹。董大个打破一项了不起的纪录，放弃了五年的探亲假。有天他去找队长，对他说：“我老婆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她当然要跟我离婚。”

“她这样说了？”

“她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怎么会离婚？”

“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

“这还不明白，她跟我什么也没得说了。”

“噢……”刘队长还是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刘队长是清楚的，再不把他老婆调来，真要弄出什么悲剧来了。董大个和他老婆是一起插队的知青，所以喜欢把离婚这事挂在嘴头上。离婚让刘队长听起来很受刺激。

这时董大个站起来，刘队长也跟着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不会的。”

“为什么？”

刘队长又说：“不会的不会的。”

在考虑是否将董大个老婆接来住一段的同时，刘队长忽然想起自己老婆来了。该叫老伴，那个最亲近又最遥远的女人；那个有张年轻的脸蛋和一头花白头发的妻子。最近这个从不诉苦，总是含蓄地微笑的女人也常在信中提到离婚二字。这是个讨厌的字眼。为了保全小半拉儿，他只得把大半拉儿送去插队了。这事使大半拉儿恨透了小半拉儿，也使妻子恨透了无能的丈夫。从此，她的每封信都津津有味地谈论离婚。她做出各种部署和设计，仿佛那是件挺美好的事。

接下去全都按她的意思办了。一点麻烦也没遇上，甚至比他们结婚还顺利。他没把这件事跟任何人透露，有时真想透露透露，让别人能替他分担一点烦恼，但他忍了。少了大半拉儿，他认为大可不必自家开伙。当人们在食堂见他爷儿俩面对面，就着一个菜盆，都感到看不下去。小半拉儿给人的印象总是需要理发、剪指甲和吃顿像样的饭。

刘队长一想到人们迟早识破这个计谋就不寒而栗。离婚后，妻子很快把大半拉儿从插队地点带到她所在的城市。两个孩子一分为二，各自都获得了独生子女权益。

虽然给小半拉儿持续注射激素，这孩子仍是一厘米也不肯长高，但他的头围却在增大，几乎赶上成年人了。他还学会成年人的步态，因此看上去格外像个小怪物。这步子只有高力学得像，他一学周围准有人要笑断气。作为代价，他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步态。长久的毕肖的模仿，使他无可挽回地成了小半拉儿一件成功的赝品。他就迈着这种有损形象的古怪步子走进了那所名牌大学；走向他飞黄腾达的人生旅程。这是当时的高力不曾料到的。当时高力只醉心自己这方面的天才。一天，他正起劲地模仿，没提防刘队长面色铁青地站在那里。忽然一声锐尖的哨音，使人们止住哗笑。“太不像话了！”刚办完离婚手续的队长咆哮道：“是谁，在泔水桶里扔了半根油条？”

隐隐约约，众人似乎有一点明白：队长是在借题发挥。他从不承认小半拉儿是残废，他甚至不觉得儿子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更甭说有人竟当众丑化他。往往越是有缺陷的孩子，越被父母溺爱。似乎生下这种孩子是父母的过错，失常的爱来自一种赎罪心理。

“怎么啦，高力，你连立正都没学会吗？”

高力赶忙收拢斜伸出去的那条腿。

“谁让你动的？！……”队长大吼。

“我没动。”高力低声道。

“在队伍里，你想怎样就怎样吗？”

“我这不是立正吗。”

“不要强词夺理！”

“我没强词夺理。”

“你说这句话本身就是强词夺理！”

让刘队长烦心的决不只离婚一件事。他的演出队几乎要拆散了。徐北方前些天拿了封“父病危”的电报来找他，甚至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已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写封信来检讨，说在探望父亲同时“顺便”去参加了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刘队长对着“顺便”二字发了半天呆。紧接着，他又接到通知，高力将调出宣传队，要到一所名牌大学去学“导弹”。就像当初懵里懵懂接收他来一样，如今也懵里懵懂放他走。这位公子为什么来、为什么走，队长都不知该上哪里、向谁问问。他的儿子大半拉儿倒是该上大学，上大学是他那个年纪最理所当然的事，而他恰恰没这方面的指望。他盯着高力的目光渐渐变得疲沓无力了。他知道高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跟他的暴躁相比，这年轻人显得修养很好，有理有节、宽宏大量。

