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战争开始的当天，被熟人们称为新女性和捡果子的女郎的，年青的王桂英，从南京给她的在上海的朋友蒋少祖写了一封信，说明她再也不能忍受旧的生活，并且厌恶那些能够忍受这种生活的人们；她，王桂英，要来上海，希望从他得到帮助。等不及得到回信，王桂英就动身赴上海。因为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军舰炮击狮子山炮台的缘故，熟人们都下乡避难去了，王桂英没有受到她所意料的，或是她的强烈的情绪所等待的阻拦。

王桂英的哥哥王定和在上海经营纱厂。因为王定和曾经企图强迫她嫁给自己的朋友和仇敌，上海金融界的某个有力的人物的缘故，兄妹间的感情差不多已完全破裂。王定和是有名的苏州蒋捷三的三女婿；大女婿傅蒲生缺乏野心和才能，二女儿还没有出嫁，儿子们则和父亲有着不愉快的纠纷，因此王定和看来像是百万富豪的蒋家的有力的支柱和正直的继承人。蒋家的儿子们和父亲的纠葛逐渐地更不愉快，王定和所承担的财富的幻影就逐渐地更强大；南京和苏州的那些闲谈的嘴巴，对于王定和和她的妻子蒋淑媛，是有利的。就凭着这种财富的幻影和这些嘴巴，王定和在上海的实业界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王定和随处表明着他是被蒋捷三所支持；蒋捷三自己也愿意相信这个。蒋少祖是蒋捷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某些机缘这些机缘往往是决定人的一生的他十六岁便离家到上海读书。这个行动使他和父亲决裂。在这样的时代，倔强的、被新的思想熏陶了的青年们是多么希望和父亲们决裂。但这个决裂会给他，蒋少祖带来那么多的东西，却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个决裂带来了姊妹们的秘密的温柔的关切，大量的金钱，以及蒋家的叛逆的儿子的光荣的名誉。蒋家的姊妹们对他给予得特别的多，因为眼泪和回忆是必需的，并且秘密的温存是特别快乐特别深刻的；她们是那样的动人。

在这个社会里，庞大的财产和可爱的女性在各方面都具有着决定的力量。蒋少祖是蒋家那样的蒋家的第一个叛逆的儿子，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在最初，蒋少祖还是一个单纯的青年，是不懂得这个的。那些为蒋少祖所崇敬的立为博士，称大戴，又名“太傅《礼》”。选辑古代各种礼仪，进步的人们，迅速地接近了蒋少祖，用那种被财产迷惑了的眼睛注视着他，向他提示，他的继承财产，是可能而且合法的；有了这一笔钱，就可以奠定一个伟大的事业的基础。

但蒋少祖，虽然有些动心，却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可羞的。他是有着那样的自尊心；他要叛逆得彻的，并且他爱父亲，不愿对父亲这样不正直。“爹爹已经很痛苦！他会觉得我是自私的！我要自己走路，让他明白！”蒋少祖想。无疑的，财产和叛逆造成了他的顺利的境遇。他渐渐地就懂得这个了，并且学会了去理解他所崇敬的那些人们了。崇敬的感情，就慢慢地淡了下去。

他是聪明的，活泼的青年，有时露出那种女性的温顺，有时则古怪难测如权势的世家公子，而这一切都优美。渐渐地他就明白了自己的力量和优美，开始激赏自己。不容他自己有所思考，他卷入了政治活动，他当时尚没有能够知道这件事决定了他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和朋友们办报纸，以后，环境有些灰暗，他突然非常的忧郁起来，跑到日本去。他不能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像大多数的青年一样，他只注意自己，娱乐自己。他非常厉害地忧郁起来，觉得时日业已消逝，一切都不可复返，人世的事情一无可为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衰老，需要休息了。

于是在去日本一年后便结了婚。他的妻子陈景惠是他的同学。他们恋爱，他觉得她是朴素而善良的。去日本的时候，蒋少祖非常的烦恼，觉得她是难以使他满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而未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静止是相对的，绝对静止的事物，难以理解他。但在逐渐浓厚的忧郁里，蒋少祖需要安慰；这件爱情便有了新的光采。并且蒋少祖觉得，日本这个国度对于家庭生活是最理想的。于是这件爱情便确定了，蒋少祖写了很多的信，陈景惠离开在镇江的家去日本，一切很单纯，并且很愉快，他们结婚了。

但半年后蒋少祖便懊悔，觉得这个行动太荒唐，觉得自己并无结婚的理由；正如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并无结婚的理由。他的心境起了变化，朋友们来信鼓励他回上海，他思索了在他胸中诞生着的事业的情热，认为这个结婚是痛苦的。他重新发觉到陈景惠不理解他。

在婚前，蒋少祖被爱人的善良感动，在婚后却被这个善良苦恼。不知为什么，像很多人一样，蒋少祖觉得一个妻子像这样善良是不好的，不必要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半年，蒋少祖回上海，把家庭生活的破碎了的幻想抛开，开始了他的活动，接近了那时候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他并不认为他是属于这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大家认为他是这样。

他认为他只是和他们暂时同路在他确定他的理想以前，暂时同路。他似乎即刻便明白他的理想是什么了。他觉得，所谓社会民主党，是充满呆想，空想的东西；而正在激烈的变化里斗争着的另一个政党伦理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指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则是那些在现代文明里面迷失了的人们所组织的，一种表征着苦闷的东西；这些人们的迷失，是可以从他们的诱惑力上面明白地看出来的。

