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先古九头之世，蒙水之际，兴败有数，承三继五。故曰众者传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时，天下大服。三皇以后，以一治人。至于三王，争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挟方气，历天汉。孔子感精，知后有疆秦丧其世，而汉兴也。赐权齐、晋、越，入吴。孔子推类，知后有苏秦也。权衡相动，衡五相发。道获麟，周尽证也，故作春秋以继周也。此时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与太平。孔子怀圣承弊，无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伤民不得其所，非圣人孰能痛世若此。万代不灭，无能复述。故圣人没而微言绝。赐见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亦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赐之说也，鲁安，吴败，晋疆，越霸，世春秋二百余年，垂象后王。赐传吴越，□指于秦。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

问曰：“越绝始于太伯，终于陈恒，何？”“论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乃太伯审于始，知去上贤。太伯特不恨，让之至也。始于太伯，仁贤，明大吴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诈，故次以吴人也，善其务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为，持危救倾也，莫如循道顺天，富邦安民，故次计倪。富邦安民，故于自守，易以取，故次请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请粟者求其福禄，必可获，故次以九术。顺天心，终和亲，即知其情。策于廊庙，以知疆弱。时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动作不当，天与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将，春秋无将，子谋父，臣杀主，天地所不容载。恶之甚深，故终于陈恒也。”

问曰：“易之卜将，春秋无将。今荆平何善乎？君无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讨贼，子不复仇，非臣子也。故贤其冤于无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众，并义复仇，倾诸侯也；非义不为，非义不死也。”

问曰：“子胥妻楚王母，无罪而死于吴。其行如是，何义乎？”曰：“孔子固贬之矣。贤其复仇，恶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义，量功掩过也。贤之，亲亲也。”“子胥与吴何亲乎？”曰：“子胥以困干阖庐，阖庐勇之甚，将为复仇，名誉甚着。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终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从，昭然知吴将亡也。受阖庐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着其谏之功也。故先吴败而杀也。死人且不负，而况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业兴。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贵一概，不求备于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师不说。”

问曰：“子胥未贤耳。贤者所过化，子胥赐剑，欲无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绣，聋者不可语以调声。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汤系夏台，文王拘于殷。时人谓舜不孝，尧不慈，圣人不悦下愚，而况乎子胥？当困于楚，剧于吴，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贬之奈何？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也。”

问曰：“句践何德也？”曰：“伯德，贤君也。”“传曰：‘危人自安，君子弗为；夺人自与，伯夷不多。’行伪以胜，灭人以伯，其贤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厌驳，一善一恶。当时无天子，疆者为右，使句践无权，灭邦久矣。子胥信而得众道，范蠡善伪以胜。当明王天下太平，诸侯和亲，四夷乐德，款塞贡珍，屈膝请臣，子胥何由乃困于楚？范蠡不久乃为狂者？句践何当属莝养马？遭逢变乱，权以自存，不亦贤乎？行伯非贤，晋文之能因时顺宜，随而可之。故空社易为福，危民易为德，是之谓也。”

问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贤人。”问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违，皆称贤，何？”“论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单身入越，主于伯，有所不合，故去也。”问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义也。义无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犹重也，不明甚矣。”问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犹妻事夫，何以去？”“论语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传曰：‘孔子去鲁，燔俎无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称仁。行虽有异，其义同。”“死与生，败与成，其同奈何？”“论语曰：‘有杀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贵其义。信从***，义从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于纣也。箕子亡者，正其纪也。皆忠信之至，相为表里耳。”问曰：“二子孰愈乎？”曰：“以为同耳。然子胥无为能自免于无道之楚，不忘旧功，灭身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则去，可死则死。范蠡遭世不明，被发佯狂，无正不行，无主不止。色斯而举，不害于道。亿则屡中，货财殖聚。作诈成伯，不合乃去。三迁避位，名闻海内。去越入齐，老身西陶。仲子由楚，伤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终。子胥可谓兼人乎？”

问曰：“子胥伐楚宫，射其子，不杀，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云梦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请救。于斧渔子进谏子胥，子胥适会秦救至，因引兵还。越见其荣于无道之楚，兴兵伐吴。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问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

