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南京的蒋家的人们，在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中间是很容易识别的。熟人们喜欢谈论蒋家，酷爱对于蒋家的未来的命运的任何暗示，并编造和夸张它们。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蒋家的人们是呈显出那样斑斓的色彩，他们是聪明，优美，而且温柔多情；如傅蒲生所说，他们是“苏州的典型”。蒋家的女性是很自知的：她们相互间那样亲爱，她们无时不表露出她们的高贵的教养，并且，在她们的互相的爱抚里，是流露出一种对未来命运的高贵的自觉：她们要协力分担一切打击和不幸。因此人们很容易在很多人中间辨认出谁是蒋家的人。他们的令人注意还有一个原因，并且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京沪沿线的庞大的财产。

因为这个原因，蒋家的人们的各种表现和活动便鲜明起来了。照耀在财产的光辉中的，老家主的可敬的生涯和性格，金素痕的女性的英雄主义，或者野心，蒋蔚祖的软弱，以及蒋少祖的沉默，随时表现出关于蒋家的未来的命运的强烈的暗示，而蒋家的姊妹们在这中间所做的温柔的奋斗，是最令人感动的。

金素痕在蒋淑媛三十岁生日前来南京，但并非为了蒋淑媛的生日，而是为了进法政学校，并在南京长住下去。这件事令熟人们激动。蒋家的熟人们对金素痕总怀着戒备或敌意，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金素痕是，用他们的话说，罪孽深重的女人：说这句话时他们总带着古怪的，但天真的嘲笑，好像他们觉得这句话是一种对大家的宽恕，或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这句话似的。

他们对这件事是这样看的：第一，来南京决非蒋蔚祖的意志，金素痕是骗他出来，为了向老人要钱；第二，长久住南京象而产生的，是人性异化的产物，批判了宗教的反动社会作，就可以用老人的心爱的大儿子来威胁蒋家，攫得田地房产；第三，南京的场面于金素痕是必需的：她在南京有情人。

这个判断直到蒋家的第三个女儿蒋淑媛生日那天为止还没有让蒋家姊妹们知道。她们之中，除了雍容华贵的蒋淑媛，是没有一个人注意什么判断的。她们是在全心全意地、怜爱地注意着她们的蒋蔚祖，反复倾诉，询问苏州，询问神秘的后花园；她们只在没有提及金素痕的可能的语势里才询问，蒋蔚祖究竟为何来南京住。蒋蔚祖回答说找事做，但她们摇头；她们不相信，并不能忍受这种委屈。

并且蒋少祖夫妇来南京，出现在他们中间，也是一件意外的事，虽然事前打了电报和写了无数的快信去，但大家肯定他们是不会来的；从日本归来后，蒋少祖就不曾来过南京。大家都说蒋少祖完全变了；大家觉得他以前是忧郁的，但现在却洒脱而欢乐，很欢喜说笑话。蒋少祖的确这样，他有这种性质，且这是一个从艰苦的事业里回到家庭，感触到那种温存和抚慰的男子所常有的，他们要尽可能地享受这个短促的休息。主要的，他们回到这种家庭里，觉得一切都良好，全无责任感；他们用虚假的允诺欺骗别人和自己，有时并承认这种虚假，露出嘲讽的微笑。

蒋少祖含着特有的愉快表情出现在这一部分熟人们中间。这种愉快是自觉的，它好像在说：“你们看这个蒋少祖吧，他在风险里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你们的担忧和预料都错了！他现在回来，因为他高兴这样……假若他有愁若布斯基、切斯（suarchase，1888）和美国籍的日本人早，他也决不在你们面前表露。他的愁苦属于另外的世界，而对这个世界，你们是完全无知的。但我高兴你们的这种无知。没有力量的人需要愚昧。是的，完全是这样，很可怜，但是很欢快，”这种表情说，“你们享乐吧。”

常常是这样：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扰乱地苦斗的时候，觉得自己差不多完全失败了，于是他心境阴沉，蒋少祖在一·二八以后两个月便是如此。但假如他由于某种机缘，离开了自己的生活位置，暂时离开那种关系，那个空间，而走进另外的生活，属于可骄傲的回忆的，但自己对它已卸脱了一切责任的生活，看见那些熟悉的，可爱而可怜的人们在这种时候，他便经历到一种情绪，胜任愉快地回顾到自己刚刚离开，且即将回去的那个关系，那个空间，而觉得有力量，觉得自己的力量是生发在强固的基础上的，并觉得自己是完全胜利的了。

来南京，这种可贵的心情，于蒋少祖几乎是一种必要，他决定不想任何东西，不批评，天真地度过这几天。

但某种焦虑和惶惑藏在下面，虽然他努力压制。这是由于对王桂英的感情。在那个可纪念的，奇怪的晚上的第二天，王桂英便失望地回南京，以后几个月便一直对蒋少祖守着沉默。不知为什么王船山即“王夫之”。，蒋少祖觉得这个沉默是不妥的。在蒋少祖的回忆里，那个晚上是可怕的，他觉得在那个晚上他做错了一些事。他希望补救。