高力此刻的沉着使孙煤对他简直着了迷。前些天她说服高力跟她一同去省革委，替丢尽脸的彭沙沙伸张正义。他们闯进一个会议室，里面衣冠楚楚坐了一屋子人。忽然出现的这对漂亮男女使他们情绪大振。

孙煤碰碰高力：“我要说了。”

“先别说。”

“不行！我要说了！”

这时，满屋子正派面孔里突然冒出个更加正派的面孔。那面孔上挂着使所有正派人都逊色的正派微笑，说：“有什么话，请说。解放军同志。”

“我们来检举一个人！”

屋里的空气稍一颤动，立刻又恢复了四平八稳。他们被安排在两个椅子上坐定，这位置使他们处境顿时变得窘迫和被动。

“请说。”

“我们要检举……”

“哦，”那人打断孙煤，“请等一等，我们在开会。我们欢迎群众指出我们的错误。”

在外面走廊里，高力对孙煤说：“别傻了。”

“他说他欢迎我们指出错误。”

“你聋了吗？他把罪行说成错误。”

“是啊，他说他欢迎——”

“你会倒霉的，傻瓜！”

“你刚才没听见他的话吗？他说他欢迎……”

“你要信了他的话就要倒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等着瞧吧。”

“我不信。他们不会让一个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

“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高力耐心劝她，“因为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所以就没有坏蛋。你也别往那个检举箱里投什么信，因为谁投信谁就是傻瓜蛋。他们才不在乎你在信上控诉什么，第二天就用这信去解手。”

“你怎么知道？”

“有人往检举箱投了信，控告上大学走后门的事。这封信很快就到了我手里。”

“为什么到你手里？”

“因为他检举的是我啊。”

高力让孙煤最好搁下这桩事甭管，一心一意去当电影明星。他们没打成官司，反弄得彭沙沙名声大噪。她认为出这桩丑事全怪自己长得太出众了。这使她在众人面前一改过去面貌，突然变得忸忸怩怩、羞答答起来。

刘队长不知该拿彭沙沙怎么办。虽然他仇恨她的假表哥，但他决不认为彭沙沙无辜。他甚至不愿她再上舞台，似乎那是展览一块不名誉的伤疤。

刘队长感到很烦。首长再三强调要排新节目，但他们却不来管高力这种人。高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甚至还把主力女演员弄去拍电影。他的神通比队长大许多倍，他想走，连招呼都懒得打。高力上大学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开始在一种无济于事的嫉妒中想入非非。尽管刘队长在毒太阳下罚大家站，但仍想不出一点法子对付这种人心涣散的局面。整个队伍已冒出甜滋滋的热蒸馍气味来。

炊事班长吴太宽现在是代理司务长。他从管理科领回的“防暑降温费”是一大叠理发票。无论男女，每人二十张，票面上醒目地印着“光头”二字。尽管剃光头能有效地防暑降温，但一个夏天怎么也不必剃二十次。女兵更是愤怒，她们把那些票全抛到吴大宽面前：“你去剃吧，我们不剃。”

