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醉过两次。

第一次，是她过年回乡，还在机场，忽然收到一则电话：“……你还记得我吗？”——怎么能说不记得？虽然已经三年不见。

三年不见，也不过抽个日子，找个肯德基坐坐，稍微聊几句。大年下的，说深说浅，似乎都不是个事儿。很快就说拜拜，她踩着将化的残雪，回家陪客吃饭。

席终人散，没人发现她喝高了，她自己也没发现。洗过油腻碗盘，她扎煞着双手在厨房门口站一站，突然头重脚轻，往事和心事一起涌上。她只有一个极强烈的念头：这是过年，我不能够、不能够在家里哭。

能去哪里呢？她去逛外文书店。她的生活圈，其实很狭小，就是些书山文海。站在书架前，眼前的书脊一阵阵花起来，她吃力地辨认着，意识到自己正脚步虚浮，或者会踉跄倒下。天哪天哪，她不能在书店出丑，书店和酒鬼，实在有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

终于把持不住，她在卫生间吐了，一边吐一边一遍遍冲水，害怕酒的味道会扩散，这毕竟是书店不是餐馆。外边有人在等待，不知道她为什么老不出来，开始轻轻推门敲门。大冬天的，她急得满头大汗，还在拼命冲水，她不准备让任何人知道这醉，知道的，只是这外文书店四楼卫生间里一个孤零零的马桶。

离开书店时，她还买了一本书，是李长声的《四贴半闲话》。李长声，对于文学史对于她本人，都不是重要的作家，但还是买了，大概只是“贼不走空路”的习惯。如果有一天，见到作者本人，她大概会说：李老师，我曾在醉后买过你的书，幸运的是，清醒时候，我的鉴赏趣味没有改变。

她对他说这段故事。他问：“为什么醉？”

她愣了一会儿，仿佛没想到他会问，笑：“你应该知道的。”但也许，只因为她醉了，她反应迟钝。

就是刻意来醉的。一种赌气，一种对自己身体的自暴自弃，一种矫柔造作――给他看的。事前事后，她都为这造作而尴尬而坐立不安。但当时，管不住自己。

她向店家要二锅头，他玩命阻止，她笑：“你是我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他呆了半晌：“你醉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她于是放慢语速，口齿清晰地再重复一遍。他遂颓然不语。

这是他们的最后晚餐，就在一家不知名的小馆子，三杯酒后，将各自西东。一口干掉一两，他扑上来夺，于是她的第二口下去更快：啊，酒是这么滑，像一句甘美如丝的诺言，迅速流了她一身。她缓缓，解开了长发。

原来醉是这样的，让她清楚聪慧明白，把寂寞放大，把借口撕下。她的左半身在说：早知如此；她的右半身还在恋恋不已。醉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她的全身统一起来：没什么可哭泣，没什么可问的。分手是一个清晰的选择，一定经过精细严肃的考虑，他不说，不意味没有理由，就好像一列西行的火车，不因为车头在东边，而改变方向。

她的脚走不动了，出了馆子上了街，没几步，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他这么温柔地抱着她：“你没事吧？你行不行？”一切仿佛都没变，但她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为她填词的男子，说：“昨夜有情难忘，今生无悔当初。”

她带着醉意想：如果她口吐鲜血厥倒在地，他会不会不顾而去？她惨笑：不至于，他总归要帮她打一个120。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总还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她说：“帮我拦个车。”在的士上昏昏睡去，快到家的时候，陡然惊醒，已经一切如常，脸上没有泪痕，也不见酒渍。

这一次，仍然没人知道她的醉，除了他――某种意义上，他何尝不是她的马桶。

她只爱过两次，也只醉过两次。醉和爱，这么接近，华丽喧器，都是生命中的佛拉明哥舞，一曲一曲的狂欢。从来醉，向来痴，而此刻，她的胃在痛，她轻轻掩着，决定：一生从此，再不喝酒。

她的誓不再醉，其实也就是，誓不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