在一·二八当时，蒋少祖满意在接到王桂英的来信后和她来上海后自己所感到的和所表现的，他认为那一切全是由于他的意志力；只在最后的晚上他感到惶惑，但那个惶惑被洒脱的态度和后来的英雄似的情绪所遮掩，他自己未曾特别考虑。事情过去，这个惶惑留下了，且那样深刻，蒋少祖含着一种不确定的痛苦明白了它。最近两个月，在王桂英的愤怒的沉默里，他不时想到那个晚上，明白了自己的限度，并且明白了自己在那个时候所怀的玩世不恭的恶意，他觉得是这样深深地感到不安。

王桂英沉默了，于是蒋少祖觉得自己对她是有罪的。他希望能有机会说明，并且赎罪。但显然这个说明和赎罪只在某种模糊的爱情希望里才有意义。

这是蒋少祖来南京的隐秘的目的，在现在他不复觉得自己在欺骗妻子；他认为这正是对她诚实，显然他觉得假若自己对王桂英的感情不固定，他才真的欺骗妻子。一个家庭有很多困难，很多风险。陈景惠善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也，爱好表面的奉献，她不能理解他的心，使蒋少祖深感痛苦。他能在这里找出对王桂英的爱情的原因。这种持久的爱情令他吃惊。蒋少祖还年青，有才能，和这个时代的这些“进步”青年们一样，企求过一种强烈的、壮大的、英雄的生活。他们还没有获得基础，但认为别人也并未获得，认为中国还没有任何强固的基础，因此强烈的英雄主义将启示光辉的前途。

陈景惠极渴望来南京，极渴望和丈夫的优美的姊妹们会见，她久已知道她们，但尚未见过。她觉得只要会见她们，被她们理解，她的生活便毫无遗憾了；并且她的家庭便显得更坚实了。

做生日的前两天，王定和派人去苏州接老人和姨娘，老人拒绝了。老人说：生日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须铺张，蒋淑媛很痛心，要亲自去苏州，但被丈夫劝住。

蒋淑媛做生日的前几天，未出嫁的、忧郁的、生肺病的二姐蒋淑华从洪武街的母亲的老宅带着精致的玫瑰花束来玄武湖畔看妹妹。蒋淑华最近曾因病去苏州，去时充满忧郁的诗情，但只住了四天：她痛苦地发觉自己不能忍受老人。回来便未出门，未和因生日忙碌的妹妹见面。她们在黄昏的忧愁的台阶上见到无终，而具体运动的事物是有始有终的。量度时间一般以地，互相凄怆地笑着，好久不能开口说话。“我昨天本要来看你，秀菊说你还发烧……”肥胖的，穿戴华贵的蒋淑媛说；“你还烧？”她用手背轻轻贴姐姐的额角，然后她踮脚，用肥胖的面颊去接触。

瞥见姐姐左手里的用绸巾包扎着的花束，她闭紧嘴唇，摇头，然后责备地叹息。

蒋淑华忧愁地微笑着，小孩般皱起嘴唇，轻轻地解开花束。

她高瘦，穿着宽大的白衣。她用她的特有的明亮的眼睛看妹妹，然后向里面走。

蒋淑媛困难地，快乐地跑进房，打开饰着华美的彩罩的壁灯，然后到镜台前取花瓶。蒋淑华放下精致的玫瑰花束，理好了宽大的白衣坐下来，以忧郁的女子所特有的静止的视线看着妹妹。这种视线使幸福的妹妹不安。她们中间常常这样，妹妹兴奋，企图将欢乐分给姐姐，但姐姐却疲乏而忧愁，使妹妹遗憾，憎恨自己。