“你们都给我，将来我要算不清账的！”吴太宽说。他慌忙把散乱的票理整齐，再把它们分成若干份，每份还是二十张。他希望她们终有回心转意的一天，把这些价值一角二分但无法兑换现钱的票重新领走。吴太宽知道除演出队外，管理科发给其他单位的防暑降温费是一斤白糖和二两茶叶。管事的人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二十张理发票的钱加起来比白糖茶叶合算！”他用心算算，果然不错。当他打听到今年理发票印超了数，才明白上了个窝囊透顶的当。这个非编的宣传队被人叫做“黑户口”，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缺乏保障，害得品行端方的吴太宽有时不得不干点类似投机倒把的事。比如这批印有“光头”二字的票，他最终拿它们作成一桩买卖：先用它们从电工房换了一大卷粗铁丝；打听到俱乐部缺铁丝，又用铁丝换了五盒乒乓球；再把乒乓球涂上红绿油漆，跟对门幼儿园换了一些崭新的铝制小饭盆。他信心十足地把小饭盆拿到小卖部去代销，小卖部付给他的，却是一大堆印有“光头”二宇的理发票。原来电工班把那些票全部折价卖给小卖部了。吴太宽吓坏了，连忙从自己精心编制的圈套里逃出来。费尽心机却一无所获的事他还头一次干。他以为自己品行已经够恶劣，手段已经够高明，不料有些品行更恶劣、手段更高明的人早等在那里。一怨到他曾经是多么忠厚老实，而如今被迫变得低级趣味，吴太宽就觉得无限惆怅。现在没人来劝他想开点，那个小周，已经死了。小周的父亲来领小周那笔可怜的抚恤金，住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走的意思。每天见老头帮伙房卖力地干这干那，然后吃三份饭菜，吴太宽就暗暗痛心。看样子，老头想长期在这里打杂混碗饭吃了。而吴太宽却害怕任何人干扰他正常的伙食收支。他每天看见蔡玲用一只脸盆来打饭打菜，心就发慌。

蔡玲得了阑尾炎，她妈领着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来看她。蔡玲的弟弟妹妹一律穿经过改制的旧军装。难怪每逢发军装，蔡玲就特别忙。她几乎天天守在领衣服的窗口，见有人来交衣服，就忙着翻看。她回回都能找来一堆拖把似的烂衣服，再用它们换稍好的，用稍好的再换更好的。一步一步，她最终总能让自己称心如意。连抠门儿的吴太宽对她这种干劲都佩服不已。

蔡玲住院期间，女兵们曾开过一个会，讨论给蔡玲全家来一次自发募捐。班长孙煤一下拿出二十元，她不得不向大伙透露一个秘密：蔡玲的父亲因贪污八百元而劳改。

“啊呀，劳改！……”

全体女兵的表情都变得复杂起来。在她们眼里，过分寻常的蔡玲终于有了个极不寻常的来历。蔡玲一出院，就发现周围人对她态度变了，变得小心而殷勤。她把钱一笔笔还给每个人，板着脸，克服着满腔愤怒，认为这事是大家合伙侮辱她。

蔡玲从不认为自己在这群女兵中显得寒酸。她床下有个纸板箱，那里面什么也不缺。一打开它，她就心满意足地长长吸一口气。那都是在乡镇上当营业员的母亲利用工作之便搞来的处理品，价钱便宜的等于白捡。货色很全：抽丝的纱巾，颜色略不相同的袜子，印错图案的手帕，浸染了污渍的白衬衫，还有一副挺不错的扑克牌，但没有大小鬼。

蔡玲妈给蔡玲的所有便宜货里，要数这次带来的皮鞋最令她振奋。这是双很有特点的皮鞋，一穿上就像长了双畸形脚。女兵们对蔡玲的脚充满猜疑，最后发现这双鞋是一顺跑，两只鞋全是左脚的。

“三块钱。”蔡玲很愉快地告诉大家。

当大家见她步履蹒跚，便充满同情地问：穿这鞋是不是很遭罪？她再次用愉快的语气重复：“三块钱！”

有次她从服装箱里找出一管公家鞋油，往“一顺跑”上厚厚涂了一层。这事被管服装的看见，一把揪住她。

“你怎么用公家油擦自己鞋？”

“头遍油要擦多些。”

“你瞧！这管油让你用了一半！”

“越多越好。你干吗不让我多擦油？”

“我不管你擦多少油！但是……”