蒋少祖认为，必须勇敢地走向现代文明，才能解决这种苦闷。蒋少祖需要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的英雄主义。他觉得，所谓社会民主党里面的人们，是平庸的；他们不会懂得这种英雄主义。但另外的人们的那种组织和权力使他嫉恨；他觉得它是阴暗、专制而自私。这就使他暂时更接近前者。渐渐地，他觉得自己是单独地作战着。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意。他是年青、优美、地位不固定，显得很单纯；大家都能够认为他是朋友。他有很多的钱。

他惯常是谦虚、自信、微讽。他认为每一个激烈的态度都应该获得一个实际的效果。他一个仇敌也没有遇到便走到这个圈子里面来了，于是，在觉察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他便开始寻找仇敌，公然表露仇恨。蒋少祖，为自己，为那种政治家风度里面的不属于自己的性质，是作了很大的努力。

一·二八战争使他经历到空前的兴奋和紧张。先是热情的迷惑和骚乱，然后便有了傲慢的、冷淡的、顽强的心情。在这种心情里他愉快地认识到一切是怎样经过的；一切事情都留下了强有力的，严肃的印象。蒋少祖，是在他的热情里，严肃地走到他的朋友们里面去的。他是尊敬着他们的年鉴》，不久与马克思分道扬镳。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但终于不能忍耐了。这些人们的喧嚣使蒋少祖厌恶起来。蒋少祖已经在他的朋友们所经营的一家书店里获得了一个编辑的位置，并且很宝贵这个位置，因此，对这些人们有着义务，就是说，他应该使他们觉得他是忠实的。

蒋少祖相信着他的朋友们常常宣称的他们在军队里面所有的政治力量，希望在目前的战争里能够有所成就。但两天来除了疲倦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开始觉得自己的那种热情是浅薄而可羞的。第三天清早起来，他便发觉到自己是有了傲慢的、冷淡的、顽强的心情。他觉得他能够，而且必须单独地行走了。

在这种心情里面，他觉得他已经彻的地认识了，目前在上海进行着的一切。他接到了王桂英的来信。他在南京，在三姐蒋淑媛结婚的那天便认识了王桂英。她给他，一个青年，以愉快的印象，以后王桂英来上海读书，由他介绍读他的那个大学的附中。最初两年王桂英很用功，对自己的前途，她是有着抱负的。蒋少祖和她感情很好：亲戚们都觉得这个婚姻是最好，并且是毫无问题的。但某些机缘破坏了这个。

第一，是蒋少祖已经恋爱陈景惠。第二，蒋少祖在和王桂英的关系里感到某些拘束，而这和他的家庭有关。第三，王桂英热情而倔强的关系，其中不混杂任何主观因素。自然科学就是由大量的，使年青的蒋少祖在烦恼中变得傲慢，故意地冷淡她。但奇怪的是，蒋少祖自己只抓住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理由，就是王定和要把她嫁给商场：他，蒋少祖，应该厌恶这个，他想。

在当时，和很多人一样，蒋少祖是并无分析的能力的，他满意他自己的理由。陈景惠是给了他以甜美的青春的诗歌。结婚的失败使他重新想起了王桂英，在复杂的感情里希望王桂英不会有幸福的前途。他忧伤地想到王桂英是在南京的美丽的湖畔生活着。他们已四年没有见面，这次的突然来信令蒋少祖激动。但蒋少祖，面对上海的血与火，心情严肃而顽强，决定不回答。这个决定使他快乐。

王桂英热情地感觉到自己要在这个人间行走的是一条艰苦的，不寻常的道路。在感情的迷乱和孤注一掷的心情里这是常有的她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荒唐而悲惨。在不明了束缚着人们的实际的一切的时候，在幻想里预尝着这种甜美的荒唐和悲惨，他心里有大的欢乐。这种欢乐，在目前的这个时代，是很多人都经历到的。似乎整个的人类生活就是这样改变了的。王桂英的赴上海，是一·二八的光荣的、热情的战争所促成的多种行为之一。

三年来，王桂英在南京玄武湖畔教小学，经常地和蒋家姊妹们来往，生活平静而清淡。现在她突然觉得，这三年的生活法术的总称。《云笈七籤》：“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是空虚可怕的。青春的年华不是常常有的。特别因为这个思想，王桂英渴望试验自己的热情。给蒋少祖发信的那一天，她关在房里唱歌，唱得极嘹亮。她做了一些动作激赏自己。她觉得蒋家姊妹们的被炮声引起惊惶是值得鄙视的。她觉得她是从此和旧有的一切脱离了。她觉得她来找蒋少祖是当然的；此外她没有再想到什么。

她搭着一艘运米的汽轮赴上海。汽轮靠岸的时候，从低空飞过两架敌机，全船惊叫起来；然后，在看到码头上的端着枪的日本兵的时候，全船是死一般的寂静。王桂英，凭着栏杆，紧张而矜持地凝视着日本兵，听着在寂静中发出的，渐渐缓和下去的，震颤的马达声。在寂静中，这马达声有特殊的意义，王桂英从它得到新的勇气，并觉得全船的人们都从它得到了勇气。

王桂英觉得马达声美丽如诗歌。王桂英看见了远处的火光，激动着。这一切都证明她必须到上海来；她，王桂英，怎么可能失去这一切！她冷淡地走过持枪的日本兵，觉得他正在注视她，不仅因为她是中国人，而且因为她是坚决而美丽。走到街上，她奔跑起来了。

想到她会找不到蒋少祖，她便凄凉而惊恐。直到晚上她才找到蒋少祖的家。她极端地严肃，眼睛闪烁，拖了一拖毛线外衣，提起绿色的短袍快步上楼。蒋少祖不在家主体背后潜藏着支配人意识的无意识领域，人的一切思想和，楼门锁着。她喘息着。