维子胥之述吴越也，因事类，以晓后世。着善为诚，讥恶为诚。句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复见于今。百岁一贤，犹为比肩。记陈厥说，略其有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讬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颜渊。时莫能与，伏窜自容。年加申酉，怀道而终。友臣不施，犹夫子得麟。览睹厥意，嗟叹其文，于乎哀哉！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喻来今。经世历览，论者不得，莫能达焉。犹春秋锐精尧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着于五经。齐德日月，比智阴阳。诗之伐柯，以己喻人。后生可畏，盖不在年。以□为姓，万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应也。百岁一贤，贤复生也。明于古今，知识宏也。德比颜渊，不可量也。时莫能用，籥□键精，深自诚也。犹子得麟，丘道穷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贤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宝也。覆以庚，兵绝之也。于乎哀哉，莫肯与也。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自沉湘水，蠡所有也。

译文：

上古九头纪时代，正遭受着洪水之害，兴盛衰败是天定的，三皇五帝相沿承继。

所以说大家互相传授治理天下的纲目，基本上是信奉德政的；在那时候，天下的人也都归顺听命。

三皇之后，也还是用德政来治理天下。

但是，到了三王时代，争夺之心萌生，战争兴起，还制定了五刑，于是，众人都倚仗适宜的意气，依次历阶而为君王。

孔子有感于天地精气的变化，预见到将来强大的秦国会衰亡，汉代因此而兴起。

子贡权衡齐、晋、越几国的情况后，终于来到吴国。

孔子由此类推，预见到后代会出现苏秦这样的人，权衡得失后才采取行动，合纵、连横之术应运而生。

路上捕获到麒麟，这证明周代即将灭亡，因此孔子撰述《春秋》来使周代的统治继续下去。

那时候，天地好像突然之间澄清了，太阳、月亮一下了显得明亮起来，孔子的弟子都高兴万分，一起称颂夭下太平。

孔子心怀圣德，生在衰弊的时代，既没有爵位封地，也没有一个百姓归他管辖，但他看到麒麟就伤心流泪，他为百姓的流离失所而悲痛，不是圣人，谁又能像这样地为衰世乱时而悲伤呢？孔子的功绩永世长存，千秋万代不灭，也是无法再现的，所以说圣人一去世，精微之言也就断绝了。

子贡看到《春秋》屏去文采，崇尚质朴，谴责只用两个字的名字，恢复和发扬远古帝王的传统，因此，他也发抒心中的郁结，去记叙吴、越的事情，组织成文章，来让后代的贤人了解这些史实。

子贡一出来游说，鲁国便得到安宁，吴国却开始破亡，晋国因此而强盛，越国也得以称霸，影响了其后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为后代的君王留下了法式。

子贡记载的虽只是吴、越的史事，口口也点明了后来秦代的盛衰变化。

圣人指点启发一个方面，能言善辩的人就可以广泛地发挥这些话；圣人的文章断绝于那从前的时代，能言善辩的人的著作也断绝于这现在的时代，所以，给这本着作取名叫《越绝》。

问道：“《越绝》一书为什么要开始于《太伯》篇、结束于《陈恒》篇？”回答说：“《论语》讲：‘即使是小技艺，也必定会有可取的地方。

’这是因为太伯在开始的时候就仔细审察，知道自己应该离开故国，以此来尊崇贤人。

太伯丝毫都没有怨恨，真是谦让到了极点。

把《太伯》篇作为开端，就是要赞颂贤人，显示幽吴国的强大。

仁爱能够产生勇敢，所以接着编次《荆平》篇，赞扬伍子胥的忠贞、正直、诚实、有智谋和明察。

聪明也会产生欺诈，所以接着编次《吴人》篇，赞扬吴国全力救助蔡国，肯定吴国讨伐楚国的勇气。

范蠡的所作所为有挽救越国危亡之功，而建功立业没有比顺应天道、富国安民更重要的，所以接着编次《计倪》篇。

要想富国安民，自己就必须加强守备，同时通过交易来谋取有利的形势，所以接着编次《请籴》篇。

为了让吴王的愚昧始终保持下去，所以就要使吴国的政治背离正道，于是，向吴国请购粮食正是越国出于谋求自身利益而必然要采取的办法，因此接着编次《九术》篇。

顺应天意，以和睦相亲为最终目的，那末，就可以了解事情的本质原委。

在朝廷上制定计谋，掌握好敌我双方的强弱变化，一旦时机来临，那末，起兵讨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所以接着编次《兵法》篇。