“我告诉你：就该这样擦油。”

“你这人怎么了？你擦多少油我管不着，但你得自己花钱去买！”

“我从来不乱花钱。”

“你就会浪费公家东西！”

“我没浪费。我讲了半天你怎么还没听懂？新皮鞋上头遍油很重要，就像庄稼施底肥！”，

蔡玲到末了也不明白，那人为什么不让她多擦鞋油。她找其他女兵合计：“咱俩搭伙吧，你买鞋油，我买鞋刷。你不吃亏，刷子比油贵！”但最终她也没找着搭伙的人。因为谁都明白，鞋油用完就得买，刷子却可以永远用下去。

蔡玲的一大群弟妹，高高低低站在远处。他们很喜欢看队伍集合。尤其此刻，这支队伍毫无必要地让太阳毒晒，在他们看来很了不起，使他们肃然起敬。

要不是吴太宽急匆匆跑来，神色紧张地向刘队长报告了一伙非同小可的事，队伍还会站下去。这场惩罚性的行动并没使队长吐出一口恶气，相反他再次被高力的态度刺伤。高力远远投来一个浅淡的微笑，表示对他的所为完全谅解。与他的微笑相比，他刚才那场歇斯底里显得太虚弱、太缺乏大家风度了。等人都走光，队长仍站在那里。中午的太阳把他的影子缩成一团，这短小的影子很像小半拉儿。

汗流浃背的刘队长感到，他跟小半拉儿一样好欺负。

小半拉儿信心十足地对吴太宽说，这案子一定得交给“颗勒”。

吴太宽心里有数，他把小半拉儿连同“颗勒”一块轰出去，随后便把小周父亲叫来了。

“咱们谈谈？”他客客气气对老头说，“您老要真想在我们这里长期干杂活，我们半点意见也没有。”

老头稀里糊涂地笑了，表示若真那样，他更没意见。

“不过呢……”吴太宽吞吐道，“我们这里丢了贵重东西了……”

“啥东西？”老头东张张、西望望。

不一会儿，这屋窗子上挤满面孔。挤不进来的人一个劲问：“出了什么事？”

吴太宽干脆敞开门，对人们说：“伙房出了点事儿！今天中午，一袋味精丢了，是三十八块一袋的味精！同志们注意，现在味精是凭号数票供应的！”

“吴班长，”有人说，“三十八块，那该多大一口袋呀？”

“这么大！”吴太宽用手比划。

“哎呀！那不是化肥吗？”

正在这时，小半拉儿牵着“颗勒”走进来。“颗勒”跟歹徒那场恶斗受的伤，此刻刚刚康复，虽不及过去壮实，但显得成熟多了，一双眼睛充满经验。巡回演出刚回来那阵，小半拉儿缝人就扳起“颗勒”前爪，扒开它胸前的厚毛，让人看它伤疤。但“颗勒”对这种炫耀似乎很窘，很快挣开小半拉儿跑到一边去。当小半拉儿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叙述它的战绩时，它显得焦躁，并羞答答垂着眼睛。它那样子让不少人想上去踢它屁股。

小半拉儿对狗做了个手势，狗便将前爪搭到他肩上。他对狗低声说了几句话，又在狗鼻子上很响地亲了个吻。

“去去去！”吴太宽对小半拉儿挥挥手。

但所有人都兴奋得不得了，心想，这事可太解闷了。

“颗勒！嗅！”小半拉儿正式发出口令。

狗在原地思索一会，忽然转向众人，挺巴结地摇尾巴、吐舌头，搔首弄姿，百般作态。能得到这么多人的重视，它简直美得神魂颠倒。

“颗勒！嗅啊！……”大家都喊。它便掉头奔向吴太宽。它意识到这是个最需要讨好的人。吴太宽又踢又打才脱了身，大家笑起来。

“都走都走！小半拉儿，我待会儿告诉你爸去！”吴太宽怒道。

众人却觉得这下更够刺激，纷纷嚷道：“让它嗅，让它嗅嘛！”

