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党召开全美代表大会那一周的某个时刻，我告诉加门特和几个尼克松的代理人，我将另有任命了。显然，候选人本人没有得到这个信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尼克松在礼堂里发表他接受使命的演说，我和其他记者站在乐队指挥台的附近。当他经过时，他在人群中找寻他熟悉的脸，向我们中那些之前就和他在一起的人他称之为“在新汉普郡大雪之前”点头致意。当他的目光扫到我的时候，他说：“嗨，迈克，我下周将会在加里福尼亚看到你。我们将一起计划之后的竞选活动。”

“不。尼克松先生，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过了今晚，我将离开对竞选活动的报道，去做一个新的电视系列节目。”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显然他不能理解，作为最早把他东山再起当回事的记者之一，我为什么会在他取得转折性胜利后和他说再见。他看起来像是感觉被羞辱了，好像我对他在大选中能否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上投了不信任的一票，所以决定不再继续报道他了。他停了一会儿，用一种责怪的目光盯着我看。

“我们会赢的，迈克。”他预言道，“等我们进军华盛顿之后，我们打算做一些伟大的旅行。”

我当时不明白，这般奇怪的、不符合逻辑的结论来自何方。毕竟，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时不时为了某种原因访问其他国家，我想尼克松也不例外。噢，那是什么呢？我会为这些类似来自旅行社的诱惑所心动吗？但是，几年之后，当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踏上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北京和莫斯科的美国总统时，我才猛然醒悟早在参选前，这些划时代的使命已经在他的秘密议程上了，那就是他在1968年那晚想向我传达的那些含义模糊的信息。

《60分钟》的第一期节目计划于9月24日播出，余下的夏季到初秋，我都在为这期及后面的节目做准备。等我和尼克松再次相遇是在10月初，我为《60分钟》节目采访他。彼时，已到他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月了，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远远领先来自民主党的竞争者休伯特·汉弗莱。他在11月大选中争取到的一个对象就是我对一个从未在大选中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改变巨大的一步。

那一年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无疑使我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和总统竞选人关系过于亲近在职业上是一种危险，即使是最具质疑精神的记者，他的独立判断也会因此受影响。（尽管《伊索寓言》有类似的著名格言，但人们彼此熟悉并不是一定会滋生相互之间的轻蔑。）但相比其他因素，越战问题是把我推向尼克松阵营的主要原因。

到了1968年，美国在这场战争里已经痛苦得出现分裂了，当时我认为，只有华盛顿出现新的领导力量才能医治这种撕心裂肺的心灵创伤。当时，所有反战游行的头号目标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决定不再寻求连任，从政治的烽火线上退场下来，但以我的观点，他的这个决定并不能让民主党摆脱越战的负面影响。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战争背负责任，特别是他们的候选人汉弗莱本人一直是林登·约翰逊政策的衷心拥护者。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历史清白的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会把我们从泥足深陷的沼泽中带出来；那一年我对尼克松参选的报道，使得我相信他具备应对这种挑战的资格。

然而，我多数朋友和cbs的同事并不认同我的观点。那年秋天，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认为，我被所谓的“新尼克松”形象宣传（他们斥之为胡说八道）给愚弄了。在他们看来，他还是那个“狡猾的迪克”，一个为了赢得选举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会做的、老到的阴谋家。10月，当我在尼克松的纽约公寓里采访他时，我想到了人们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我直接就此向他发问。

华莱士：对几百万的美国选民来说，尼克松这个名字会让他们起皮疹。对他们来说，理查德·尼克松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任何形式的政治下场对他都不算为过。如果在竞选中获胜了，理查德·尼克松将如何应对这种猜忌和怀疑？

尼克松：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回顾我22年的从政生涯，在这个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把我当做是一种皮疹。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我有这种领导能力能够把国家再次统一起来，我也能够获得那些对理查德·尼克松有糟糕印象的人的尊重，即使那不是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