她的头靠在门上有半分钟。随后她下楼询问房东。得到肯定的回答，她再上楼，检查锁，取出自己的钥匙打开门。窗上幻着奇异的微光。王桂英走到窗前，在桌上摸索，打开了黄罩的台灯。灯光骤然照在狼藉地堆满着书籍的红色桌面上，房间里映着谐和的，热烈的黄色。

王桂英站住不动，觉得这里面有着某些尚未发现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她热切地，凄凉地凝视窗外，听见缥缈的人声和远处的炮声，同时看见了庄严地映在高空里的闸北的火光，明白了它们的意义。她垂下头来思索着，丰满的下颔微颤。然后她推开内房的房门走进去，找到了灯，打开它，生疏地站着，她关上灯她觉得这样好些走向床，拖起被盖蒙头卧下，听自己心脏的强烈的鼓动声。

她未意识到她的行为属于这个家庭的哪一种友谊。她未意识到这些；或许她认为蒋少祖夫妇是和她很亲切的（她见过陈景惠），或许她是过分的凄凉和痛苦。她想到今天是旧历除夕。只在早上，在拥挤可怕的轮船上她想到过这，后来便完全遗忘了。她想到往昔的除夕的景象，这些回忆令她更伤心。

她忽然觉得她在人间已经是孤独的，可怕的孤独的了。一个高身材的，有着忧郁而激动的圆脸的，穿着旧而厚重的黑大衣的男子迅速地上楼，笑着好像觉得很滑稽推开房门。

王桂英掀开被盖跳起，惊惧而欢喜。暂时她未能看出来者是谁，但认为是蒋少祖。她发出了某种喊声。来客笑出热烈的声音喊大嫂，王桂英怀疑地站了下来。王桂英困窘，但热情地走出，亲切地看这个两腮有黑须的、不安的、年青的男子。

“我也刚来，我不知道，先生。”王桂英用北平话说。来客奇异地笑着向她鞠躬，未问她姓名，未问她从哪里来，准备退出。显然他觉得假若问这些就会和这位女子有太亲切的危险。他整理大衣，振抖它，好像他极欢喜这件粗糙的，笨重的黑呢大衣，随后他又向她笑，笑着转身。

“我从南京来！”王桂英，回答他的笑容，高声说，并露出那种惊恐的娇媚，希望他站下。无疑地她觉得他是朋友，善良的，亲密的朋友。来客怀疑地看她，但羞怯地笑了。

“很严重的战争啊！”王桂英带着她所特有的热切说。来客忧郁地点头，在手里抚弄礼帽。

“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伟大！”王桂英笑，不安地环顾。

“打得很激烈……”“完完全全只有十九路军吗？”王桂英嗅鼻子；

“欺骗多可恶！……我以前在上海念书。在南京，他们欺骗，像你是小孩。”她说，忽然脸红，露出洁白的牙齿发笑，以疾速而碎小的步子走至桌前。

“啊，先生，您有事吗？”她用漂亮的北平话说。

“没有……”来客笑，诚恳地回答。他是可以说没有事的，但是他宁愿留在这里，留在这个动人的，热情的，有理想的女子面前。

战争扰乱了感情，并扰乱了对于现实的某些正直的屈从，人们相信奇遇；相信强烈的感情和迅速地获得的理解，并相信侠义和英武；这一切显然对于被不寻常的事变所惊扰了的人们，是那样的必需，并看来是很容易完成，一定会完成的。这位年青的，有些稚气的男子是新闻界人物。显然他具有自己所特有的不安定的，但深沉的生活力量；他可以说是生活在那种宽大的、率真的瞑想里的，他觉得一切都好，一切都能使他的瞑想丰富，而主要的，任何人都无罪。

因此时局的变化并未使他颓唐或神经衰弱（这是他们爱说的）。但现在的这个除夕，晚间的风雨，孤独的行走，却令他凄凉。像一切这种人物一样，他简直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晚间孤独起来的。但他很忧伤，相信这孤独是必然的。他有着那种单纯的严肃态度，怕羞，怕错，显得严肃。

但现在这个意外的女子却唤起他的怜悯和忧郁来。他觉得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这个美好的，神秘的女子出现了，她需要什么，她一定需要的；需要别人替她打开门，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很可能的，并且好像是一定如此的。即这位姑娘有着凄凉的身世，她孤独，在战争旁边流浪，她的道路是人类的悲剧。

于是他轻轻地，忧郁地看了她一眼。他的这种眼光显示了他是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

“先生，您一定很忙。”王桂英羞怯地笑着说：“我觉得上海只有我一个人在闲着。”

“不然。”他回答。

“啊，先生，您贵姓？”

“我叫夏陆。夏天的夏，陆地的陆。”于是他用眼睛问她。

王桂英给了回答，并在手心里写字。来了沉默。这种沉默好像是虚伪的，王桂英不安，移动支在桌上的手，并且环顾。夏陆拿着礼帽站在墙壁前面，单纯地看着她。

“炮声呢。夏先生以为我们中国人能打下去吗？”夏陆笑。

“能，也不能。”他用胸部的低音回答。王桂英高兴他的态度，活泼地转动头部，并举手撩头发。

“当然可以打下去的。”夏陆单纯地、愁闷地说。王桂英领悟完全不同的事，点头。夏陆已经兴奋，这兴奋像他的每个兴奋一样，要继续下去。他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和忧郁的，有须的，年青的脸笑着。