狗抖抖毛，想了想，又扑向一个女兵。全体女兵都尖叫起来，骂它不要脸。这狗有个贱毛病，哪个女兵来例假，它就紧钉着不放。它围着那女兵转了一圈又一圈，她当众闹个大红脸。“这狗是个流氓！”

吴太宽忍无可忍，硬把门关上了。

“唉，”他对小周父亲说，“三十八块呢，我还没在这么大的数目字上出过岔。”

老头眨眨眼，突然开了窍：“味精是尿素不是？”

“啊，原来您老错把它当尿素拿走啦？”

“我没拿！”老头怒道。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您老要拿它当尿素，您那庄稼可就毁了……”

“我明天就走！”

“哎哟，我可真没那意思！您老怎么啦？咱们这就是人多手杂；您老拿错了东西也怪不着您老……”

老头突然一跺脚，吴太宽吓一大跳，不敢再说什么，锁好所有抽屉，跑出去了。这个庄稼老汉一个人能扛一大筐煤，吃三大碗饭，真惹急了，即便他身宽体阔也不在他话下。外面大家仍在操纵“颗勒”东嗅西嗅。一会儿，院外响起汽车喇叭，狗挣脱所有人，箭一般窜向大门外。这时正是幼儿园放学，有辆小轿车来接小孩。“颗勒”先是站在马路这边一声不响地观望，然后开始莫名其妙的骚动。小轿车开上人行道，在那里左挪右转的掉车头。“颗勒”不满起来。见了两个耀武扬威的小家伙走出幼儿园，并有一位老师马屁精似的跟在后面，它的不满情绪陡然高涨。忽然，它不顾一切地跃过马路，扑向两个孩子，做出凶恶的样子吓唬他们。在孩子尖声哭叫中，它颠着屁股回来了。嘴里叼着一大块缴获来的巧克力。

它实在是多管闲事。首长的小轿车接首长的第三代，这不是顶顶正常的现象，碍它什么事了？这狗东西。有人说，这狗应该不间断地服用安眠药。不管怎么说，“颗勒”这下算闯了大祸。

刘队长在机关就听说了“颗勒”惹下的事。他是去向首长汇报演出安排。院子里四处贴满红绿标语，据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首长还是强调新节目，根本不理会刘队长的诉苦：没有乐队指挥，没有主要女演员，没有像样的演出服装；包括自己没了老伴、董大个险些没了老婆、全队没有正式司务长、自个没有搭档教导员；以及没有烧开水的锅炉，役有白糖和茶叶所代表的正当的防暑降温费。总之，除了有的，一切都没有。因为这些没有，所以就没有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积极性。

首长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亲自到演出队视察一下。首长视察后采取的惟一措施就是：使这个什么都缺的演出队又少了一样东西：“颗勒”。几个首长无一例外地对这狗东西表示憎恶，尽管在首长到来之时，安眠药已使它老老实实。但首长们还是恨它，似乎是由来已久地恨它。首长们要演出队在三天之内搞掉它，把它随便用什么法子搞掉，处理掉或结果掉。

小半拉儿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原以为首长会嫌门口那座巍峨的垃圾山碍事，团支书带领人们花两个整天总算把它搬走了。

蔡玲自从几年前在雪山洼里刨出一些搪瓷碗和运动服，就落下了一个毛病：逢刨挖这类事就特别来劲，无论种树刨坑，或助民劳动挖河泥，她都十分留神，生怕什么宝贝漏过去。刨挖这座垃圾山，她一分钟也不肯歇，最后不负她苦心，到底挖出东西来了。那是一只年代不详、来历不详的石狮子。

