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为远洋渔业付出的太多了

1990年3月21日，中水第六批远洋渔业船队从广州渔轮公司码头起航，我从北京赶来，为他们送行。我和张延喜一起踏上甲板，看望那些即将远行的船员。张延喜指着远处一个小伙子，低声对我说：“他叫王锦浩，上海水产大学研究生毕业，刚刚分配到中水。从北京出发之前，他家里打来电话说，他父亲出了车祸……”

我心里一沉：“啊！现在怎么样了？脱离危险了吗？”

“来电话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那……他知道了吗？”

“没有。”张延喜说，“当时，他正提着皮箱下楼去火车站，电话来得晚了一步，他没接着。当然，马上叫他回来，也还是来得及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考虑到他出国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临时换人已经来不及了。既然他不可能回去奔丧，那么，告诉他这个噩耗，只能让他遭受痛苦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暂时先瞒着他，由总公司派人去给他父亲料理后事。我执笔写了一封信，让高守延带上，等到了拉斯，再交给他。我也知道，从感情上讲，这样做是很残酷的，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一番话，说得我心里沉甸甸的。这时，王锦浩正迎着我们走过来。显然，他的情绪很激动，这是他首次出国，也是初次远航，可以想见内心深处对前途充满了怎样的幻想和期待，却全然不知，对他此行最牵心挂肺的那个人——他的生身之父突遭不测，已死于非命。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一个信条：“父母在，不远游。”而他，却在本应回家奔丧的时刻离开了祖国，奔向了遥远的大西洋！

张延喜紧紧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锦浩，我们是同一所母校出来的校友，现在又是同一单位工作的战友了。你是咱们中水的第一位研究生，大家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张总，”王锦浩说，不标准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张延喜又介绍我和他认识。我握着他那汗津津的手，看着他那稚气未脱的脸，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几乎要涌出来。我这个人最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明明知道了他的不幸，却又要佯装不知，说些不露痕迹的话，这简直太难了。所以，在和他握手的那令人窒息的时刻，我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好在王锦浩并没有发觉什么异常，他显然认为，在那种依依惜别的场合，人们情绪激动乃至热泪横流都是正常的，而根本没有想到，总经理张延喜和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来访者对他的关注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当时，他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是：这孩子太单纯，太实在了。

光阴荏苒，我再一次见到王锦浩，已是十四年之后，昔日的小伙子已进入不惑之年，成为中水远洋渔业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赤道烈日和大西洋海风在他脸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

话题在哪儿丢下还得从哪儿捡起来，十四年来我一直惦记着他那次不平凡的初航。浩瀚的大洋送走了远行的游子，丧父的悲痛暂时还没有降临他的头顶，但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对他来说，撕肝裂胆只是早晚的事。

王锦浩说，漫长的航程中，他虽然不会料到那场灾难，却时时想起家乡，想起苍老的父亲，因为父亲为他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王锦浩是浙江义乌人，很不幸，他出生在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如今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地主出身”意味着什么。“地主”并不是土地的主人，而是指解放初被剥夺了土地和私有财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投胎到这种家庭的孩子，在娘胎里便继承了“黑五类”血统，呱呱落地就是入另册的贱民。然而，这样的家庭也要生儿育女，作为人父、人母，甚至也怀着“望子成龙”的梦想，说来也有些不可思议吧？

1962年，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是算命，其实不过是盲人乞讨的一种形式罢了。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连伟大领袖都不吃肉了，粮食比金子还贵，哪还有剩饭打发要饭的？可是，当算命瞎子来到一座农舍前，这家的主人却无论如何也不忍赶他走，给了他一碗米汤喝，虽然稀得见不到米粒，但毕竟也是用粮食煮的呀。瞎子端着热米汤，千恩万谢地感激。此时，听得里屋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忙说：“先生喜得贵子，请问令郎叫什么名字？”

主人道：“还没有取名。”

“哦，先生若不嫌弃，我来为他取一个吧！”瞎子掐算了一阵，说，“可叫‘戌平’，‘卫戍区’的‘戌’，‘和平’的‘平’。”