“很令人气愤。”他拿着旧污的帽子做手势，“我们只是不能工作，弄成了孤立的局面。昨天我看见一个老女人在路上被日本飞机炸伤，很快就死去了。看样子是很好的人家，她有一个五岁的小孩……”他说，激动。显然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王桂英诚恳地听他说，因他的话语的组织和激动而同情他，并同情那个老女人和小孩。王桂英点头。

“是呀，很……多少生命财产啊！”“奇怪的逃难，愚蠢的工作，散漫的，没有组织！……人时常有美好的希望。但希望很容易破灭。”夏陆用较高的声音说，走动了两步；高兴自己意外地获得了自由，人们即使在亲密的朋友面前也很难如此自由地表达的。

“简直不能想，啊！”王桂英女学生般诚恳地说：“夏先生，您请坐。”“决不止此！中国人要过人的生活！”他说，做手势；未坐下，好像没有听见她。

他的态度很激烈。但觉察到她的不安和沉默，他善良地，歉疚地笑了。传来了钝重的炮声。街上继续有车声和人声，但这炮声显得是另一种存在：威胁的、强力的、庄严的存在。炮声和人声不相关联，好像无论人声怎样高，它总可以听见。它是深沉的，好像从地的发出。

炮声给房内的沉默以特殊的意义。王桂英想到今晚的无着落，凄凉而苦恼，垂头坐在桌前，背向着灯光，忘记了夏陆。忽然她抬头，捉住了某一个炮声，觉得这个炮声是特殊的，它一定伤害了什么，毁灭了什么。

这个思想令她感激，她热情地、凄惶地笑，脱毛线外衣，站了起来。她看见了夏陆手里的礼帽，不知为什么这个礼帽增加了她的不安。

“夏先生，您不把帽子挂起来吗？”她急剧地笑，说。夏陆没有动。他觉得周围充满炮声，清楚地感到每一炮所毁灭的生命，他的有须的、年青的脸上露出大的严肃和悲哀。

“啊，是的，”他用震颤的声音说，显然这个神秘的奇遇令他痛苦。

“我听见。假若他们回来，请转告我来过。”他凝视她，这眼光表示真率的、凄凉的爱情，但同时表示他必须走开，因为炮声；因为炮声是要毁灭爱情的。在这眼光下，王桂英庄严；像每一个少女一样，变得不可渗透。“外面不好走吧。”她用漂亮的北平话说。

“外面在落雨……”夏陆忧伤地说，未说再见，缓步走下楼梯。王桂英抗拒苦恼，浮上一个顽皮的粗野的笑容。这个笑容好久留在她的因受凉而苍白的脸上。二蒋少祖和苦恼着的陈景惠在夏陆走后不久便回来。蒋少祖在一天内跑了很多地方，晚上到陈景惠的一个亲戚处去找到了陈景惠。这个亲戚的家毁在炮火下了，全家五个人逃了出来，没有带一件东西。两个小孩因受凉而生病，躺在稻草铺上。陈景惠给他们带了一些钱去，就在那里留了下来。大人们彼此没有谈话，小孩们的每一次的哭声都使空气更阴惨。

陈景惠坐在小凳子上，想着自己，觉得蒋少祖是因战争和别的东西而远离了她，觉得毁灭将不会有的止，觉得再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一切恢复转来了。

蒋少祖在下午遇到了一个从火线后方来的军官，这个军官是简单的、快乐的、有些轻薄的人；因为战争的热烈和艰苦的缘故，蒋少祖想象他是直率而乐观的人；就是说，蒋少祖想象这个人是简单而快乐地忍受了战争的可怕的热情和艰苦的。这个军官说了一些事，其中没有新消息，但因为对这个人的这种善意的想象的缘故，蒋少祖觉得从这些消息里面得到了新的启示。

随后，蒋少祖遇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给他看了他的组织义勇军的计划和反对分裂的文章；在开始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蒋少祖便觉得自己的脸上停留着一个轻浮的、虚荣的、可厌的目光。

蒋少祖在肉体的厌恶里颤栗了起来，没有能够看下去，但假装着看下去。这个朋友要求他的意见，他艰苦地笑着说他极高兴这两篇东西，走开了。这个朋友是帮助过蒋少祖的，认为蒋少祖是同志。他说他明天早晨要到蒋少祖家里来。回来的路上，蒋少祖简单地安慰着陈景惠。在他的兴奋的心情里，那个家庭的苦难是没有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的。他需要愉快，因此安慰着陈景惠，告诉她说，今天是过年，他们回去应该关起门来生火，弄一点好的东西吃。

但陈景惠沉默着。注意到楼门开着，房里有灯光，他们以为是什么一个朋友来了。陈景惠此刻特别不愿意有人来，露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这个表情使蒋少祖不快。

“两个心境不同的人，为什么要拉在一起？”蒋少祖想。王桂英站在桌旁，脸上有迷惘的、怯弱的笑容。台灯从侧面沉静地照耀着她。蒋少祖认出了她，站下了。王桂英继续着那个微笑。蒋少祖脸上短促地有了同样迷惘的、怯弱的笑容。

“啊，是你么？”蒋少祖平淡地说，向内房走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心里有迷惘的喜悦。陈景惠已经忘记了见过几面的王桂英，但立刻便发觉她和王桂英是最亲密的；目前的苦难，特别是蒋少祖的态度，使她，一个单纯的妻子，有了这样的需要。对于在南京的蒋家姊妹们，陈景惠是无限地渴慕着，王桂英和蒋家姊妹们的诗意的关系，使陈景惠觉得自己的某种疑虑的感情是可羞的。