有人说，处理了“颗勒”，就让石狮子代替它守大门。蔡玲把石狮子洗刷得像个新东西。她不无遗憾地对弟弟妹妹们说，那东西应该属于她的，归她私人所有。而就在这时，她突然在母亲床边发现决不属私人所有的东西：那袋白花花的味精。就是几天来为它闹得鸡犬不宁的东西。为了它，小周父亲终于悲愤交加地离开了此地。

蔡玲呆住了。事情很不妙，她想。她可不愿意在有了一位卑鄙的爸爸之后，再有一位无耻的妈妈。在刹那间她感到，天下孩子若都没有父母，将根绝多少恶劣习气的遗传。

她简直不愿再跟母亲住在一间屋里，跟这样一个财迷心窍的女人。

蔡玲在熄灯后的院里打转，从来没碰到过这样令她痛苦矛盾的事。她希望自己有勇气告发母亲。过了一会儿，她察觉另一个人也在院里打转，并迈着跟她一样迟疑和愁闷的步子。那是伊农。

自从伊农撞掉了牙齿，蔡玲抱着一大堆棉花去抢救，俩人神奇般的亲近起来。另一个使他俩亲近的原因是，他和她都要发出令所有人痛苦不堪的响声。这院里现在除了伊农每天不停地对着墙壁吹号外，又多了一个勤奋的歌手。这位歌手严格遵循声乐教师的教诲，决不擅自去用那种优美的腔调唱歌，而是发出一连串怪声。蔡玲妈刚见到女儿用这种恐怖的法子练唱歌简直吓坏了。她用一块手绢捏住舌头，再用另一只手死掐颈子两侧，用力一扯舌头，掐颈子的手便放松一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每天要这样干一千次。这种声音搞得所有人都想呕吐。悲惨的是经过如此残酷的自我虐待，蔡玲的声乐教师仍说她的声音毫无力度，像一砣肉。伊农听见这事很体谅很同情很理解蔡玲。他或许是惟一能理解她的人了。每天在蔡玲发出呕吐般的声音时，他就越发勤奋地练号。装了假牙后，他的号简直兢谈不上什么音色，吹到最得意时，刘队长就会想起旧社会的“大减价”。

是蔡玲先开了口。

“喂，食堂丢了一袋子味精，你晓得不？”

“晓得。三、三、三十八块钱哩。”

说完这些，俩人又分头兜起圈子来。

第二次是伊农先开口的。

“我告诉你，你你你千万别跟人家讲，是我拿的。”伊农流畅地说。

蔡玲大吃一惊：“啊？！不会的！”

这回他俩肩并肩在院子里走着。“是、是、是真的。”伊农向蔡玲如实陈述以下情况：中午他到伙房打热水洗衣服，等他洗完衣服回房间，发现自己的洗衣粉丢在伙房，而把伙房的味精拿了回来。他便去换，途中上了次厕所，等他出来味精就不见了。

蔡玲这时更鄙视母亲了。她在厕所门口捡了偌大一袋味精竟一声不吭。她起初把它当作洗衣粉，等发现它比洗衣粉贵重许多倍时，简直幸福极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对吴大宽讲清楚？”蔡玲说。

“我生来就没把任何一件事讲清楚过。”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可能讲清楚。”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碰到什么事，他讲来讲去就会把自己讲得一塌糊涂。他越讲得仔细，别人听起来就越觉得他有过错；他越辩解，过错就越多。所以他只好不讲。第二天蔡玲把味精悄悄交给了吴太宽。替伊农、也替自己母亲开脱得干干净净。蔡玲妈被女儿谴责得无地自容，很快便悄没声领着高高低低一群儿女们走了。走前她买了一把钮抑赔给女兵们，因为她替女兵们洗衣裳，用棍子打，打烂不少扣子。

小半拉儿一直紧搂着它，不让任何人挨近它。于是换一个方案，把它弄走。它眼睛上蒙着黑布，四条腿被捆住，然后扔上那辆煤车。小半拉儿还是不肯撒手，一直陪送它到“流放地”——远郊一个兽医站。

分别时，他和它都哭得死去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