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双方的数据仍存在某些差异。如“分期应收账款”，五丰行使用数字为4871994393美元，与中水提供的数据5825614393美元相差9536200美元。这是由账务处理造成的。一是中水认为投人合资公司的船舶八年还贷后的船舶残值应计人中水效益，五丰行则认为中方在合资公司所占的权益应视合资公司经营状况最终以报当地财政部门的决算报表为准。就此问题，中水提供了有关文件。二是投人尼日利亚海豚公司的冷库、物资库等码头设施的98万美元，由于合同、法律文件不全，五丰行没有列人，但同意等腰三角形合同文件齐备后予以认可。再如“固定资产——船舶资产”净值，五丰行数字为7541596326美元，中水数字为8081860772美元，差异数为540264446美元，系中水将没有明确产权的代管船投人合资公司，计1075艘。中水意见认为，此船虽非明确产权，但其经营受益并无差异，故计算在内，而五丰行则认为应从中水在自营企业中的自有船只中扣除。

这些差异，有的如涉及尼日利亚海豚公司的问题，由于后来未将尼日利亚项目列人五丰行收购产权之内，也就不再是问题。而涉及船舶问题，则反映出双方在某些会计原则上的争议。比如对渔船的估价，看法就并不一致。按照国家的规定，不同型号、性能的船舶都有不同的使用年限。五丰行的审计师主张，一艘船如果按规定十年报废，那么在使用五年之后，就只剩下50%的价值了。中水的会计师则认为，看一艘船有没有价值、有多大价值，要看它还可以使用多少年，还可以创造多少价值，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好比人的寿命，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们的生存条件改善了，寿命延长了，八九十岁也不稀罕，你总不能说七十岁以后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吧？

双方争执不下，只好将这个问题拿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去“讨个说法”，这是后话了。

这笔账怎么算

1997年初，双方进一步接触，五丰行聘请了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中水的账目进行核査，同时还聘请了法国富尔德律师事务所，负责审核中水与有关国家和组织签订的法律文件，国内法律部分，则由中水聘请君和律师事务所负责审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世界六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它核出的账在欧美各国通行无阻。

1997年2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庞大队伍，五丰行由副总经理李福增率领三名会计师，进驻北京华润饭店；中水则从国内和西非抽调了六名会计师，由宗文峰主持，另一个负责法律文件的五人小组，由张建英主持。三支人马在华润饭店租了整整一层，安营扎寨，准备大战一场。香港股票联合交易所规定，五丰行必须在6月30日之前对社会发布收购中水股份的公告，否则，就要推迟一年，待本年度年终决算之后，在1997年上半年对账目再核査一次，才可以公布。而在这极其紧张的期限内，五丰行还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做申报手续，因此，核查工作必须在5月15日以前完成，拿出权威性报告。这就意味着，可利用的时间只剩下2月、3月、4月和5月的上半月，总共三个半月。而工作量却是惊人的巨大。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要求，从1993年12月到1996年年底这跨度四个年头的财务报表，都要按照安永的标准重新来过，缺什么补什么。安永给了一份长达四十六页的目录，要求中水提供这个、提供那个，大半是中水没有的东西，却又一个都不能少，统统地要补齐，而且三个半月之内必须做完，其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吕洪涛一直在北京坐镇中水大楼，天天听取来自华润饭店的汇报，那边的一举一动都牵着他的心。他本能地认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既然是五丰行聘请的，必然和五丰行一个鼻孔出气，因此要大加提防，不能让他们两家联手来算计我们。吕洪涛在西非摸爬滚打了十年，到底有多少家底儿，了如指掌。我们中水的会计师也不是白吃饭的，我们拿出去的账，绝对是准的，错不了！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些情况，又让中水的人难以理解。安永的人和五丰行的人并不是事事、处处都意见一致，有时候还会发生争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双方都操着他们的乡音广东话，吵得不可开交，把饭店的保安都招来了，还以为这里发生了打架斗殴呢。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又明显地在“向着”中水。比如关于渔船的估价之争，安永的人就不是一边倒，认为中水的主张自有道理，所谓规定也是由人制定的，并非一成不变。本来十年就要报废的船，中水却可以使用十五年，那就请中水提供足以证明它可以使用十五年的证据。对此，中水胸有成竹，即以已有十五年船龄的渔船为实例，出示关于某船的原始资料，使用的是日本进口钢板，有国内权威部门作出的船检报告，出厂十五年来的历次维修记录，以及船长、轮机长的航海日志。中水的船为什么这样耐用？除了船本身的质量，还有气候、海况等等因素，大西洋气候温暖，风平浪静，对船的腐蚀、磨损相对较小。此外，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珍惜物力，也是延长船舶使用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饭一粟，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教育和熏陶下走过来的，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不穿到物尽其用的地步，绝对舍不得扔掉，更何况是一艘造价数十万、上百万美元的船呢！言之有理，证据确凿，安永便予以采信，以中水所报的船价为准，这无形之中又使中水的资产评估增加了不少砝码。由此，中水的人感到，安永并不是看五丰行的脸色说话，他们保持中立，秉公办事，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与香港的同行一起工作，还使中水的会计师长了学问。本来，他们以为，把中水的总资产减去欠债，就是净资产——可以相信，中国内地绝大多数人包括会计师都认为这样算账是理所应当的，天经地义的，但是，向安永的审计师一打听，不对呀，人家的账可不这么算，而是以每股的净资产除以每股的净利润，得出的商称之为“市盈率”；反之，将总利润乘以市盈率，求得的积则是总资产。这是收购企业、兼并企业的一个公式。中水的会计师平生还是头一回听说“市盈率”这个概念。那么，按照这个公式，大体可以算出中水的市盈率在八以上。再将总利润乘以八，啊，不得了，原来中水这么值钱？要是按照原来的土老帽算法，可就亏大了！这还得感谢安永实话实说。人家要是存心坑咱，还不是一坑一个准儿？