于是她就特别地对王桂英亲爱起来。陈景惠领王桂英进房，兴奋地和她谈话；她的观察的眼光，违背她的本意，长久地停留在王桂英的身上。在这种兴奋里这种兴奋愈来愈强大她的心情是完全改变了。

蒋少祖蹲在地上生火，虽然不时因她们的谈话而笑出愉快的声音，他的表情却是异常严肃的；每次的发笑后，他的表情里就加上了新的严肃。房里弥漫着辛辣的烟雾，蒋少祖从烟雾里注意到王桂英的兴奋的、不安的笑容和陈景惠的观察的目光。他觉得这目光是冷酷的。陈景惠更兴奋，蒋少祖更严肃。陈景惠觉得过着和平的生活的蒋家姊妹们是幸福的；她使王桂英不得不觉得她们是幸福的。

“啊，那么你说，淑华自己怎样想呢？她要结婚么？”陈景惠问，好像她不但见过蒋淑华，而且和她很亲密。她在房里活泼地走动着。

“她做了很多旧诗。”王桂英站在桌边，笑着回答。

“她回过苏州一趟，又和你爹爹闹翻了！”她笑着向蒋少祖说，嗅鼻子。蒋少祖注意到，陈景惠以观察的眼光看了她很久。王桂英，感到温暖和幸福虽然这一切和她的想象完全相反轻轻地走到床边坐下，以手托腮，眼睛笑着。

蒋少祖从火旁站了起来，脱开了那种迷惘的感情，嘲讽地笑着看着她。

“我们就这样的过年了！”陈景惠说，提示这个过年是特殊的，警告着蒋少祖。于是她忧伤地叹息，开始向王桂英说客气话。她说，没有菜，没有佣人；但蒋少祖觉得她在说：“听吧，有炮声。我看见人们毁了！我们的生活里有这么多的苦恼，这总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人犯了错；也许是我错！我伤心，什么都不敢信任！”陈景惠下楼预备晚餐。蒋少祖拖椅子坐下来，看着火。

“我们的佣人昨天走了。”他特别严肃地向王桂英说。注释陈景惠的话。倚在床栏上的王桂英点头，好像很明白这种严肃。有了沉默。笑容留在王桂英脸上，她安静地凝视着火。蒋少祖在沉思，动着下颚笑了一下，于是在高额的、年青的脸上露出强烈的、冷淡的表情。周围没有了声音，人们好像藏匿了，但炮声频繁而沉重。天地似乎更扩大，更无边际了，而钝重的、无情的炮声充满了这个广阔的宇宙。这好像不是在战争，而是宇宙间在进行着某种非人类的、冷酷的、可怖的事。王桂英的愉快的笑容骤然消失。同时，愉快的笑容出现在蒋少祖脸上。“怕吗？”蒋少祖带着那种年青人的单纯态度问。“不。”王桂英说，从腮上迅速移开手，笑起来。蒋少祖发笑，因为她笑，单纯地看着她。娇小的王桂英在那种羞怯的、慎重的、自爱的微笑以后显得特别动人。她的简单的、灵活的衣妆给人以温柔的、热情的、崇尚理想的印象。她支起腿，并挥开披到额上来的发。蒋少祖带着感动注意到她的小手的迅速的闪动。

“我收到你的信了。”蒋少祖温柔地说：“但是，你究竟为什么来上海呢？”王桂英严肃地沉思着，看了他一眼，听见一个炮声，像前一次一样，感到这个炮声伤害了什么，毁灭了什么。蒋少祖希望得到她的热情的笑，但她未做这个。她沉思着。“因为我不愿再蹲在南京。我觉得厌了。新的生活是应该的，再没有机会，而别人又要伤害我了。”她说，嗅鼻子，“我现在不再计较什么，我是为我自己生活的，就是说，我心里只有我自己。”她说，“我不愿为别人，并且不愿让别人知道。多少人都牺牲了，何况我！”她说，凝视他。蒋少祖愉快地笑，觉得应该这样笑，因为王桂英的话唤起了他的苦恼，而掩藏某些情绪是他的习惯。“你心里没有我，并且不愿让我知道么？”在她说话的时候他妒嫉地想这个思想警觉了他，于是他愉快地笑。他是惯于这样做，并因了不是老练，而是年青的、优美的单纯，他是做得很恰当的。他笑，似乎满意她的话。那种重逢的热情和年青的幻想，和对过去的悔恨在他心里激荡，他敏锐地考虑到了它们，但他现在不愿承认它们，因为战争使他看到了现实的多面，并且，主要的，他现在在用全力在这个多面的现实里把握自己。但他务必表现得使王桂英不觉得他在轻蔑她的热情，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必须对她保留很多东西，甚至保留某种爱情；这是他意识到了的。这是某些年青人，即便是已经结婚的年青人常有的情形，他们不能管束这种热望，相反的，他们觉得只有在这种热望里才能找到真实的生活。他开始优美地、温柔地说话，替她解释她的志愿。他说这是应当的，人应该有要求在心里只有自己，并追求自己的权利。别人是没有权利要知道，更没有权利毁谤的，他说，但社会常常很冷酷；为了不使自己失望他做手势说，应该一步一步地走。主要的，一个人，尤其一个女子，不要太相信别人。他强调了这一点他觉得他是在诚实地告诉王桂英不要太相信他温柔地看着王桂英。王桂英感动，觉得这个蒋少祖已不是从前的傲慢的蒋少祖，相反的，是体贴的、可爱的蒋少祖。这印证了她心里的某种想象。在他的温柔的注视下，她感到爱情存在，而无疑地，她，王桂英爱他。在他的平静的、温柔的声调下，王桂英心里发生了可怕的冲动；这种冲动不顾一切，要毁灭一切，而得到瞬间的满足：她在来上海前夜便充满了这种冲动，这是生活在动荡中的人所常有的。她看着他，脸颊发红，但她突然露出那种处女的羞怯的、自爱的、谨慎的微笑，于是一切都过去了。她在这个可怕的印象下站了起来，走向火盆。

