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几乎天天都在忙。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我开始考虑是否在上海另一个区开一个分店。在当中我又跑了几次医院作孕期检查，医生告诉我一切都正常。最后是那即将到来的婚礼，哲因为公司刚接过一个大工程，实在抽不开身，大部分的婚礼准备比如与婚庆公司洽谈、定下婚礼礼服与宾客的名单等等都是我在做。哲的父母终于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将在不久后第一次来上海，参加我们定于七月十日的婚礼。到时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唐刚，他在我去川西找寻哲的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是位我们一想起来就备觉亲近的朋友。

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了。

七月八日，也就是哲与我的婚礼前两天，天气异常闷热，下午三四点左右的时候突然下起了一场暴雨。我正在礼服店里最后一次试穿我在婚礼那天将要穿的礼服。

这是一件淡珍珠色无肩带拖地礼服，由我与哲在不久前一起选中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美丽得不太真实，如同水中的倒影，我小心翼翼站在那里唯恐弄碎了眼前美丽的影像。

裙子上的腰身部位已修改收紧过，看上去比原先的更熨帖合身。走进更衣室，在店员的帮助下脱掉礼服，“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对站在一旁的店员说，她笑着点点头，把礼服拿了出去。

我重新换回原来那身衣服，这时手袋里的手机响起来了。我看了看号码，是从上海市区某个固定电话打来的，并不认识。本想不理会，但一刹那间什么东西让我改变了主意，我接起了电话。

当那一头传来“hello”，我的脑袋嗡地一下，接下去她再说什么我都听不到了。只知道一个事实：我母亲回到上海了。

我不记得是怎样地结束了通话，电话里又都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没有告诉她我要结婚的消息，连她提出的要见上一面的要求都被我以太忙为借口拒绝了。

我冒着大雨回到了公寓，一开门露风禅就向我蹿过来。我摸了摸它的头，然后走进浴室换下淋湿的衣服，决定泡一个热水浴。在水里放上几滴玫瑰精油，我试试水温然后躺了进去。

露风禅在浴室门外叫了几声，我嘘了一下，它安静下来了。我也像被催眠一样陷入沉思。

这一汪温暖芬芳的水如同母亲子宫里的羊水一样紧紧地包围着我，我想到了刚才与母亲的通话。不知道没有告诉她要结婚的消息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原谅她，如果答案是“应该”，那么何时何地怎样见她？

我叹息了一声，身体往下一矬，整个身体整个脸都沉浸到了水的下面。

晚上哲回到家的时候，我破天荒地烧了一桌丰盛的菜。他问我今天怎么想起来要下厨？因为在平常要么是他做饭要么叫外卖，最多的时候还是出去在饭店里吃。

我回答他说：因为我马上要嫁给他了。

他笑起来，过来亲了我一下，说结婚还真是有好处，能把一个从不做饭的女人变成一个超级厨娘。

我们坐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地吃着饭，哲不时地把几块红烧排骨扔给在一旁等候的狗，露风禅咔嚓咔嚓咀嚼着骨头的声音在九点钟的夜里显得特别响亮。

今天是七月九日，我与哲结婚的前一天。我在笔记本上这样记道。

这一天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顺利地进行着。店在下午四点就打烊了，李阿姨与阿sa都来到了我的公寓作最后的准备。

正忙着，我的手机响了，从号码看应该是母亲从她住的酒店打来的。我犹豫了几秒钟，最后还是没接，任由手机响了几分钟直到安静下来。

李阿姨与阿sa都转过头来看看我，眼神里带着询问，最后还是没问什么。我心烦意乱，走进浴室，把门关上了。露风禅用爪子很响地抓着门，听到李阿姨阻止它的声音，狗走开了。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每天都带着它去店里，李阿姨也特别喜欢它，与它已成了朋友。

我坐在马桶上静静地咬了一会儿手指，心里充满了挣扎，应不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应不应该请她来我的婚礼？应不应该原谅她？

“你难道真的这么恨你的母亲吗？难道真的一点爱都没有了？”我最后这样问自己。

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仍旧没有决定。李阿姨问我还好吧，我说还好。“可你脸色不太好。”阿sa坚持道。

“那是因为我怀孕了。”我反驳说。她们两个因为与我关系密切，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啊哈，”阿sa大惊小怪地说，“我知道了！你这是‘婚前恐惧症’。”

“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上次说我是‘城乡差异症’，现在又是什么‘婚前恐惧症’，下次你又会说什么？”我冲阿sa翻翻眼睛。

李阿姨笑起来，把一朵刚做好的红绸花往阿sa头上一比划，说：“是啊，什么时候吃我们阿sa的喜糖？”我拍手大笑起来：“好看！”阿sa举双手做投降状。

我走过去把那朵红绸花从李阿姨手里拿过来。这时露风禅摇摇尾向我走过来，我把这朵花扎在它的头颈上。它好奇地转着脑袋试图去咬这朵花，但咬不到，一下子冲到浴室门口。刚好那儿有面镜子，它一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张大了嘴，仿佛是目瞪口呆，不能相信自己的怪模样似的。屋里的三个女人顿时笑翻了天。

给狗戴花是我的主意，李阿姨手巧把这花做得十分漂亮，现在看看实际效果倒比我预料的还要好。明天的婚礼上露风禅就这样打扮了。

“魏小姐，你对这狗真用心，将来孩子生出来了，你一定会是个好母亲。”李阿姨不由得感慨道。

“哎，wei，你母亲不来参加这个婚礼吗？”阿sa突然问。这时李阿姨也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对了，你母亲在奥地利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在上海。”

她们俩面面相觑，屋子里一时安静了下来。

六七点钟的样子哲回来了，李阿姨与阿sa也还在，我提议四个人一起到附近的餐馆里吃晚饭。

去了一家日餐馆。晚饭中途我去了趟洗手间，成为孕妇后跑洗手间的频率陡增。等我回来后发现坐着的三个人正在交头接耳，看到我回来，他们立刻停止了说话。

“什么事？”我问，心里却已大致地猜到了几分。果然回到家，哲小心翼翼地问我关于我母亲的事，“她真的在上海？”

我本能地对这个话题有抗拒之心，但又不想再隐瞒哲什么，于是只好回答：“是的，她在上海。”

哲沉默了一会儿，自从三年前认识我以来，他一直都知道我有个远在奥地利的母亲。但因为我一直没有与母亲联系与来往，也从不愿对他谈论她，久而久之他也就逐渐淡忘了此事。

而在我们定下婚礼日期后向他的父母发出来上海的邀请时，他曾想到过我的母亲，当即暗示过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请她来参加婚礼。我毫不理会他的暗示，假装不明白，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而刚才在餐馆时李阿姨与阿sa透露了我母亲已在上海的消息，他决定再次尝试着劝我把母亲请到婚礼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