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军比刘佳整整小十岁，1986年从山东海洋学院毕业后到中国水产科学院工作，1992年调人中水总公司。这位小伙子，个子不高，生就一副圆乎乎的娃娃脸，三十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戴一副浅茶色近视镜，文质彬彬，未曾开口，先是一脸腼腆的笑容，夹杂着青岛口音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初次见到刘连军的人，第一印象总是先看到他的真诚，而随着对他的了解加深，你就会进一步感到他的成熟干练，远远超出年轻的外貌。中水驻亚丁代表处开办之前，刘连军第一个到达，比刘佳还早了一天。他们两人是最早的“元老”，也是这七个人当中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就在也门战争爆发之前，刘连军不幸染上急性黄疽性肝炎，大病未愈，战争开始了！

5月7日，秦鸿国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幵会，紧急磋商撤离方案。

驻亚丁的十三个公司的负责人都到了，而在阿比扬省的我医疗队和107专家组却仍被战争阻隔。昨天下午4时30分，他们在与外界失去联系四十个小时之后，医疗队终于接到了总领事馆的命令：“亚丁港有船等候，迅速与107专家组一起撤离！”可回答是：“这里打得正激烈，南、北双方争夺一座大桥，我们出不来！”说到这里，电话断了！这是他们和总领事馆最后一次通话，此后就杳无音信。

秦鸿国心急如焚。怎么办？能撤的先撤！撤离的原则是：援外人员和劳务人员先撤，总领事馆后撤；女同志和一般干部先撤，领导干部后撤，总领事最后撤。各方磋商，制定了方案：第一批撤离各公司三百九十二人；总领事馆留四人，撤七人；经参处留两人，撤八人。撤离人员必须于本日做好撤离准备。

秦鸿国的夫人、调研室主任刘贵贞也在首批撤离人员之列。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她曾对刘佳开玩笑说：“要是打起仗来，我们坐你的渔船走啊！”当时的一句笑谈，却不幸言中，现在她真的要坐渔船走了。此时此刻，仿佛生离死别。她对丈夫说：“老秦，我不能走啊，这儿的工作需要我！再说，我也不忍心把你扔在这儿……”

秦鸿国又何忍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和她分别？他多么希望在危难之际，有她在身边，帮他分忧解难？但是，他还是强忍着泪说：“女同志先撤，这是外交部的命令！何况你还是撤离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撤离途中任务也很艰巨，我是总领事，如果只留下一个人，也只能留我，我最后撤。你先走吧！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咱俩总得有一个活着回去啊！”

共产党员的党性，外交官的使命，作为普通人的亲情，都在其中了。刘贵贞还有何话说！

中水代表处也对自己的人员去留做了决定：鲍睿、孙稚民、叶少华、陆峰、冷传本五人随撤离人员上船，负责指挥工作，刘佳和刘连军留下。谁走，他俩也不能走，共产党员要走在最后，尽管刘连军还是个病号。亚丁有他们的600吨鱼货和价值80万美元的资产，那是国家的财产，绝不能扔下不管；何况，救援工作刚刚开始，他们留在亚丁，就是总领事馆的左膀右臂啊！

当晚，鲍睿、孙稚民、叶少华、陆峰和冷传本先整理公家的设备、档案。能带的尽量带走，其余移交刘佳和刘连军封存。一切办理完毕，才打点自己的行李——除了随身穿的衣服和日常用具，已经顾不上带什么行李了，他们上了船还有任务，必须轻装上阵！

为了撤离人员的安全，刘佳向总领事提出：“也门现在是战争时期，常规都打破了，港口也被封锁，军队说了算。要是我们的船一动，人家就开枪，怎么办？我们要做出保证措施，找军队，开出路条来，由他们统治海军、陆军、海关，给我们开绿灯放行。”

秦鸿国说：“对！”

他立即和翻译驱车赶到南方军区，找到参谋长，开了“路条”。

刘连军和经参处的席威拿着这一“尚方宝剑”，冒着头顶飞机轰炸，地上层层关卡，开车跑海军司令部，跑海关。没想到本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办不成，他们互相推诿、踢皮球。不得已找到政府内政部，这才有了敢拍板放行的人。当夜9时许，刘连军疲惫不堪地回到代表处，向刘佳汇报。刘佳仍然担心事情不牢靠，让他们再找熟人，多方联络，争取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刘连军凭着他一年来进进出出港口的老关系，直接与港务局长用对讲机通话：“我们有你们军区开的‘路条’，内政部也谈妥了，明天我们的船要送人走，请一定放行！”对方一听是常来常往的“密斯特刘”，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同时，孙稚民也在和一位警察头头儿联络，请他“多多关照”。本来在国内，人们早就对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的不良风气深恶痛绝，不料到了外国，在这种非常时期，却要自觉、主动地把这种“武器”拣起来，各找“关系户”，也是迫不得已！