“你坐吗？你穿得太单。”蒋少祖说。“我要站一站，坐久了。”她说，注意到蒋少祖的眼光未离开她的身体，迷惘和娇媚闪过她的脸，“啊，你告诉我，这几年你怎样？”“你看，我结婚了。”蒋少祖说，沉默了一下，“活动一些事情，我怕这个战争打坍我。但相反的，我看见我可以站住。你呢，啊？”他生动地问。“我常常很乱。但是现在倒反而安静了。”她叹息，想起刚才的冲动，谨慎而安慰地注视着他的高额的、动人的、年青的脸。陈景惠捧着汤糕走进，进门便笑，温柔地说客气话，声明她从来不会做菜，并说在这个苦难里，一切都缺乏，她的微薄的心意是受着委屈了，希望客人原谅。她感动着，说得很低，带着一种细致的感情。这种细致好像是很特殊的，蒋少祖严肃地看着她。这时夏陆悄悄地走进来，拿着那顶旧礼帽，脸上有感动的神情，看了王桂英一眼，向蒋少祖兴奋地微笑。他说了什么，又笑，在微笑里他的有须的脸上的悲怆的感情更深沉。然后他瞑想地凝视炭火。显然的，灯光和炭火感动了他。他的整个的身体说，他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孤独，并且他又这样孤独地走来了；外面是风雨的、严寒的、危险的暗夜，这的确是令人悲凉，很不寻常的。他原来是并不想来的，但一切是这样的深刻而动人，他自己不能做主他的表情说。“我在这里过年了。”他说，瞥了王桂英一眼。“当然。”“有酒么？”“都有。那么你先吃糕！”陈景惠可爱地笑着，说，跑了出去。夏陆满意地叹息。“我刚才来过……这位王小姐在这里。我找你：没有什么事，”夏陆笨重地坐下来，努力不看王桂英。“张东原说，他下午遇到你……你今天跑了一跑么？”“张东原还说了什么？”“他说他给你看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但是他说印刷所垮了，因为某方捣乱。”夏陆忧郁地说。蒋少祖在夏陆提到文章的时候轻蔑地笑了一声，然后皱眉，沉思起来。“你对于这一切有什么意见？”他问。“我？”夏陆疑问地看了他一眼。“我没有意见。”他非常忧郁地说。“各人都说自己对的，但是要看谁真的做出成绩来。”“对的。”“你相信谁？”“我不相信谁。”他们沉默了。陈景惠拿来很多东西，把凳子拉到火边来，小心地摆好。夏陆打开酒瓶，他们开始喝酒。蒋少祖劝王桂英喝酒，王桂英喝了，夏陆希奇地看了她一眼。陈景惠，明白他们的谈话要长久地继续下去，低声地劝王桂英吃菜，一面安静地织起毛线来。“我听说，”夏陆说，“厂里有几个工人到前方去，两个被打伤，一个死了！”蒋少祖沉默着，预示激烈的态度将要到来。“有人说，郭绍清曾经表示，他不信任全民族的战争这一次会成功。”夏陆说。郭绍清是被他们所注意的，一个有力的人物。蒋少祖严谨地沉默着。

“很多人都这么说。”蒋少祖说。“是这样！”他突然激烈地笑着说，“我们不必管各方面的小东西吧，这没有影响！罢工是一种示威，只要主要的是对付敌人！我已经不再相信张东原他们了！完全，完全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说张东原前天还哭了！”他说，激烈地，轻蔑地笑着。“我知道，我知道！”夏陆大声说，激动地沉默很久。“他哭，说，我的祖国呀！这么多的阴谋包围着你呀，而……黑暗的……”夏陆激动地，混乱地笑起来，吃力地做着手势。蒋少祖愁闷地看着他，好像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这样好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啊！”夏陆严肃地说。但又笑了一下。“今天真茹空战，是南京的航空队。”“我看见的，飞得那样高！”王桂英激动地说。“哪里，根本是一个美国人自己飞出来的！”蒋少祖说。他沉默着。“你想想我们看见这里就是了！我不知道张东原们为什么看不见这一切！而且我憎恶那种左倾幼稚病！”他激烈地说，于是他沉默。特别因为王桂英在注意地听着他，他感到欢乐，像一切人一样，他觉得只有他自己才是无比的公正。“我们无需发什么宣言，无需说什么大话，我们只要像一切老百姓一样！应该看得远一点！我一向认为某方面的组织是现代文明的苦闷的产物，但是难道你能否认它的原因的存在么？”他雄辩地问，这是常有的情形，在兴奋中，人们只竭力说述自己的思想，而认为自己是在替对方解答疑难。“难道你想是么？”他抱着膝盖，问，“是的，现代文明的苦闷，问题是在于，把文化交给人民，这就可以免除现在的那种苦闷的形式，和一切专制、偏狭、机械主义的缺点！……是的，人们应该管自己的生活……应该多多地思索，管自己的生活……”他低声说，向着火，显然这个思想于他是极重要的。他温柔地笑，表示宽慰了一切。然后他严肃地站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冷风吹进来。蒋少祖静静地仰头看着天空。夏陆站起来，沉思地徘徊着。王桂英不安地走向窗边，站在蒋少祖身旁，看着窗外。夜已经很深，王桂英辨认火光的方向，想起了几年前读书的地方也在炮火中，浮上了安静的、悲哀的笑容。蒋少祖未看她，但感到她的呼吸和笑容。炮声在暂时间断之后又开始，起初是较钝重的两声，然后传来一个短促而深沉的吼声，接着又是钝重的一声，好像钢铁相碰击。蒋少祖忽然想起儿时和苏州的家庭，感到惆怅。“那边的火光，你看，我记得……”王桂英低声说，但即刻沉默。蒋少祖疲乏地、涣散地笑着看她。王桂英觉得他是故意地如此。“你记得？”他低声问。感到这句话是不寻常的，他垂下眼睑，而疲乏的，涣散的脸起了变化；这种表情没有离去，但它变得强烈。这种强烈的疲乏神情使他的脸动人。他笑，眼睛微颤。“十年一觉扬州梦！”他低声说，眼睛在动人地笑，“你倔强而蠢笨，我说你没有前途，你哭。啊！”“我记得并不是这样。火烧去一切！”王桂英严肃地，讽刺地回答。