蒋淑华侧头靠在左臂上，伸右手抚弄花叶。

“你都弄好了吗？”蒋淑华问，指生日的事。

“忙，头痛。”蒋淑媛嗅花，透过花叶瞥了姐姐一眼。姐姐阴郁地静默着。蒋淑媛沉思，然后想起了什么似地走进后房。

“是的，我要告诉她。我非要她答应不可。”她在后房的桌前坐下，兴奋地想。

她所想的是如下的事：最近表妹沈丽英向几个亲近的人提起了蒋淑华的婚事，因为她们不能看着她永远地孤独忧伤。对象是沈丽英的表亲，一个在海军部供职的性情极好的男子。他们认为这于蒋淑华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蒋淑华错过了一切机会，因为大家庭的女儿找寻对象有时特别困难，因为老人最初宝贵她，骂走一切求婚者，最后又和她决裂。三年前她便到南京来住，染了不幸的病，变得消沉。青春的最后几年，这些漫长难耐的日子里，她的唯一的寄托便是做诗，以及跟在苏州的大弟弟写很长的信，她和老母亲住在一起，但她于幼小的弟妹们才是真正的母亲，她照料她们，给他们钱，替他们做衣服。她的这种生活是姊妹们的最大的痛苦，她们在她面前觉得有罪。她们希望看见她欢乐，否则就看见她发怒，但她从不这样，她永远带着那种艰苦的温柔，那种高尚的安命态度出现在她们中间。大家都知道，假若她有悔恨的话，便是悔恨她和父亲的冲突。这是很奇怪的，父女间在最近数年从未和好过；这次回苏州显然又失败了。但她从不说这些，并且老人也不提这个，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惨痛的隐秘。

蒋淑媛在后房兴奋地思索着这些，把白而肥胖的、戴金镯的手臂平放在桌上，严肃地凝视着前面。

“今晚没有别人来，这最好，我要跟她说！”她热烈地想，“假若她不肯，我要想法子！不，决不会不肯！”

她站起来，坚决地皱眉。她向外走，但又站下。“姐姐，你到后边来好吗？”她喊。

这件事大家并未派给蒋淑媛做，大家是派给老姑妈的。但她现在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做这个也的确最好，因为在态度的坚决和机智上，她超过任何人。她在床边坐下，果决地看前面，然后露出悲苦的、严肃的表情。

蒋淑华走进来，坐在椅子上，环顾摆设华丽的周围，向她微笑，这个微笑，没有任何意义，但蒋淑媛认为有意义：她明白姐姐对一切幸福的家庭的谨慎态度。蒋淑媛有时对这种态度很不满。

“我问你，姐姐，你坐到这里来，”她要她坐在自己旁边；“苏州还是老样子吗？”

“蔚祖弟怎么说？”

“蔚祖说但是他会说胡话。”蒋淑媛说，笑了一声。姐姐露出忧戚的表情。

“蔚祖要做事，也好。”

“不，不好，姐姐。我们蒋家没有一件好事！”蒋淑媛坚决地说。

“你身子好些吗？”她又问。

“好些。你看见素痕没有？”

“她？”蒋淑媛冷笑。但即刻露出深的悲戚，表示在这种谈话里，这个她是不应该被谈及的。蒋淑华疑惑地看着她，同意她的悲戚，含着几乎不可觉察的忧伤的微笑站起来，轻轻地摩擦手掌。

“姐姐，你坐下。”蒋淑媛亲爱地唤，“有一件事和你谈，你看见过汪卓伦那个人吗？”

“哪个汪卓伦？”蒋淑华不关心地问。

“在海军部做事。姑妈的外侄。啊？”

“他怎样？”

“他是多么好的人，为了父亲，一直没有结婚。我们想做这个媒，你一定不要叫我们难受。因为你不晓得我们多么替你难受，一天一天地，你自己当然也觉得。啊，汪卓伦是多么好的人！”她迅速地说，有了眼泪。

蒋淑华低头抚弄手指，然后阴郁地笑着。

“你看见过他吗？”

蒋淑华不答。于是蒋淑媛凑近她，握住她的手；开始向她用秘密的、烦恼的低声说话，只有妇女们才能这样说话，蒋淑媛几乎没有再说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她表达情感，蒋淑华也觉得妹妹说得很多，很中肯，因为她需要这种融洽的情感。于是蒋淑媛条理分明地说了她们的蒋家，说了弟弟妹妹，说了父亲。最后她又说到汪卓伦。说到汪卓伦时，蒋淑华忽然露出特别阴郁的表情；因为她感到所提及的这个人与这件事和她的被前一段谈话引起的对苏州的诗意的回忆和对父亲的温柔的悲伤不适合。蒋淑华在孤独和近两年来的诗生活里培养了一个美丽的理想，且对这理想很积极；她企图在一切亲近的人里面实现它。这个理想是很难说明的，但它在回忆里存在。在忧郁的孤独的女子所特有的温柔而痛苦的感动里存在，在小孩们的笑声，杜宇的啼鸣，落日的霞光，潦倒的旅客等里面存在。

蒋淑华实际上还是那样地单纯，比她面前的这个妹妹单纯得多，她这次和父亲的冲突就是为了她的理想：父亲冷淡地抛开了她采给他的花。当然，老人不懂这个，老人觉得花原是在枝子上生长的，因为留在枝子上比采下来好得多。

蒋淑华理想一个纯洁而温柔的大地，像杜宇那么悲哀甜蜜，像落日那么庄严华贵。即使她有家庭的渴望，她也不愿别人提起，因为别人所提起的，总是一幅庸俗的图画。她阴郁地注视着地面。

