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了，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她刚从家里走到弄堂口，准备去买自由市场收市之前的便宜蔬菜。去年底退休的婉喻，工资比过去少了一半，她在任何花销上都争取省回一半的钱来。传呼电话间的老头儿已经去世，接替他工作的是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孙子。小青年冲婉喻叫了一声：“冯家姆妈，xx信箱有信来！”

婉喻从快要拐弯的地方折回，解放脚步伐飞快，她怕小青年会再叫出第二声“xx信箱有信！”全弄堂里的人都知道冯家姆妈跟那个神秘的“xx信箱”有着羞于提起的紧密关联。因为这个关联，冯家姆妈几十年走在光天化日下也像走在人家的矮檐下。

婉喻拿着信赶紧往回走，买便宜蔬菜就没那么要紧了。她以最快的速度上楼、开门，为自己找好座位。信的厚度让她猜想它的内容，是不是又寄来了剪报。刚坐下她想起还没有拿拆信的刀，又站起身。她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把陆家祖传的拆信银刀，刀柄包了一层纯金。焉识最后一封信是一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到达的。那个星期日冯子烨两口子带着孩子们来吃饭，看到父亲的信里夹了一份《自新日报》，上面登了张陆焉识在大群犯人面前演讲的照片。子烨看一眼母亲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说：“姆妈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想想；‘四清’运动单位里那么多人的眼睛就盯牢我，不跟老头子来往都讲不清楚，不要说还跟他一封信去一封信来的。这个老头子逃跑的时候只图自己痛快，想到姆妈你吗？想到我们小辈吗？这么自私的人，你还要跟他拎不清！”

婉喻说：“我又没打算回信。”

子烨还想说什么，他老婆给了他一个眼色，下巴向小女儿微妙一歪。子烨把话咽了回去。

当时我五岁。我母亲怀疑我在偷听我父亲冯子烨和我祖母的谈话，因为她观察了好几次，只要这类议论一发生，我就停下一切响动和动作。五岁的我确实觉得这种议论奇怪，爸爸和恩奶之间的长幼关系颠倒了；爸爸对恩奶那种老三老四的口吻让我疑惑和害怕。

那一次婉喻答应了儿子，一定为他的政治前途负责，不再给陆焉识写信。

冯丹珏看了父亲登在报纸上的照片说：“姆妈，爸爸这么老了，卖相还可以哦？你跟爸爸感情老好的吧？”

丹珏这样说时带一点调皮的浪漫，还有羡慕。丹珏注意的是她缺少的东西。她几次断言，父亲一定是为了母亲做逃犯的。他以为新社会还跟旧社会一样，暗藏在一个地方没有警察查户口，没有居委会阿婆的侦探，他可以在暗中跟妻子白头偕老。假如有个为她冯丹珏冒生命危险逃出监狱的男人，她一辈子也算没白活。

此刻婉喻在转弯即撞墙的小空间里转，就是找不到那把拆信的刀，两脚都转酸了。这么多年因陋就简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她拆信的习惯。尤其拆焉识的信。他到美国读书，每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恩娘的名字，有时候恩娘要奖赏一下婉喻，把那把精巧之极的银刀递给婉喻，让她拆开信封。

实在找不到刀了，婉喻回到椅子上。她觉得这把刀的突然失踪是个幽暗的兆头。她摸着信的厚度；它超常的厚度让她破了多年的例，用手把信封的封口撕开。她小心地在角落上撕了个小洞，将小指头伸进去，想让细长的小指起到那把银刀的作用，但信封的纸太劣，纸又干燥，她的小指刚一动，一道裂纹斜着从一个角扯到另一个角。这是个完全黑暗的兆头。