兵器是杀人的凶器，使用不当，上天会降灾的。

懂得这首要的事情，才可以用兵作战，这也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占卜将来的意思，就是《春秋》中所讲的不得叛乱的意思。

儿子谋害父亲，臣子杀死君主，这是天地所不容的事。

《越绝》的作者十分痛恨这样的事，所以把《陈恒》篇作为结束。”问道：“《易经》说占卜未来，《春秋》称不得叛乱。

那末，楚平王又有什么值得赞扬之处昵？国君暴虐无道，臣子必然憎恨国君，现在把《荆平》篇安排在《太伯》篇之后，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赞美楚平王，而是赞美伍子胥的刚勇。

臣子不敢讨伐独夫民贼，儿子不敢为父亲报仇，就不能称为臣子、儿子。

所以，赞美伍子胥在无道的楚国遭受冤屈、处于困窘之中，却能拒绝楚王的召唤、不去送死；赞美他能以一个百姓的身份，最终获得吴国广大民众的帮助，齐心合力去复仇，竟然倾覆了楚国。

伍子胥真可谓是决不去做不合理的事情，也决不为了不合理的事情而去献出自己的生命。”问道：“伍子胥娶楚王的母亲为奏，自己又无罪而被吴国杀害，这样的行为，怎么称得上合理呢？”回答说：“孔子本来就对伍子胥有所批评。

孔子赞美他的复仇举动，但憎恶他娶楚王母亲为妻的行为。

况且，《春秋》行文的原则，是衡量并赞扬功绩，而掩蔽过错。

赞美伍子胥，是因为傀亲近那些应当亲近的人。”问道：“伍子胥与吴国有什么亲近的关系？”回答说：“伍子胥在瞪窘之际去求见阖庐，阖庐非常赏识他的刚勇，准备为他报仇，因此，伍子胥的声名变得十分显赫。

《诗经》说：‘有人把桃子投赠给我，我就应该用李子去报答他。

’夫差这个最愚蠢的人是无可救药的，终究拿他没有办法。

伍子胥的忠言他不听从，伍子胥的良计他不采纳，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吴国将要灭亡了。

但是，伍子胥却想到自己身受阖庐的厚恩，不忍心离开吴国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心只想实现自己忠谏的功业，所以，他才会在吴国败亡之前就被杀害了。

对已经死去的阖庐，伍子胥尚且不忘恩，何况面对还活着的夫差呢？从前管仲活着，齐桓公的霸业得以成就；现在伍子胥死去，越国的霸名也成功了。

周公重视同一种标准，他不要求在一个人身上具备所有的美德或才能。

在外篇中间又各有交错的记叙，具有广博知识的师傅看了也许会感到不喜欢。

问道：“伍子胥还称不上贤人吧！贤者所接触的人都会得到同化。

伍子胥得到了吴王所赐的宝剑时，如果他不想自杀，能够吗？”回答说：“对于盲人，是不能拿绣有彩色花纹的衣物去给他看的；对于聋子，也是不能用声调音乐去让他听的。

瞽瞍虽是舜的父亲，但他那不分好恶的习性始终改变不了；商均虽是舜的儿子，但他也没有被舜同化。

成汤曾被夏桀关入夏台，周文王也曾被殷纣王拘囚，但是，夏桀、殷纣都没有受到成汤、周文王的同化。

当时有人还说舜不孝顺父母、尧不慈爱子女，像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不能得到下等愚人的欢心，何况是伍子胥呢？当初伍子胥为楚国所困窘而来到吴国，现在又在吴国陷入艰难危险之中，他实在是不能离开吴国的，又为什么要扣留拘捕他呢？孔子批评他是为什么呢？那是指伍子胥向楚国报仇，说伍子胥娶楚王的母亲为妻，这样的行为就与夷狄之人差不多了；批评伍子胥，正是针对吴国人的习俗说的。”问道：“勾践有什么德行？”回答说：“勾践有霸主的德行，是一位贤君。”又问道：“书传上说：‘用危害别人的办法来使自己获得安定，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依靠剥夺别人的东西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伯夷也是不赞许的。