“姐姐，你不曾想到你需要一个家庭？一个归宿？”蒋淑媛温柔地、安静地问。然后紧闭嘴唇，露出坚决的表情，表示一切都决定于这句问话。

“一个归宿？淑媛，一朵云，一只雀子，它们不想到这些。前天我回来，站在江边，在月亮下，江水在月亮下流着，而一只小船漂开了……”蒋淑华用凄凉的小声说，垂着眼睛。蒋淑媛习惯地眯起眼睛，坚决地摇头。

“那么，姐姐，你要同意我们。你同意了，啊？”

姐姐抬头，向她兴奋地、迷惑地笑了。这种表情蒋淑媛已好久未从她脸上看到。

“姐姐，姐姐！”蒋淑媛热切地唤。

蒋淑华凝视前面，眼睛明亮。她想起这个汪卓伦（她半个月前还在沈丽英处见到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同时感到希望和恐惧。她的面孔发热。

“你答应吗？”

“我？不，我不！……”她的唇打抖，“命运，人不能做主！”她站起来走向桌边，突然她哭，举手蒙住脸。她恐惧地想到在月光下漂离江岸的那只陌生的小船。

蒋淑媛感到自己是胜利了，走近去安慰她，然后觉得她需要哭一哭，谨慎地离开，喊仆人开晚饭。蒋淑媛是并不懂得那只在月光下漂离江岸的陌生的小船的。

蒋淑媛为生日忙碌，希望尽可能地节省，又希望最漂亮。她是蒋家的女儿们中间最有主妇才能的一个。她坚强，她吝啬，但爱漂亮，这个她处理得很好。蒋淑华觉得做人是艰难的，因为这是一个忧郁的、不洁的长途；大姐蒋淑珍觉得做人是艰难的，因为家庭很苦恼，因为丈夫不忠实，主要的，因为她软弱，她的无穷的慈爱时常白费；年轻的妹妹蒋秀菊觉得做人是艰难的，因为世界上好人太少，因为摆在她面前的东西是那样多；蒋淑媛觉得做人是艰难的，则因为在现实的家庭和社会里一个被人注意的女子太难取胜。太难恰如自己所希望的，同时又恰如别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

在丈夫从上海归来前，她找厨子，配菜，发请帖，修饰庭园。其次她应付送礼者，坐车出去看亲戚，并和次长夫人打牌。她过惯那种悠闲安乐的生活，在日常生活里一切都有规律，无需怎样操心，但这次的忙碌是特殊的，且不时激动，因此她显著地消瘦下来了。宴客前两天的下午她未出门，因为王定和说好这个时间回来。她等得有些焦躁，露出怒容，穿着拖鞋在房里乱走。

住宅临近玄武门，从楼上的窗户可以看见城墙。宅后是植树区，大块丘陵上稀疏地栽植了矮小的树苗。左边是停车场。这个地带是南京最好的住宅区之一，周围几十丈见方原来都属于蒋家，但后来除了这座住宅的基地以外都被市政府买去了。楼房是四年前这对优秀的男女结婚时建筑的，王定和很爱它，因为它唤起一种可贵的满足和激励，这种心情是只有一个经历了风霜，有了自己的建树的男子才能理会的。楼房周围建设了西欧式的花园。楼窗全部装饰着印度绸的绿窗帘，夜晚灯光在空旷里照得很远；假若窗帘下垂，就显得神秘而美丽；一种柔和的、寂静的光漂在花园里，漂在整齐的杨树和草地上。

王定和自己有父亲留下来的房子，位在玄武湖正面左边的林木深邃的村落里，他嫌它地势不开朗，便没有翻修，现在留给弟弟和妹妹住。但这个房子却被蒋家姊妹们爱好，她们时常去那里，游湖，并和王桂英做一些妇女们所喜爱的游戏。这房子埋在果树丛中，低矮而开敞，果树丛里杂草茂生，整个夏季飘浮着那种为果树园所特有的甜美的浓郁的气息；夏末和初秋，果树看守者来往巡梭，企图捕捉那些行窃的学生们，而熟透了的果实发出沉重的声音，在炎热的空气里落入草丛。

王桂英被大家叫做安祺儿，叫做捡果子的女郎，后来便叫做捡果子的。她时常带果子给蒋家姊妹们；她在附近教小学，和果园主人相处得很好。

在蒋淑媛焦躁地等待丈夫的时候，王桂英戴着大草帽，捧着桃子跑了进来，在台阶上大声喊嫂嫂：有两个桃子滚下来，她放下其余的，蹲下去捡它们。她穿着白花布衣裙，在草帽下有晒黑的、健康的脸，她的头发很乱。

蒋淑媛喜爱她，首先就因为她好像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来到，带来生气。蒋淑媛穿着绣花拖鞋疲倦地走出来，疲倦地微笑着。