紧接着从信封里落出一张公文纸张，不用打开婉喻就看见了洇到纸背面的红色印油。一个公章。

公文是离婚协议书，上面有一个领导的签字，还有陆焉识的签名。唯一的空缺是留给冯婉喻的。随同公文，夹了张信纸，密密麻麻的都是焉识最后一次作为婉喻的丈夫给她的关照。不要太辛苦了，早点退休（他显然不知道婉喻已经退休了），儿子女儿都大了，到了“乌鸟反哺”的时候了。他留下的书都是好书，很多是他祖父那一代收藏的古书，留给孩子们将来是一笔精神和物质财富。抚养和教养孩子们，婉喻付出的比他这个父亲大得多。关于离婚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婉喻打了电话给子烨。丹珏那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接到电话说一时回不来。八点钟左右，子烨又下楼去打传呼给丹珏，这次没有遮掩说家里有重要事情等她回来商量，而是直接说了这件重要事情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寄来了，姆妈签好字要寄回去，老头子跟阿拉就没关系了。就这桩事情，你要是回不来，就忙你的好了。”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传呼间的小青年明天就会把消息传呼给里弄里的每一家人。至少是来用传呼电话的每一个人。所以明天居委会阿婆、阿姨们都会知道七号三楼的冯婉喻从此跟她们平等，不再是随时听她们传唤的敌属，运动一来就被她们以风凉话教育的女人，而是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中国公民。

听到她哥哥这番话，我小嬢孃倒立刻放下没做完的实验，叫她学生替她等结果，赶紧骑脚踏车回到家。在黑暗的过道里她气喘吁吁地开始问：“姆妈，到底哪一桩事体？”

婉喻从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丹珏进了门，紧张地看母亲的脸，想看她是否哭过。发现母亲没有哭过，她不知该担忧还是该欣慰。

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他一个人“无期”，全家人都跟着“无期”，在单位里做人肠子都不敢伸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期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

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兄妹俩吵得邻居开始敲墙壁了，婉喻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都安静。

“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兄妹俩都不响了。

婉喻拿出笔，笔尖对准给她的名字留下的空档悬着，握笔的手害起恩娘的晚期帕金森来。她只好把笔放下。子烨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一见儿子站起，婉喻往后一缩，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她流眼泪的风格跟恩娘也是一脉相承，到底都姓冯。丹珏让母亲的眼泪感染了，跟着流眼泪。

“好了好了，那就不签名，不离婚！”丹珏哽咽。

哥哥说妹妹，原则有没有？！离婚当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哭哭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哭就改变原则呢？

妹妹警告哥哥，他再逼母亲一句，她一辈子不会再认他。

兄妹俩人又要引来邻居敲墙壁了。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

那封签了三人名字的协议书被装进信封，又由冯子烨写了地址，当子烨提出明天上班的路上顺便把信投递到邮局时，婉喻谢了他；她明天一早就去寄。子烨怀疑母亲会做手脚，把签好的名字涂掉，或干脆另写一封信，告诉父亲，这个离婚协议她不合作。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我祖母冯婉喻属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代女人。但他不知道我祖母对我祖父是什么样的感情，几十年一直为他倾倒，关在监狱里的老“无期”陆焉识仍被冯婉喻看成宝贝。

那个夜晚婉喻幽灵似的在屋子里散步。很小的空间走了一会就把她转晕了。她哪里都转，就是不挨近八仙桌，因为桌子上摆着那个装进了信封的离婚协议书。她怕惊醒睡在那间被称为卧室的前厨房里的丹珏，幽灵一样无声地拧开门，来到楼梯间。丹珏每天必须把脚踏车从一楼扛上三楼，今天她的皮包都忘了从车上拿下来。婉喻从货架上拿下皮包，皮包底朝上倒出了里面的东西。婉喻看到地上是一个笔记本，几根口香糖，还有一盒烟。她从来不知道丹珏抽烟。丹珏嚼口香糖就是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她抽烟。丹珏是因为种种不顺心抽烟的？一定是，就像她喝酒。

我祖母对于我小嬢孃冯丹珏的了解往往要靠这种意外发现。几年前她发现一只老鼠逃进丹珏的卧室，就把丹珏单人床下的东西都拖出来，但老鼠没有找到，找到了一只装满酒瓶的纸板箱。都是清一色的“樱桃白兰地”酒瓶，一共有三十五个。丹珏太忙，不然不会积累了那么多瓶子还不去废品收购站卖掉。也许她人前是卓越的生物学者，人后是没出息的酒鬼，这一点让她无法面对，藏起酒瓶就像鸵鸟把脸面扎进沙堆。做母亲的婉喻拿着半盒前门牌香烟，在楼梯间站了好久。

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

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但埋藏了一个暗示在平淡的句子里：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