撤离行动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集合地点定在亚丁港口的渔码头——这是我们的渔船经常出入之所，船长们熟悉这儿的地形和机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便于随机应变，灵活周旋。

我们的渔船正在海上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风云突变的5月5日。

就在那天早晨8时，“海丰”301接到驻亚丁代表处的指令，随即退出亚丁港15海里外，因无法站锚，便漂流待命，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可进可退：进则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进港，退则随时可以开走。刘佳和孙京助约定：从现在起每两个小时通话一次，以根据战局变化随时调整部署，并委托“海丰”301火速向中水总公司和拉斯办报告也门战况，请示下一步的行动部署。这艘3000吨级的大型冷藏运输船装有先进的卫星通信设备，在也门的通讯设施遭到战争破坏的情况下，成了亚丁代表处和国内联络的惟一途径。报务主任连景会一个人操纵着举足轻重的通讯枢纽，二十四小时开机，小小的报房发挥了无穷的威力。

远在北京的中水总公司接到报告，立即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应急措施，成立由总经理赵伦义总负责，由副总经理贾建三、海丰船务公司总经理彭荣滔、办公室副主任张建英、远洋二部副处长袁晓光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决定：由“海丰”301担任亚丁代表处——北京中水总公司——拉斯帕尔马斯的通讯联络，随时报告动态；“海丰”301及公司所有在亚丁海域的渔船听从我驻亚丁总领事馆的指挥，暂停装运鱼货，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帮助岸上援外人员撤离；与周边国家随时通报有关情况；湛江、烟台渔业公司的电台全日值班，监听国外消息。

临时领导小组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并把几位负责人的办公室和住宅电话告“海丰”301，一有情况，随时报告，以免有一分一秒的延误。牵挂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中水总公司将“海丰”301电告的信息和应急措施报告农业部、外交部和对外经贸合作部，三个部日夜保持“热线联系”。

此时，农业部主管水产工作的副部长张延喜正远在西班牙。他和中水副总经理、拉斯办主任吕洪涛陪同国务委员陈俊生刚刚完成对西非的考察，归国途中在马德里接到了“海丰”301的紧急报告。

张延喜，中国远洋渔业的开拓者，与吕洪涛携手拼搏创业的亲密伙伴，中水总公司前总经理，1990年调农业部任党组成员，1991年任副部长。对于中水，他感情深厚、了如指掌，远洋的渔船遭遇种种突然事变、参加救援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吕，你看怎么办？”他问吕洪涛。多年的习惯，他对吕洪涛非常尊重，遇事总要先听听“吕老板”的意见。

吕洪涛紧绷着脸，默默无语，心里打着“铁算盘”：亚丁有总公司的600吨鱼货，还有80万美元的资产，如果不及时抢救，将造成上百万美元的损失！想当初，中水白手起家，拼凑了十三艘破旧的渔轮驶出国门，弄潮大西洋，连领导干部多数都是坐船去的，舍不得买张飞机票，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拼搏了将近十年，中水打下这份家业不容易。现在正值亚丁湾的鱼汛，墨鱼的丰收季节，每艘船平均日产值就是4000美元。对于打鱼人来说，渔场就是战场，鱼汛就是军令，总公司的效益，船员的收人都来自大海，让渔船停止作业去救人，即将到手的大把美元就等于白扔了！在亚丁湾的七艘渔船，再加上冷藏运输船“海丰”301，要是耽误个把月得扔掉多少美元？想到这些，他不禁揪心般地一个战栗！

但是，他毕竟不仅仅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而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于祖国这个大家庭来说，中水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潮，没有中央的政策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哪儿有中水的今天！现在，我们的几百名同胞在海外遭遇不测风云，他又怎么能坐视不顾？

“第一，服从大局。”他一字一顿地说，“第二，坚决执行救援命令；第三，在救援工作的间歇，抓紧时间扒载鱼货，尽量减少经济损失。”

说完了这一、二、三，他望着张延喜，等待领导表态。

“我完全同意！”张延喜重重地点了点头，长期的共事，他们已经达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几乎是同步思维，“把这个意见告诉家里！”