“桃子，啊，”她打呵欠，说。

“听说你们跟淑华姐姐做媒，她，”王桂英卷起草帽用力扇脸，说，“啊！”于是她无故地发笑，跑到桌前去播弄桃子。“梨宝，梨宝呢？”她问。梨宝是蒋淑媛的五岁的男孩。“他睡觉。桂英，天气好困人！”

蒋淑媛没有提起跟姐姐做媒的事，没有问王桂英怎么知道的，她在王桂英面前总很愉快，但很少谈她们所谓正经事。这好像表示，对王桂英的生活，她是不大同意的，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中间的愉快。

她们简单地谈到天气，后湖洲的故事，以及南京的各种离奇的纠纷，然后王桂英抓了两个桃子，跑上楼去睡午觉。

王定和和蒋少祖夫妇同车到南京，他们并且在门口下汽车时通到蒋蔚祖和他的高傲的、美人的妹妹蒋秀菊。陈景惠立刻走向蒋秀菊，被她的美丽惊动，红了脸大声说话。蒋秀菊打量她，然后看了二哥一眼，灿烂地发笑。蒋淑媛穿拖鞋迎出来，于是在台阶上发出了妇女的愉快的，生动的话声。蒋少祖站在旁边，露出恭敬的、微讽的表情看着她们。他的表情说：“你们包围了她，但她是我的太太，怎样，你们使我站在这里？但我高兴。”

姊妹间已两年未相见。但她们被兴奋而脸红的陈景惠惊动了，一时忘记了蒋少祖。这是很奇怪的，她们没有在心里替这个蒋少祖准备，她们并且好像觉得和蒋少祖谈话是很困难的。在她们的记忆里，蒋少祖是非常阴郁的，因此现在她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适应他。

蒋淑媛最先向蒋少祖走来，脸打颤，笑着。

“弟弟，弟弟，你忘记了我们这些可怜的！……”她高声说，流出了愤恨的、甜蜜的眼泪。

蒋少祖感到强大的幸福，他未曾料到在这里得到这个的。于是那个温柔的、聪明而天真的蒋少祖在姊妹们的注视下出现了。

“啊，是的！”他说，看了年轻的妹妹一眼，她站在陈景惠身边，脸上有稀奇的严肃。他看她，觉得才看见她。她的美丽和精神的表现令他吃惊。在他的记忆里她仅仅是一个胆怯无知的女孩。

他们发出欢快的脚步声走进房。

蒋少祖脸上有了微讽的、幸福的笑容。他精神焕发地看房内，点头和摇头，并且无故地向哥哥发笑，好像说：“是的，我料到是这样！”

他跨着优美的、柔韧的大步走到桌边。妇女们在谈话。王定和上楼换衣服。蒋蔚祖坐在愉快的、单纯的姿势里，不时拘谨地瞥陈景惠一眼。

蒋少祖在桌边伏下来，抛开手边的火柴，支着面颊，愉快地看着哥哥。

“怎样，嫂嫂来南京了吗？听说你要做事？”

蒋蔚祖沉思地笑着。弟弟的话显然只是因为愉快，并无分担愁苦的意思，但蒋蔚祖却觉得弟弟理解他，只有这个多年远离的弟弟理解他；用蒋少祖这种声调说到自己的事，蒋蔚祖几乎还未听见过。所有的人都几乎是带着深重的忧愁和神秘说到这件事，他们提出责任，并加重责任，把它架在他，蒋蔚祖肩上，但这个弟弟的话句里却全无这个，这是使他感到意外，并且乐意的。

他决定找一个机会向弟弟倾诉一切。他觉得只有弟弟理解他。

他眼睑微颤，暂时未作答。忽然他动情地笑。

“这几年你干了些什么？”

“我吗？”蒋少祖笑。没有具体答复哥哥，转向妇女们。“妹妹，我问你，”他愉快地大声说，“你读汇文吗？”妹妹愉快地笑。

“你信基督教吗？”他快乐地问。

蒋秀菊脸红，眼睛明亮。

“少祖，秀菊是若瑟。”蒋淑媛高声说，“她受洗的名字是若瑟！”

“若瑟？”

美人脸更红，用小手巾扇脸。

“若瑟吗？”陈景惠欢乐地说，抓住蒋秀菊的手；“我有一个朋友叫做玛丽。马大拉的马丽。”

蒋少祖又转身，带着那种为年青的男子所特有的肉体的愉快转身，抓起桌上的王桂英的有蓝色丝带的草帽来，用它扇脸，同时愉快地、无意义地看着哥哥。

王桂英醒来，无故地感到颓唐，感到夏日的荒凉和空虚，像无故地感到那种年青的、佻激的、粗野的生之欢乐一样。她理头发，最后又忿怒地把它弄乱，疲乏地走了出来。在门外遇见用手巾揩脸的哥哥。她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桂英，”王定和用缓慢的、冷淡的声音唤。

