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甄甫先生来咨，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汉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脉不贯；北省如此，南省势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当不易之论，想尊处亦必有咨兼有专函矣。侍日夜筹及援鄂一层，一则以饷项无多，一则以水路无备，故屡思与老前辈商而终不敢轻发。然细思武昌苟失，则西制荆襄之命，东固建业之根，长江三千里，遂使此贼封而有之。章奏无由上达，朝命莫能下逮，不数月间，吾辈遽恐隔置化外，岂不痛哉！以是反复筹维，又不得不出于援鄂之策。盖鄂省存，则贼虽分窜来南，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分窜来南，长沙亦无独存之势，特少延数月。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

侍前所谓要务三端者：城内坚守，止须四千人；城外扎营，亦止须四千人，非谓四千遂足鏖战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贼兵合围，则战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万余，以待贼之至也。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如省城外内仅留兵勇八千，则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鸿裁与提军及司道诸公熟商。

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见极是。盖多则难精，即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营及新招之勇，并康、杨已回省之勇，与罗、李、邹将回省之勇，数项湘勇，严汰慎选，只须存四千人，斯为适用。盖信其可用者，惟罗罗山、王璞山、邹岳屏三营，久经训练，确有几分可靠。此外，则新集之卒，殊难深信，求老前辈传罗、王、邹三人到署，相与熟计。或留千余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则面面俱到，尚觉妥叶；若璞山新募至一万，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则无论不尽精锐，口粮亦断不能敷，器械亦断不能齐，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书与璞山，已将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两月后，无饷可发也。愚拙之见，动辄累纸渎陈，惟冀鉴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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