他所说的“家里”当然是指北京的中水大本营。

“家里”的意见和他们完全一致。

5月6日，农业部部长刘江、副部长吴亦侠指示：“海丰”301及中水驻亚丁代表处听从总领事馆的指挥，服从撤人需要！

当日，中水总公司的紧急指示通过“海丰”301的通信卫星传到亚丁，与外交部给总领事馆的电报同时到达。刘佳表示：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并且立即召开代表处全体会议，明确了“把国家交给的撤离任务放在首位，原则上不考虑公司和个人的经济财产损失”的指导思想，进行人员分工，制定撤离方案和辅助措施。

“海丰”301接到运送撤离人员的命令，也立即召开党、团支部紧急会议，明确任务，具体分工，把舷梯接人、吊运行李、安排位置、维持秩序、生活管理等等环节都落实到每一个人。

现在是5月6日下午4时，距8日上午执行运送撤离人员的任务还有一天两夜。征得刘佳同意，孙京助决定利用待命的时间，分秒必争，把生产船调到港外浅水区，扒载他们已经满载的鱼货。

晚8时，“中水”9306、9308一左一右向“海丰”301靠帮’9时开始扒载。“海丰”301除了不能离开岗位的船长、电报员、机舱操作人员和炊事员之外，还有十七个人，统统上阵，分成两班，同时扒两艘船，一边扒货、一边给两艘生产船加水——此时“海丰”301只剩下80吨左右的淡水了。人员要喝，机器冷却要用，而在战争爆发、港口瘫痪的亚丁却已经无法补给，让给兄弟船的水，简直是“救命水”！

5月的亚丁湾，水温高达34c，气温高达42c，为了抢在接人之前扒完生产船上的鱼货，船员们皮肤被烈日暴晒得通红，不少人晕倒了，醒过来又接着干！甲板上一片繁忙，扩音器里传来了船长和政委的广播讲话：“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接送撤离人员的任务，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刻到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职务船员（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接受考验……”

这样的语言，对于本书的多数读者来说也许已经“久违”了。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到的是：某地女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歹徒施暴，围观者众，却无一人敢于上前主持正义；某湖边有人不慎落水，岸上的游人却无动于衷；某儿童病危需要急救，旁边的车辆却擦肩而过，呼之不应；某医院医生只认“红包”，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某列车夜遇路匪，长达几十个小时无人问津，列车长和乘警不见踪影；某流氓团伙杀人越货、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数年之久却逍遥法外；某官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人们哀叹社会上的信仰危机、金钱万能、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然而，在这艘远离国土的渔轮上，在一群赤胸裸背，满身油汗的闯海人中间，我们却听到了振聋发聩的声音，看到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脊梁！

5月7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中国水产总公司向远在异国，身负重任的勇士们发来电报：

“海丰”301并转告驻也门全体同志：

5月7日传真收悉。总公司领导指示：请你们竭力配合，继续坚守岗位，做好撤离的各项准备工作，尽可能减少财产损失。撤离一定要坚决服从领事馆的统一安排，并随时与国内联系。

近日来，你们历经战火、临危不惧、坚守岗位的精神是可贵的，你们遵守纪律和服从领事馆统一领导的做法受到了农业部、外交部、经贸部领导的称赞。我们代表上级领导、总公司全体职工以及你们的亲属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请多多保重！

中国水产总公司

1994年5月7日

7日下午4时许，“中水”9306、9308两艘船的鱼货已经扒完，再调“远渔”18靠帮扒载。苦干了一夜，8日早晨6时，鱼货还没有扒完，接人的时间却快到了。孙京助下令：“停止扒货，准备接人！”

船员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十三小时，来不及喘息，又立即投人接人的准备工作。船上一共有二十六个船员舱房，腾出二十个给撤离人员住，同时把3号货舱打开通风，然后打开冷气，温度调到25c，准备住人，船员们还特地喷上了香水。一切能住人的地方全面清洗，救生设备全面检查，舱口、楼梯口拦上绳子，做好安全标记。船上本来是清一色的男子汉，现在要接待客人了，三个厕所，两个盥洗室都细心地分别标上了“男”、“女”字样。这艘船经过长途海上跋涉，刚到亚丁就被迫退出，连补给食品和淡水都没有来得及，何况又给生产船加了水，现在剩下的淡水已经不多了！船长不得不狠心下命令：从现在起，除厨房外，生活用水的管道一律关闭，不准洗脸、洗澡，把有限的水留给撤离的同胞用！啊，船员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这样的命令也太“残酷”了吧？没有办法，现在水比金子还要贵重，千金难买啊！船员们真是好样的，这些渔家汉子都像战士一样坚决服从命令。