’用作假欺诈的手段去取得胜利，用消灭别的诸侯国家来建立霸业，这也称得上贤德吗？”回答说：“这本来就是霸主的德行。

吉祥之道最忌讳混杂不纯、善恶交互。

当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号召诸侯的力量，诸侯强者就受人尊崇，假如勾践没有这种权变之术，越国早就灭亡了。

伍子胥诚信，因此得到了吴国百姓的拥护；范蠡善于欺诈，最终也获得了胜利。

如果有圣明的君主称王天下，使天下太平安宁，诸侯和睦亲近，四方外族信服德化，纷纷归顺，贡献珍宝，屈膝请求为臣，那末，伍子胥怎么会被楚国所困窘？范蠡怎么会没有多久也在楚国佯狂？勾践又怎么会身处铡草养马的境地？这都是由于遭遇到突然的变乱，他们都不得不暂且设法保存自己，这样的举动难道不应该称为贤明吗？推行胡道，不是贤人决不可能，晋文公就是能够顺应时宜，随着事情的变化趋势去做成它们。

所以，社祭时祭品空虚反倒容易得福，拯救危难中的百姓也容易成就德行，说的正是这样的事情。”问道：“伍子胥、范蠡是怎样的人呢？”回答说：“伍子胥刚勇而有智谋，正直而诚信；范蠡也有智谋，而且明察。

他们都是贤人。”问道：“伍子胥被杀，范蠡隐退，两个人的行为正巧相反，但却都称为贤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论语》讲：‘能施展才力就可以任职；如果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力，就应该辞职。

’这说的就是事奉国君依靠道。

范蠡单身来到越国，使国君成为霸主，后来与国君有些意见不一致，因此隐退了。”间道：“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自杀？”回答说：“隐退与留任，都符合事奉君王的道理。

按理说不应该死的，但伍子胥却自杀身亡，那是因为伍子胥受到国君的恩惠太深的缘故。

现在范蠡如果还要去重复伍子胥的举动，那真是太不明白事理了。”问道：“受到别人的恩惠，就甘心去死，这样的死是应该的。

但是，臣子事奉国君，就像妻子侍奉丈夫一样，为什么要隐退呢？”回答说：“《论语》讲：‘三天不问政事，孔子就离职走了。

’走的意思，就是指离职。

书传上说：‘孔子一离开鲁国，放祭肉的俎豆上就没有肉了；曾子一离开妻子，连藜叶都蒸不熟。

’微子离职出走，比干被杀，孔子都称为仁。

行为虽有不同，其实道理是相同的。”问道：“死与生，失败与成功，明明是不同的，为什么说是相同的呢？”回答说：“《论语》讲：‘只有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的人。

’伍子胥重视诚信，范蠡却注重合宜。

诚信是从心中发出的，而合宜则由外部环境影响而产生。

微子离职出走的原因，是因为痛惜殷商统治的衰落；比干被杀的原因，是由于一心只想效忠于纣王；箕子佯狂逃亡，是为了整顿国家的纲纪。

他们三个人都是忠信到了极点，他们的行为是互相呼应、补充的。”间道：“伍子胥与范蠡，哪一个更贤明？”回答说：“我认为他们两人是一样贤明的。

伍子胥不能在暴虐无道的楚国免子灾祸，又不能忘怀吴国先王的恩惠，终于为了国君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两个人，如果与国君意见一致，就能够使自己的国家称霸天下；如果意见不一致，能够隐退就隐退，应该献身就献身。