拉倒吧，老子不卖了

消息传到中水公司，简直炸了窝，高兴啊！就好像在老宅子里挖出了个百宝箱，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负债累累的穷光蛋，而是腰缠万贯的阔财主了，往日被债台高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倒霉相烟消云散。高兴之余，又感到气愤：这么大的一份家业，怎么能卖呢？难怪古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当初我们赤手空拳打出这片天下，多么不容易？没想到，刚刚十年就要江山易手，罪过啊！

这些话，句句扎在吕洪涛的心窝上。在中水，要论资排辈，说劳苦功高，几乎无人能和他相比。他自从1985年奔赴西非，一去就是十年，家里有年迈的老母、多病的妻子，都统统不管不顾，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拉斯帕尔马斯那张办公桌，交给了大西洋浩瀚的海域，交给了那些出没于风浪中的渔船。在他心目中，西非就是他的家，中水远洋渔业就是他的妻子儿女，就是他的生命，他爱这里的一切，爱之人骨啊！可是现在，这里真的就要“江山易手”了，虽然不是全部而只是一部分，但那总归也是“卖”啊，而且还由他亲手去卖！对于他来说，卖中水远洋的股份，就等于卖他的儿女，卖他的心头肉！或问：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要卖呢？这话说起来，就复杂了。吕洪涛当初之所以同意卖股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张延喜的尊重。张延喜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搭档、老战友、老领导，十年前，他们联手締造了中水，十年来，他们一个在西非，一个在北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吕洪涛在作出每一项重大决策之前都无一例外地与张延喜充分切磋，张延喜的每一个创意也都是在吕洪涛认可之后才付诸行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水，让吕洪涛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张延喜。因为张延喜是中水的第一功臣，如果没有张延喜，就没有中水；如果不提张延喜，中水的历史就无法下笔。所以，当张延喜提出出让中水的股份时，尽管吕洪涛内心深处有一千个想不开、一万个难割舍，也还是觉得应该和张延喜保持一致。此外，中水内部的风潮也给了他太大的压力。说远洋不赚钱、西非是“包袱”，这种话在他和张延喜听来，还是不大一样的：张延喜毕竟已经是副部长了，超脱于一个下属企业之上，听人家指责中水，打个不甚贴切的比方，就像当着家长的面说你的孩子如何如何不争气，做家长的自然难免尴尬，但总还有维护自己脸面的余地，说，太不像话了，我一定严加管教！而吕洪涛就不同了，他是中水的总经理，而且在西非坐镇了十年，人家说，你在外边儿混得算什么呀？钱没赚到手，债倒欠得一屁股两肋巴！这不等于抽他的脸吗？连个躲闪也没有！所以，那当口儿，老吕似乎已经被逼上了绝路，一咬牙：卖！卖了倒踏实！现在又不然了，华润饭店算账，算出了中水的家底，算出了中水的价值，算出了中水的威风，人们气壮如牛，声讨吕洪涛：中水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中水的钱是我们的船员用血汗换来的，中水的家业是一条鱼一条鱼摞起来的，怎么能允许你们这么糟践？一时间，人人喊打，吕洪涛仿佛成了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老吕本是个山东血性汉子，大西洋上呼风唤雨的人物，何曾受过这等窝囊气？再加之当时和五丰行方面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他已经极不耐烦，干脆一拍桌子：“他妈的！老子正不想卖呢，拉倒吧，不卖了！”

那边厢，宗文峰率领的会计师小组，张建英率领的法律文件小组，正忙得天昏地黑，不亦乐乎，忽听得吕洪涛一声令下：“撤！”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反正服从命令听指挥就是了，“刷，刷，刷，”说撤就撤，转眼间撤得干干净净，华润饭店连个中水的人影儿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