主人心中苦笑：像我家这等成分，儿子长大既参不了军，也保卫不了世界和平，和这些政治性的词汇都无缘！可是他却没有拒绝这个名字，果然给儿子命名“王戌平”。

无巧不成书，两年之后即1964年，那位算命先生又来了，正好赶上这家又生了个儿子。当然还是请他取名，于是王家的二小子就叫“王锦浩”了。

直到多年之后，王锦浩仍然不明白当年算命先生为他兄弟两人命名的用意，只能猜测：“戌平”大概是保佑平安的意思，“锦浩”则可能是祝愿他有一个波澜壮阔的锦绣前程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切都像是天方夜谭。父亲正是怀着天方夜谭式的梦想，把两个儿子送进学校读书，因为农家子弟要想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惟一的出路就是争取将来进城上大学。而这条路之难却又难于上青天。地主出身的孩子，在小学、中学就遭受重重歧视，哪怕你成绩再好，也不让进“尖子班”，只能上“慢班”，到了农忙季节还要放“农忙假”，一放就是三个月，功课耽误得一塌糊涂，升不了学活该，正好“得其所哉”。哥哥王戍平初中毕业就辍学回家了，父亲不甘心就此误了儿子的前程，让他去县城读中专复习班，打算明年考中专，若是能考上，将来好歹也能吃上“皇粮”。复习班的老师一看他的成绩，就说：“没问题，到公社开个介绍信，拿十八块钱来报名吧！”本来顺顺当当的事，谁料到这儿出了岔子，公社书记不肯开这封介绍信，地主的儿子还读什么中专？父亲不敢跟人家争辩，只好退而另谋他途。他舍近求远，到临安县去求一位当中学教师的伯父帮忙，那位伯父又把他介绍给义乌中学的一位老师，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本县，王戍平得以进义乌中学去读高中，倒比中专还强了。读了两年高中，他一举考上了浙江大学。随后，弟弟王锦浩又考取了上海水产大学，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这是当初百般刁难他们的那些人所梦寐以求而又不可得的，到头来还是让地主崽子出尽了风头，好不气煞也么哉！此时已进人改革开放时代，“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摘帽，改正的改正，几十年神圣不可侵犯的紧箍咒终于失灵了。

王锦浩报考大学时选择的专业是海洋捕捞。当地人说，天下三百六十行，最苦的是捕鱼、打铁、磨豆腐，农家子弟不怕吃苦，他选了捕鱼这个行当。本科读完之后，王锦浩意犹未尽，又继续深造，1986年成为上海水产大学海洋捕捞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中水远洋船队刚刚走出国门，我国的远洋渔业也由此刚刚开创，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这支队伍还十分稚嫩，与美、日、苏等渔业大国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的技术和经验都不成熟，生产能力低下，对渔场和市场都十分陌生，生产经营连续亏损。这一严酷的现实，对于学习海洋捕捞专业的研究生王锦浩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他痛切地感到，我国传统的捕捞技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渔业生产的需要了！王锦浩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从事传统的捕捞技术和理论学习研究，还是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向，从事远洋捕捞新技术的研究？国家迫切需要远洋捕捞技术人员，而在当时，我国的远洋捕捞技术还是一项空白，还没有建立起专门培养远洋捕捞技术人员的教学体系，导师和研究生其实是一起“摸着石头下海”，共同探索一条开拓性的道路。这，当然要比学其他专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远洋捕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必须常年在远海作业，环境恶劣、风高浪险、生死难卜，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不要把脚踏上远洋渔船。对此，王锦浩不是没有过犹豫和动摇，但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走这条路，把自己的专业、自我价值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事业！他向导师提出：将原来的研究方向“渔具理论与设计”同“远洋捕捞技术”相结合，主动要求增加与本专业间接相关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拓展知识面。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繁重的学习计划，在加深专业理论基础课程的同时，大量査阅、积累与远洋渔业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并且到校外进修了部分课程。他在中国纺织学院进修学完了“髙分子结构”和“化纤材料”两门课，到上海机械学院进修了“计算机数字处理”，选修了“鱼类行为学”、“国际渔业”、“国际海洋法”、“西班牙语”和“日语”课程，重点攻读了“世界现代渔具”，并且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科研论文和研究报告，连续两个暑假深入到我国重点渔业基地舟山群岛进行渔业调査。他在毕业论文《低层鱼类捕捞技术的研究》中首次应用数值计算法在不同的拖曳高度下确定拉网的长度，得到了导师组的高度评价。

1989年8月，王锦浩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分配到中水，开始了以事业为人生的漫漫征程。