她生气地站下来，看了他一眼。

王定和继续揩脸，凝视妹妹很久。

“蒋少祖在下面。”他用同样的声调说。

王桂英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然后迅速地转身走进房，关上门，跑到窗前。

王桂英从上海回来后，便经历到一种深刻的内心忧伤，颓唐好像从内部开始，她觉得以前有过的热情不会再来了。很明显地，她读过一些书，信仰过蒋少祖这样的人，并且她具有一种好像是乖谬的激情的性质，她不能照别人一样地生活。她所具有的不是普通少女的热情，而是某种精神活动，某种可贵的，然而时常显得乖谬的激情。自由的生活使她稍稍粗野。她自己无法找到一个活动对象，但她本能地在等待着这个对象，他一直到现在还是蒋少祖。她的女性的本能反抗他，但她的精神需求他。这里面就存在着无数的惊惧、烦恼、颓唐、憎恨，和可怕的、不可抑制的热情。王桂英在别人眼里，总是热情而活泼的，但她很寂寞，她觉得目前的生活平庸，一切男子都平庸除了蒋少祖；她有些惧怕他。

她苦恼不知如何生活。她勉力去游戏，企图忘记这个苦恼。她最近生活得很胡涂，整天游玩，胡闹，陪太太们打牌，陪蒋秀菊弹琴唱歌，并且乱吃东西，胡乱地睡觉，但有一个惊惧伏在她的心中。刚才，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惊惧突然强烈，她颓唐地醒来。

听见蒋少祖的到来；她跑到窗前，重新感到这个惊惧，甚至恐怖，她奇怪一·二八在上海的时候她为何未感到这，为何在爱情的那些紧要的时间她却那么勇敢坦然，未感到这。

显然在大的热情和委身的意志里人不会感到这个，在那个时候人觉得一切是应该的，幸福而美好的，真正投入炮火的兵士不会有恐怖。恐怖产生于幻想，希望，产生于顾此失彼的平庸的生活。

在这种恐惧里，王桂英迷失了好久，呆站在窗前。她觉得，她是弱的、可怜的、无经验的她是女子。

她的脸变白，肌肉紧张。她开始徘徊，喃喃自语着。“这是多好！多好！”她说，猛然感到夏日的太阳和窗外的园林城廓已不再是荒凉的，它们都显得愉快而鲜美。她站住，凝视窗外，不解为何如此；“他为什么？……他怎样想到我？他痛苦不痛苦？”于是她重新徘徊着。

忽然她跑到镜子前面整理衣服，并且梳起头发来。“啊，您是多么好啊！”她向镜子里的王桂英点头，并且迷惑地微笑。

镜子里的王桂英穿着西式的、白花布的、露肩的、有长摺缝的短衣，脸上显出惊奇，呈显着特殊的迷惑和柔软。这个王桂英叹息，从镜子里消失，有力地、镇定地向门口走去。她打开门慢慢地走下楼梯，穿过精致的小厅，听见了蒋家姊妹的生动的话声。没有停止，出神地，专注地往前走。

王桂英心跳增剧，感到羞惭，但未停住，出现在愉快的房间里，未看蒋少祖，但觉得他，在进门时便知道他站在那里，以及用怎样的姿势那种美丽的、自在的姿势是她所熟悉的。她最先看陈景惠，向她点头，带着那种迷离的、假意做出的疲懒的笑容。蒋淑媛说了什么，谨慎地看着她，又看着蒋少祖，蒋少祖脸上有同样迷离的、假意的笑，站在原来的姿势中。

蒋秀菊结束了自己的话，站起来跑到心爱的女伴身边。“好哪，捡果子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她伸手放在王桂英肩上，快乐地说，快乐地盼顾。显然王桂英是她的骄傲；显然她觉得王桂英的出现增加了自己的地位。王桂英未进房以前，她苦于无法表现自己；这是常有的情形，人们在和这一部分亲密的人快乐地在一起时，会渴望另外的朋友出现，以便快乐地招呼，向两方面骄傲自己的地位。而在妇女们中间，这种骄傲常常是可爱的。

“我四天没有看见你，捡果子的！我要来玩，好吗？”她细致地整理王桂英领上的结带，笑着说。

蒋淑媛和陈景惠在笑，但有一种不安从她们散播出来。陈景惠躺在椅子里，垂着眼睑，矜持地、轻蔑地抚弄着皮夹。在上海的灾难中，她未曾对王桂英如此。

王桂英开始匆忙地、假意地和蒋秀菊说话：但不知自己说了什么。蒋秀菊点头，好像她明白。王桂英感到陈景惠的表情，假装寻找东西，盼顾着，瞥了一下蒋少祖。他在玩弄她的草帽，脸上有某种快乐的、不安的表情。