船长走过团支部书记乔学涛的房间，看见乔学涛已经把自己的东西腾空，正在换新床单，换干净毯子，做得那么认真。见到船长，笑着问：“你看，服务态度怎么样啊？”

船长还能说什么？他只觉得，他的船员都太好了，已经辛苦如此，不但谁也没有叫苦，还唯恐自己的“服务态度”未能好上加好……是啊，我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是曾在北太平洋的雪天冰海中经受考验的中国船员，我们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中水”9306、9308和“远渔”18进港接人。在他们扒载之前的待命期间，与南也门的战舰近在咫尺，舰上发射的炮弹就从桅顶掠过，北也门的战斗机就在船员的眼前被击落！他们仍然不肯撤离，坚守上级指定的锚位，轮流用单边带和中水代表处以及“海丰”301保持联系，随时听命。现在，一声令下，他们又冒着危险进港接人，充当“海丰”301和码头之间的“桥梁”……

这是些什么人啊？在国内，他们只不过是浩如烟海的十二亿人之中最普通的劳动者。在国外，他们也根本不能和那些公费出国的干部、应邀访问的学者和镀金深造的博士、硕士相比。他们常年漂泊在海上，没有家庭的温馨，没有任何娱乐，而劳作之艰巨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的个人收人是和产值直接“挂钩”的，超产奖励，亏损罚款，每个船员一年几千美元，是不折不扣的“血汗钱”！如今，“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在国内不是时髦得很吗？这些长期闯荡资本主义世界、频繁和外国渔商打交道的人当然更懂得。现在，他们只要把船开出也门领海，就可以免除战火之虞，在公海继续捕鱼，挣取外汇。可是，恰恰在人家迫不及待地逃离亚丁的时候，他们却死也不肯走，千方百计地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自身的生命安全和经济效益完全被置之度外，祖国的利益、同胞的安危胜于一切！

如果不是在这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同胞们大概不会注意到这些貌不惊人的船员，难以发现他们黝黑的皮肤上闪烁的照人光彩！

现在，有求于他们的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外国人。

5月7日下午2时30分，中水总公司接到外交部亚非司吴静雅处长的电话：驻亚丁总领事馆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亚丁的一百零七名劳务人员，欲乘“海丰”301撤离，外交部征求中水意见。总经理赵伦义毫不犹豫地答复：“服从领事馆安排。只要‘海丰’301能容纳下，我公司同意搭载！”

这就是中水人的胸怀！

此时的亚丁，飞机和炮弹在空中穿梭，爆炸声此伏彼起，军舰对空射击，中弹的飞机拖着火光和浓烟跌人海中，在我们的船上看得清清楚楚！三面受围，空、陆阻隔的亚丁，海路是惟一可以离开战场的通道，岸上挤满了各国侨民，望眼欲穿地巴望着海上救兵……

按照事先的部署，我们的撤离人员在秦鸿国总领事的带领下，于8时30分集合在渔码头。刘佳组织他们排好队伍，登记护照，同时与目的港吉布提联系。

这边，刘连军已经进入港务调度室，通知他们：“我们的人都到齐了，请马上安排我们的船进港！”

谁知事到临头，港务监督却又变了卦：“现在港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引水员给你们引水，不能走。旁边就是军舰，万一把你们的船打沉了，我可不负责任！”

十万火急，哪容他再这般扯皮？一向慢声细语的刘连军此时一反常态，向他喊道：“你不给引水，我们就闯！”

闯？！港务监督吓得满头大汗，打电话告诉港务局长。

港务局长一向对中国人很友好，此时正在来港的途中。他对刘连军说：“我大约半小时之后到，请务必等我到了再安排船只进港，不然，可能会有麻烦！”

刘连军急了，冲着话筒说：“我们的几百个人等着上船，总领事代表我国政府，现在就站在岸上，事关两国关系，请考虑后果！”

港务局长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好吧！”

这就等于放行了，港务监督迫不得已，给刘连军办理手续。引水员？上哪儿去找引水员？没有！那一栏上写的是未赶到场的港务局长的名字，实际的经办人是中国人刘连军！这样的海外奇谈恐怕自亚丁开港以来也史无前例，如果不是在战争时期，这样违反出入国门的法律，毫无疑问是要吃官司的！

