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少给我东西，我小时，她不给；我长大，她更不给。记得出国前，她对我意见很大，说英国那么远，有什么好，要大老远跑去，生了病，都没有人照顾。她一直沉着脸，觉得我做错了一件大事；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和她商量，也从来不事先告诉她。而那时的我一心想彻底逃离家，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隔得远远的，隔着半个地球这距离，似乎在心理上首先安慰了我。

在伦敦那些年，每到圣诞、新年，我都给母亲寄卡片和照片，可母亲从不回信。家中二姐来信，也主要是说收到了我发表在国内杂志报纸上的稿费，顺便简单说一下家里的事情，从不问我的情况，母亲也从未请她转告我她收到照片和卡片后感觉如何。

一切如同石沉大海。

虽是如此，我还是每年照做这些事，仿佛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后来成为一种习惯。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母亲。

200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姐姐把母亲的骨灰安置好后，一起回家整理她的遗物。两个哥哥负责整理阳台，我们姐妹四人负责整理母亲卧室。我们打开母亲的三个木箱。这三个木箱，从小时候起，对我们来说就是禁区。多少年来，母亲都会上锁。在打开的那一瞬，我们几个姐妹除了哀伤，还有几分兴奋。箱子打开，一股浓浓的樟脑味，里面竟是一些绣花的真丝被面和一些好看的布料，亮亮闪闪，花花绿绿，非常耀眼。

在箱底，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

我拿起来一看，里面竟夹满我历年寄给母亲的卡片和照片，一张都不少，整齐地按时间夹在笔记本里。我抬起头来，问：“怎么这些卡片和照片，包括信封，妈妈都没有扔掉？”

“扔掉？”大姐嘴快，“她哪里舍得扔？她把这个拿给家里每个人看，亲戚朋友，甚至街坊，哎呀，有时在路边遇到一个她认为看得上眼的陌生人，都会把它掏出来给人家讲，这是她的六姑娘，在英国读书，是个作家。我曾经想要一张，她都不给。我说只要一张英国邮票，她也不给，马上收起来，甚至藏起来，生怕我会偷走。”

我心里一震，原来母亲如此为我骄傲，如此看重我寄给她的卡片和照片，我眼圈红了。

大姐对我说：“妈妈最疼你了。六妹呀，在妈的眼中，就你一个人是她的心爱。”

“不是这样的。”起码在母亲去世前，我都没有如此感觉。

二姐说：“这还用得着说吗？我们都心知肚明。”

四姐说：“所以呢，我们小时都爱挤压你，想隔开你和妈妈；妈妈也装得不喜欢你。可一等到你去了国外，就装不了了，无论吃什么，就会说，可惜六妹不在。真是的！你走之后，做什么，她都念叨你。”

“可等我回家，她也不表示出来。”

“当着孩子们的面，手掌手心都是肉，妈得一碗水端平，更何况妈在你跟前尤其喜欢与你较真。”

我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从未有这么一个时候，来理理母亲与我的感情。也许是母亲不在了，姐姐们才说实话，才第一次像姐姐一样对待我这个妹妹。多少年来，因为我这个私生子妹妹，给她们带来了无尽的羞愧和耻辱，让她们低着头长大。她们内心对我的讨厌、埋怨甚至恨，似乎都远去了，我们从未像这个下午这么彼此亲近。四姐递了一条毛巾过来，我擦干泪水，问姐姐们：“我可以要这个笔记本吗？”

她们异口同声说：“当然。”

我把这个红色硬壳笔记本收入行李包里。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抱着这个笔记本。我真是傻到家，怎么会认为母亲没有给过我什么东西，她用一生的坚强和勇敢，抵抗这个世界对她的侮辱，给我生命，把我这个私生女养大，这难道不是母亲给我的最好礼物。她不在人世了，还留给我这个笔记本，这就是她爱我的一颗心的证明。

今天是感恩节，我拿出红色笔记本，翻看着，然后紧紧地贴在胸口说，妈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