“不然。如果可能，你哭；如果不可能，你哭！”蒋少祖热情地，讽刺地笑出声音，“如果并不如此空虚，你哭；如果现实磨灭你的幻想！”你顿住，凝视她的被打动的、严肃的脸，然后笑着摇头，洒脱地转身离开窗户。“如果这个世界还是苏州的后花园……”他说，向陈景惠和夏陆愉快地笑。王桂英转身，倚在窗槛上，抱着胸，动人地，迷惑地笑着。“你错了！”她高声说：“你的好哥哥还在后花园！”“那个花园很大么？”陈景惠不安地问。不知何故耽心王桂英会做错事。“很大。有花、有树、还有宫殿！从前里面住了一个王妃！”蒋少祖拨炭火，露出嘲讽而悲哀的古怪的神情说，做了一个安适的、听命的姿势，抱膝在火旁坐下。夏陆停在火旁，吸气，踮脚，看他，目光掩藏地变得幽暗。蒋少祖在窗边向王桂英说的话他和陈景惠都听见，这些话令他胡涂。这些话使他看出在蒋少祖和王桂英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关系，感到渺茫的嫉妒。其次，他觉得蒋少祖有了那种他所熟悉的不可捉摸的感情。他以那种蠢笨的努力来适应朋友的这种状态，傻笑着掩藏地看着蒋少祖。蒋少祖向他愉快地笑，但他觉得蒋少祖是故意地如此。蒋少祖开始觉得夏陆妨碍他。他向他说了什么，又转向王桂英。陈景惠加入谈话，谈起了苏州。他们的谈话使夏陆不自在。但他坐着，在扰乱里变胡涂，好久不能决定自己应该怎样。这种状况是很痛苦的。他疲乏地，沮丧地看谈话的人，不时发笑，好像他很安适。他笑，点头，使对方满意，希望这个谈话结束。“淑华又要回苏州。”王桂英说。“是的，不知为什么。父亲原来很喜欢她。闺秀气派啊！”蒋少祖说：“花园后面有一座松林，他们大家认为这座松林是奇怪的，松林里有一个很小的池塘……”他说。远处的炮声给这些话以特殊的意义，唤起了对往昔的，对和平的生活的诗意的热情。人们觉得这些回忆是极美，极可贵的，因为毁灭已在进行。蒋少祖柔和地笑，用柔和的、低沉的声音继续说下去。夏陆吃力地想了一下那个松林，急剧地笑着点头，希望蒋少祖已经满足。“那么，没有人住么？”陈景惠惋惜地问。“你怎么会想到没有人住？”蒋少祖忧郁地说：“他们都要去住了，假若父亲……怎么，那些太太小姐们不准备大大地去一下苏州么？”他特别忧郁地问王桂英。“南京也很好玩哪。”王桂英说，顿了一下，思索地凝视炭火；“但是，在战争里，大家都牺牲了，人不能那么自私。有些人是宁愿投火的，好像飞蛾。”她低声说，摆了一下头，严厉地嗅鼻子。蒋少祖嘲讽地笑，但即刻严肃，凝视着她。她未看他，下颔打颤。夏陆感到可以离开关于他们的苏州的谈话了，严肃地看着蒋少祖。这眼光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或甜美的回忆他是有着更深沉的情感的，但他不想在别人面前提起，因为现在空前的灾难正在进行。“那么，你不预备回去了么？”蒋少祖问王桂英。“我这样想。”“真的，你不回南京了么？”陈景惠带着惊恐问。王桂英简单地笑了一笑，然后看了夏陆一眼；他正在看她。夏陆羞惭起来。“玄武湖还是那样么？”蒋少祖又问，脸上的那种疲乏的表情更强烈。王桂英，觉得自己明白蒋少祖的情感，明白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地向她发问，悲哀地笑了一笑。她抱着腿，把下颚搁在膝上，凝视炭火。