范蠡生逢乱世，头发披散，假装疯癫，但实际上他不是正道决不肯走，不是明主决不投靠。

他察言辨色，决意隐退离去，也不损害正道。

他猜测行情，每每猜对，居积财货，经营生利。

他采用欺诈的手法使越国成就霸业，意见不一致就隐退。

他三次迁徙，逃避名位，声誉传遍天下。

他离开越国后曾来到齐国，最后住在西陶养老。

他的第二个儿子犯法被楚国囚禁，最后伤心这个儿子而死去。

伍子胥与范蠡两个人做事情都是有始有终的，而伍子胥是可以称得上胜过别人的吗？”问道：“伍子胥攻打楚国王宫，箭射楚太子，但又不杀死他，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是没有来得及，楚太子逃入云梦山中了。

伍子胥率领士兵鞭笞已故国君的坟墓，而楚昭王也派遣大夫申包胥到秦国去求救。

当时，于斧的渔夫向伍子胥进谏，又恰逢秦国的救兵到了，伍子胥于是率军返回吴国。

越国看到吴军因为讨伐无道的楚国而显得非常疲劳，于是乘机兴吴进攻吴国。

伍子胥追不得已，便在就李迎战越军。”问道：“鞭笞平王之墓这件事又应该怎样来解释呢？”回答说：“儿子为父亲报仇，臣子讨伐独夫民贼，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伍子胥的至诚之心感动了上天，因此才有鞭笞平王之墓这样矫枉过正的举动。

母狗哺育老虎，不可能考虑将来是祸还是福；但是，大道理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只能是企图破坏这些大道理的罪魁祸首。

伍子胥鞭笞平王坟墓这件事不必深究。”伍子胥述说吴、越两国的史实，依据事情性质的不同分类编次，让后代的人知道这些史事。

他记叙的好事情是真实的，批评的坏事情也是真实的。

自越王勾践以来，到西汉末更始年间，共经历了五百多年，吴、越相争的史实在今天得到再次著述。

虽然上百年才出现一位贤人，但这也还算是能够相连接的；有志于记叙和陈述伍子胥所述说的史事，还是稍稍有这样的人在的。

这个人以“去”作为姓，加上“衣”字就完整了；他的名字中包含有“米”，“米”字上又用“庚”字遮盖。

夏禹东巡，死后就安葬在这个人所出生的国土上。

这个人不走正直之道会遭到自己的斥责，他依类托寓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尽管撰写时用心精细，但是仍不免露出愚见拙识。

他粗略地将史事加以归类，一心只希望传告后人；而撰写文稿、裁定言辞，则出自于国中的贤人之手。

那个国中的贤人以“口”作为姓，“日”字下有“天”来承接；楚国的辅佐大臣屈原，恰好与他同名。

他通晓古今，德行可与颜渊相比，但是，时世不能助他成功，因此，他只得逃避潜匿以求安身；在申、酉年间，他怀才不遇而死。

他与我为友，终究不能施行自己的主张，就好像孔子获麟绝笔一样；现在通过阅览，了解他的心意，就更会赞叹他的文章。

唉！可悲啊！温故知新，尽情地记叙伍子胥所述说的史事，可以开导现在和将来的人。

虽然阅历世事、博览典籍，但议论的人不了解这些情况，也就不能做到明智通达的。

这就如《春秋》之作一样，孔子精心锐思尧舜之德，注重周文王之道，将它们与天地相配，写在五经之中，与日月齐德，与阴阳比智。

《诗经》中的《伐柯》，也正是用自己来开导别人。

后生可畏，高明并不只是表现在年龄上。

以“日”字作为姓，暗示出什么事情都可以讲；“口”字又有“天”来承接，暗示德行的高明；与屈原同名，表示这个人的心意是与屈原相同的。

上百年才产生一个贤人，现在贤人叉出现了。

他通晓古今，知识宏博，德行能与颜渊相比，实在是不可估量呀。

但是，他不为时世所用，锁住嘴巴闩住精力，只能将自己的诚心隐藏起来，这正如孔子获麟绝笔、陷于困窘之中一样。

姓中有“去”字，暗示不能为世所容；加上“衣”字就完整，暗示这个贤人穿上礼服就能显现文采；名中有、“米”字，暗示出这个人是国家施政中的宝贵人才；“米”字上又用“庚”字遮盖，暗示他将死于兵燹战乱。

唉！可悲啊！没有人愿意援助他。

屈原遭到阻隔、离间，被流放到南楚，他最后自投湘水而死，这也正是范蠡所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