蒋少祖在这个时候不似在上海，那时他是包围在沉重的氛围中。在这里，他是愉快而自由的，这是那种强烈的、肉体的愉快，他未想到要克服它，相反的，他觉得它是生命；他好久便等待王桂英，认为这是某种精神的需要，即他要向她说什么，等等。他未更往深处想，他在快乐的本能上停止；想到他要向她说什么，他便感到神秘而迷惑的欢快，未见到她以前他感到惶惑，见到了她，他便忘记了其它的一切，觉得快乐，这是那种自信的、年青的快乐，蒋少祖想象它是赎罪的快乐。

王桂英进房，他感到自己有价值，并且光辉，感到那种强烈的、年青的欢快，强健而骄傲的青年的肉体的欢快。他觉得王桂英是为他而来，并且，显然的，王桂英迷惑而惊动，并未向他发怒。他只看到这个，在这种强烈的情绪中他无法注意陈景惠。

他看了她，但未说任何话，未做任何动作，他满意自己能够这样。

王桂英露出不安的、疲倦的神态和蒋秀菊说什么，注意了陈景惠的轻蔑的姿势，向谁点头，快步走向蒋少祖，好像她有很重要的事。

“请你把草帽给我。”她冷淡地说。

她脸上的颓唐的、愠怒的、野物的表情令蒋少祖吃惊。“哦，它是你的吗？”他懒意地笑。“很好的草帽。”他轻轻地把草帽交给她。

“谢谢你。”她说，打颤的眼睛向着地面。

“我回去了，秀菊。你来玩。”她笑着说，显然努力不看蒋少祖，然后坚决地走出。

蒋少祖抱歉地笑着，随手抓起茶杯来玩弄，好像他的兴趣是一般的，并非特别喜爱王桂英的草帽；好像手里闲着使他很不安。

二

开始了关于家事的谈心，责备、惋惜、希望这样希望那样，然后坐车出去看亲戚，打牌，重复同样的谈话……蒋家的姑母为侄女的生日从龙潭赶回来。她每年夏末都要去龙潭一个姨侄女处，她喜爱乡村，喜爱这个朴实的姨侄女，喜爱她的忠诚的奉献；她每年都从龙潭带回很多腊味和瓜果。今年她去得早些，并且因为和女婿吵了架的缘故，没有带小孩们去。

她把侄女蒋淑媛这次的生日宴会看得很重；这首先是一个过了五十岁的、全部生活充满不幸的女子才这样看的。她的哥哥的家庭对她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存在，她二十三岁就守寡，假若不是有这个显赫的蒋家放在她的后面，她便不能生存：族人们便会为财产的原故把她逼死，使她的一对儿女落入最悲惨的命运。其次，她本能地觉得三侄女的这次生日将是蒋家最光荣的、最好的场面，在这个暧昧的认识下面藏着不幸的女人的无穷的辛酸。

姑母年青时守寡，壮年时死儿子，其后是女婿的死，女儿的带着两个小孩的再嫁……她的生涯充满不幸。她是靠了蒋家的存在才生活下来的。她丈夫的家庭久已破散，不再留下什么。这是一个散乱的、无秩序的商人家庭，她的一房本来很富有，但后来破产了；后二十年她便和女婿女儿同居，期望过继给自己的孙儿女长大成人，和这个破落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

四十岁以后她成为刚愎的、精明的女人，对人世有了固定的观念，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什么不是自己的；什么是可得的，什么是不可得的，以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在这个观念里，一切种类的人格和道德感情，慈善和势利，利己和牺牲等等，都找到了一个权衡的尺度。

老人带着瓜果回来，进门便大笑大叫，因为孙儿女拦路抢劫。邻居们从他们各自的窗口伸出头来（姑妈住在南京的最复杂的地方）。女儿沈丽英抓着针线跑出来，然后快乐地大叫，跑进堂屋去放下针线。

她单纯地做出那种神秘的表情，重新跑出来，做手势指楼上。从楼窗里伸出女婿陆牧生的戴眼镜的大脸。然后传来粗重的脚步声。在这个时间里，沈丽英给小孩分了果子，提果篮走进堂屋去了；老人疲倦地，但快乐地走上台阶，伸头给女儿，女儿向她密语，并且发笑。

她从女儿的表情看出来女儿要向她密语；她愉快地伸头。“你们说了没有？”她欢喜地问，同时做手势驱赶小孩。“牧生在说。”沈丽英回答，笑着走开。

“啊，奶奶辛苦！”陆牧生大步跨出来，兴奋地红着脸，用他所特有的粗声快乐地说，并且露出羞怯。他五天前和丈母争吵了的，但他总是即刻便忘记，并且他现在处在愉快的心情中；他是那样的单纯。他笑着，看着果篮。