“这几年变了，这几年一切都变了，旧的东西变少，空地也变少，繁华起来了！”她叹息着。“一切都要变化。我想你不会认得你的弟弟妹妹了，你是蒋家的英雄哪！他们又还能怎样呢？”陈景惠问弟弟妹妹怎样，王桂英简单地回答了她；显然王桂英不愿离开她和蒋少祖所共有的那种深沉的，凄凉的情绪。蒋少祖显得疲乏而苦恼。王桂英的坦率使他不安这种疲乏的表情是他在不安里常有的。炭火很旺盛，水壶开始发出轻微的响声；灯光沉静地照耀着。夜深了，炮声更清晰；在钝重的敲击声里间有低沉的吼声。谈话间断，夏陆变得安静，听着炮声，想到在这个和平的灯光外面，血在涌流，觉得人类的生活是奇异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失去了什么再不可得的东西，错过了什么了。在清晰的炮声中间，时间沉静地过去，人们觉得每一分钟都带来新的苦恼，新的负荷。王桂英沉静下来，渐渐地觉得委屈，心里有惶惑和凄凉；她现在不得不看到她的热情和幻想和眼前的现实是怎么不调和了。另一面她有些无聊，她看着夏陆，觉得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可笑。陈景惠用阴惨的、惊异的眼睛看着跳动着的水壶盖，但不去提它，沸水落进炭火，发出声音。王桂英轻轻地提下水壶，随即恢复了原来的姿势；抱着膝，下颚搁在膝上。“在我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烧松树桩，老太婆说是吉利。”夏陆突然用低沉的声音说；感觉到王桂英在看着他，露出温柔的、天真的笑容。“我们是乡下人家，很穷！”他说，伸开腿，看着鞋尖，沉在回忆里。但随即他想起了蒋少祖刚才的关于苏州的回忆所带给他的困恼，觉得他已对别人犯了同样的错，歉疚起来。王桂英有趣的、简单地笑了一笑。蒋少祖疲乏地，淡漠地看着他。于是忧伤的、惶惑的夏陆站起来。“好，我要走了。”他说。蒋少祖站起来，沉默地看着他。“夏陆，不走罢！”陈景惠忧郁地、怜悯地笑着说。“张东原说是他要公开反对罢工委员会，虽然我们都赞成罢工，但是他说委员会落到那些官僚手里去了！”夏陆带着奇异的、解嘲的微笑说，因为蒋少祖那样地看着他。“而且，我听说，大家要召集文化界的会议了！”他加上说，温和地、怯弱地笑着；他觉得这些消息都是令人凄凉的。他眨着眼睛：他的心跳增剧。他满意他能够在最后的时间说了这个。他怕自私。他拿起帽子来，好像很幸福地笑着，听着炮声。蒋少祖直率地，沉默地看着他。“夏陆，不早了，不要走吧。”陈景惠感伤地说。“不，要走，因为……”他说，瞥了王桂英一眼；他的潮湿的眼睛说了因为什么。

“外面在落雨……”送夏陆转来，蒋少祖恍惚地说。“多么好的一个人啊！”陈景惠说。蒋少祖看了她一眼，重新露出强烈的疲乏表情，坐了下来。“桂英，我想你大概已经懂得一点上海的现实了吧？”蒋少祖突然用干燥的、严酷的声音说。至少王桂英觉得是如此。“幻想是不行的！……”他加上说。这样地对待王桂英，扫除了他心里的迷惘。他感到骄傲的愉快。他觉得王桂英一定会服从他。他笑着严肃的、强烈的笑容。王桂英无表情地凝视他。“是的，我在别人的家里，受着委屈！”王桂英想，嗅鼻子，突然流泪。“miss王！桂英，桂英，啊！”陈景惠叫。王桂英揩眼泪，愤怒地看着蒋少祖。蒋少祖疲乏地假笑着，站起来，走到窗边。“你伤了我的心，这么多年，无情义的东西！”王桂英想，毫不注意自己，冷淡地看了感动着的陈景惠一眼。她觉得这一切全是由于陈景惠。“王桂英，在中国，生活是艰难的啊！”蒋少祖说，动情地笑着，倚在窗槛上。从王桂英的眼光和面容，蒋少祖觉得她已被他征服。这个胜利是他所希望的，但同时他体会到深刻的苦恼。他不能明白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三在战争期间，年青的蒋少祖每天得到新的兴奋，新的激励。他乐于告诉自己，王桂英已不可能成为他的苦恼：幻想、热情，不可能再迷惑他。经由夏陆的间接的介绍，王桂英得到了救护伤兵的工作；蒋少祖安心了，觉得自己严肃而坚定。蒋少祖避免再见到王桂英。他告诉自己说这是由于王桂英和自己并没有较为深刻的感情的缘故，但同时他又并不相信这个理由。他模糊地感到自己的情绪，但不去想；他想他是没有时间去想。在战争期间，蒋少祖在最近一年接近着的朋友们，一般地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是相信着自己们的力量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公正的。他们在正在从事战争的军队的上层中间有着力量，因此他们觉得，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面的，是他们；他们在一些“进步”的政客中间有着力量，这些政客们，是能够站出来说话的；并且他们有钱。但那些关系，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人事的，和因人事而产生的事务的。这些人们，是零零碎碎地干过一些事业，现在聚在一起，在权力的热情的支配下，企图建立一种政权了。这个政权，在后来的一年，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间，曾经短促地在福建建立起来，但在目前的上海，他们不能比别人多做些什么。他们的那些零碎的事业，是在一个大的潮流里面暗淡了，这是他们觉得痛心的。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洛阳去办公。上海的情势是复杂而混乱的。前线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党派间的斗争也最激烈。社会民主党大家这样称呼这一批人的斗争的对象，是一般地称为左派的人们。社会民主党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派的人们的对文化界的垄断他们觉得是这样。其次他们为罢工的问题争吵，因为他们的印刷厂被破坏了。在战争中间，那些被称为文化人的人们，在各处兴奋地流浪着，有些便聚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