办妥了手续，立即调船，“中水”9306、9308和“远渔”18于9时20分在码头靠岸，放下舷梯，已经等得心急如焚的撤离人员“鱼贯”而入。这是三艘小船，“中水”9306、9308不过300吨，“远渔”18只有90吨位。惟其小，进人港口方便；但也正是由于容量小，一次载不完，需要先把人送到外锚地，“扒载”给“海丰”301，再返回载人。按照中水代表处的部署，五名随船撤离工作人员担负起组织、指挥的任务，紧锣密鼓的行动有条不紊。

二十分钟之后，第一批上船的撤离人员终于乘着渔轮向亚丁港外开去。当他们和“海丰”301靠帮时，船员们伸出打鱼人宽厚粗糙的大手，扶老携幼，把他们一个个扶上船去；肩扛背驮，帮他们搬运行李。逃难中的海外游子们如同踏上了自己的国土，看到中文“海丰”字样和五星红旗，热泪再也遏止不住，滚滚涌流！对着庄严的国旗立正敬礼，他们唱起了《国歌》！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年正是诞生于炮火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今天，当海外游子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足以自豪的祖国，用她那宽阔而温暖的胸怀来庇护自己的儿女。那些搭乘中国船的外国朋友，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信仰，此时也不约而同地各自用宗教仪式，向着五星红旗祷告致意！在他们眼里，那些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围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的船员就是拯救他们脱离战争苦海的天使！

到下午3时30分，“中水”9306、9308和“远渔”18往返五船次，把二百三十九名中国撤离人员全部运走，此外还有朝鲜、约旦、埃及、也门、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印尼和英国的外交人员、家属、劳务人员一百六十八人，共四百零三人。

下午6时，满载着中外人员的“海丰”301终于驶出亚丁……

在他们头顶，“飞毛腿”导弹和火箭炮弹呼啸而过……

西方人创造了“诺亚方舟”的神话，而现实中的“诺亚方舟”却来自中国

逃离战火的人们登上“海丰”301，连日的心惊肉跳缓和了，庆幸在死亡的关头捡回了性命，遥望吉布提方向，眼里闪着希望之光。

吉布提，与也门隔水相望，是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为邻的一个面积仅21783平方公里的小国。1850年，遭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至1887年被完全占领，称“法属索马里”。1977年6月27日宣布独立，成立“吉布提共和国”，1979年1月8日与我国建交。首都吉布提，人口仅有6万，由于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却又是东非最大的海港。如今，对岸燃起了战火，这里就成了海路最近的避难之所。

可是有谁知道，临危受命的“海丰”301由于在亚丁没有机会进港，淡水和食品严重不足，更没有可能买到吉布提的港图，而现在却要驶往那个茫然不知的陌生彼岸，还要在夜间到达，将冒极大的风险！但别无选择了。年轻的船长孙京助横下一条心，凭着他并不算长的海上闯荡经验，精心策划，摸索最佳航线，闯！

夜幕降临了亚丁湾，沧海茫茫，从战火中冲出来的“海丰”301载着不幸中大幸的人们，载着生命的希望，向彼岸驶去。被骄阳暴晒了一天的海水仍然温度超过人的体温，犹如置身于沸汤。机舱里气温高达50c，机器近旁则高达70c，一台主机、三台辅机和3台冷冻机同时启动，轮机长亲自督阵，保证正常运转。空调机早已超负荷运转，不时自动跳闸，二管轮亲自抢修，跑上跑下，累得中了暑。船上的厕所本来是为几十个船员设计的，现在突然上来几百名“客人”，哪里受得了？堵塞随时发生，三管轮成了“勤杂工”，不停地疏通下水管道。报房里，报务主任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联络着千万里之外的四面八方……

这些，都是“乘客”们所不知道的。

船只进人正常航行，船长走下驾驶台，亲自到舱房去慰问“乘客”。首先到医务室，这里有一位四川路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撤退之前患急性阑尾炎，在亚丁来不及治疗，被背上了船，肚子疼得直打滚儿！船长立即把他安排在医务室，请撤离人员中的叶少华来帮助照顾，“海丰”301的团支部书记、舵工乔学涛忙着给病人冲奶粉。孙京助来了，病人的父亲、建筑队队长听说这位是船长，上前紧握着他的手，两眼涌出激动的泪水，连连说：“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