老人简单地笑了笑，表示并未忘记，但愿意忘记。于是她转身招呼另一个男子，她的外侄汪卓伦。她向他幸福地、宠爱地笑着。

汪卓伦跨着安静的步子出房来，温柔地向老人笑着，低声说了什么，显然他处在温柔而忧郁的心情中。他的身体很秀美，唇部有中年人的胡髭，穿着灰色的、朴素的中山服。在笑的时候他意外地叹息；觉察到这个，他笑得更温柔，踮脚走到姑妈旁边。

他未说话，或者他低声说了什么，姑妈怜爱地看着她。

沈丽英走出来，以明亮热情的大眼睛轮流地看着他们。“妈，你洗脸。我们吃西瓜。”她快乐地说。

大家进房。汪卓伦在床边轻轻地坐下来，他的温柔的眼睛静静地追随着走动着的沈丽英。她在用她的姿势和表情宣示某种幸福。汪卓伦温柔地看着她，忧郁地摸胡髭，叹息着。他的叹息说：“你说的那个东西于我是不可能的，看吧，我什么都不能有，虽然我需要。”

老妇人匆忙地洗好脸，抛下了手巾，走向汪卓伦。女儿用眼睛向她做暗号，她未看见。

“卓伦，好儿子，你都知道了。你怎样想？”姑妈说。汪卓伦看了她一眼，微笑着摇头。

“好儿子，我要看见！”她怜爱地、热情地说，做了手势。

沈丽英明白母亲不可能中止（她原想把这个话放在最良好的情势中说的），快步走上前，笑着，愉快地红了脸，凝视着汪卓伦。

她翻转平伸的手，摇头。她觉得她是在做暗号。“明天淑媛请你，你一定要去，啊！”她以她所特有的嘹亮的高声说：“你一定要去，不然我得受罪。就是她们蒋家！”她说；在她眼里存在的是女性的蒋家。

汪卓伦站起来，柔和的、诗意的脸上有深重的悲悒。他轻轻地看了表妹一眼，两位女性同时说话，姑妈上前，抓他的手臂。他笑着闭起眼睛摇头。

陆牧生快乐地发笑。

“去，去，去，”汪卓伦疾忙地点头，好像怕她们；“不过……好，去去！”他站住不动，垂下眼睛来。他的苍白的脸上的深重的悲悒感动了沈丽英，她觉得自己有错，好像在别人的苦难前幸福总有错；她突然苦恼，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什么，向后房走去。

姑妈快乐地感伤地揩眼睛，大声叹息。

“你们真会做媒，啊！”汪卓伦强笑着，说，脸上有某种软弱可怜的东西。“牧生，你有酒吗？你要请我喝酒。”他说，向快意地笑着的陆牧生看了一眼，开始徘徊。

“我们才会做媒！做媒还要请喝酒！”沈丽英在后房大声说，然后跑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姑妈的家庭在忙碌、叫嚷、找衣服、责备小孩子之后领汪卓伦去蒋淑媛家。人力车停下时大家遇到了蒋家的大姐蒋淑珍和她的大女孩傅钟芬。蒋淑珍在付车钱；装扮得像花的，擦得通红的九岁的傅钟芬，站在车杠旁，脸上有着对于强烈的快乐有所准备的、严肃而痴迷的神情，看见沈丽英的大女儿陆积玉，傅钟芬庄重地点头，好像成年的妇女。

沈丽英精明而迅速，奔向蒋淑珍抢着付车钱。她带着那样坚决的、无可怀疑的神态，以致于蒋淑珍毫未抗议便退开，认为应当如此。她退到女儿身边，露出她所特有的慈爱的、歉疚的、软弱的笑容。

“姑妈，你看！”她说，好像企图责备沈丽英。

姑妈迅速地搬动小脚向她走去。但她看见了汪卓伦，不知何故有些不安。汪卓伦严肃地向她鞠躬，她热情，不知如何是好，但向他走来。

“我说你要来，卓伦。”她用她的愁虑的，悦耳的声音说。“你好久都没有到我们家里来，……”

“我有些忙。”

“我盼得要死。”她笑，用那种眼光看这个严肃的男子，好像他是令慈爱的母亲焦心的小孩。

小孩们彼此招呼，走在一起。大家走进庭园，蒋淑媛和陈景惠最先跑出来，其次是傅蒲生和蒋少祖。姑妈尚未见到蒋少祖，她搬动小脚疾速向前跑，发出责备的、快乐的叫声。“看哪，死东西，小鬼头，蒋家的祸害！”

蒋少祖点头，笑着。

“啊，是的，妈。”沈丽英叫。指陈景惠。

陈景惠快乐，来不及说话，脸发红。姑妈尚未见过她，她抓住她看了很久，满意，又叫起来。

“看哪，怪不得我们都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