大海茫茫，船队日夜兼程，向西挺进。正如本书的读者在前面曾经领略过的，远洋航程枯燥而又艰苦。在印度洋上航行了十五天，竟然没有一丝风，赤道烈日把人都烤干了。为了省钱，船上没有开压缩机，那是为冷冻鱼货用的，现在船在旅途中，还没有开始作业，舱里没有鱼货，如果仅仅为自己降温，他们就舍不得开机了。舱里热得没法儿睡，夜里大家都躺在驾驶楼顶和甲板上。过红海的时候遇上了飓风，接连五六天，天昏地黑，所有的人都晕船了，呕吐不止，开始吐黄水，后来吐绿水，胃里被掏空了，最后吐出来的是血丝。那种痛苦是没有晕过船的人无法想象的，简直“生不如死”，如果当时能看见一块礁石，就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老船员说，再难受也要吃东西，哪怕吃了吐，也要强迫自己再吃。王锦浩自以为在舟山渔场实习过，也算是经过风浪的，但与红海飓风相比，那点儿风浪又算得了什么？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只有往前闯了，大风大浪才刚刚开始！

经过四十二天的艰难航行，船队于5月1日到达拉斯帕尔马斯。夜晚10时许，船队缓缓进港，人们涌上甲板，迫不及待地争睹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王锦浩凭栏远望，报务员高锦石一一指点着告诉他，那些大楼都是什么所在，哪儿是油库，哪儿是我们的“海丰”船停靠的码头，我们从哪儿登陆，上岸后要注意哪些事。王锦浩充满新奇，也充满感激。他突然想起“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老话，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在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离父母已经很远很远了。将来有机会回去探亲，一定要详细地把这些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父亲虽然没有机会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可是他对外部世界也很有兴趣呢！

当晚，时任中水驻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副主任的吴湘峰亲自来接王锦浩上岸。对这种特殊礼遇，他竟然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异常。吴湘峰一脸的严肃，对他说：“锦浩同志，欢迎你到西非来工作。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打击，也要承受得住啊！”

“是的，我明白，”王锦浩说，“请组织相信我！”

其实他根本不明白吴湘峰说这番话的用意何在，还以为有什么艰苦的任务要交给他去完成呢。

“你到吕总办公室去一下。”吴湘峰到底也没有把话点破。是的，那件不幸的事，由谁说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

吕洪涛见王锦浩进来，赶紧站起来和他握手，由于太用力了，握得很疼。老吕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就是张延喜写的那封信，被高守延揣在怀里，漂洋过海四十二天，现在终于交给了收信人。

小王：

当你打开这封信时，已经在远离祖国和亲人的拉斯帕尔马斯了。本来，我应当祝贺你闯过了重重难关，胜利地到达我们在海外的大本营，但现在却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最不幸的消息：你的父亲因遭遇车祸而去世了！当我接到这个消息时，你正在准备远赴西非，总公司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这是我的决定，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党的宗旨和生命力就在于，永远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和情感之上。你是我们中水第一位研究生，西非的工作需要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在广州为你们送行的整个过程中，在和你握别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这是因为，我们为远洋渔业付出得太多了！我感谢同志们，包括你——我最年轻的同事和战友，在上阵之初，就牺牲了亲情。总公司已派人前往你的家乡，料理令尊的后事，替你尽孝，为你分忧。拉斯帕尔马斯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那里也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我们的同志，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向组织提出来，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分担你的痛苦和悲伤，望多保重！

……

泪水打湿了信纸，王锦浩如雷击顶，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震蒙了。

他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父亲是个乡下人，轻易不进城，又不会开车，怎么会出车祸呢？后来，他从家信中得知，那天父亲去县城买饲料，推着自行车正在赶路，不料横祸飞来，一辆大卡车撞倒了前面的三轮车，三轮车又撞倒了自行车，把父亲压在车下！卡车司机和蹬三轮的互相推诿，吵了半天，倒把负伤的受害者晾在了一边，等到最后不得已送他到医院，已不知耽误了多久，何况这又是一个农民，穿着破衣烂衫，还谈得上什么“抢救”？一条生命就这样断送了！父亲不算老，他才五十五岁，这一辈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好容易盼到两个儿子都成才了，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他竟然这么匆忙地走了，临终前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古语云，“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句话，只有过来人才能说得出，才能读得懂。痛彻肺腑的王锦浩回到船上，抱着桅杆号啕大哭，朝着东方，跪倒在甲板上：“爹爹，儿子想你啊！”

他只想对父亲说：自幼在歧视和屈辱中长大的儿子，终于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悲痛和热泪都定格在一张跪祭父亲的照片上。王锦浩把照片寄给家里，十天后走马上任，奉吕洪涛之命，作为拉斯办的技术员，前往摩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