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能激起公众强烈情绪的问题上选择爱憎分明的立场，是这位有时被人唤作r夫人的典型做派，也使得她迥异于她的前任们。以前的第一夫人们大多心满意足地扮演第一家庭的女主人角色。如果说有的话，她们也很少卷入任何公开的争论和身边的政治风暴中，这些事物被认为不在她们该关心的范畴内。

从一开始，她就是她丈夫制定的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她好像在美国大陆上不断长征，把“新政”的旗帜插到她所访问的工厂、矿井和小佃农的农场上。她频繁旅行，成为众所周知的总统耳目，又因为罗斯福因患小儿麻痹症下半身残废，人们也说她是他的腿。

埃莉诺·罗斯福的影响力在她不再是第一夫人后长久持续着。离开白宫后，她把全部生命都投入她在联合国的工作上，她的众多职务之一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到我采访她时，她获得的社会声望甚至超过在华盛顿时期，她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股道德力量、我们的国际特使、一位甚至受到冷战时期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敌人尊敬的女性。

然而，也有批评她的人，最为尖刻的是那个时代的保守派斗士、性格强硬的专栏作家威斯布鲁克·佩格勒威斯布鲁克·佩格勒，美国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家，以其风格新颖、尖刻的文章为全国注目。译者注

。佩格勒几乎是靠攻击罗斯福夫妇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我在1957年的采访中引用了他一篇专栏文章中的指控，问罗斯福夫人对比有何反应“这个女人政治上野心勃勃，”佩格勒写道，“我相信她是一个危险的人，实际上她毫无道德感，虚荣、尖刻，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欺骗了几百万轻信的民众。”

她是这样回答的：

噢，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夸张，让我们这么说吧，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坏成他说的那样。至于政治野心，我想事实本身就能说明这点我从没有竞选过任何公职，我也从没有谋求过任何职位。所以，我不可能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我想，一个人如果像佩格勒那样对这么多东西都心怀仇恨，他日子过得一定很糟糕。要是我，我就会不快乐，我想他应该是不快乐的，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毕竟我们都在变老，必须自己去面对生活，我想这对佩格勒来说有时会是件难事。

罗斯福夫人在报纸上有自己的论坛，《我的一天》是她自入住白宫时就开始写的专栏，她在专栏里表达自己观点时从不犹豫。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提到她在一篇预测性专栏文章中谈及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她说，在所有可能的共和党候选人中，副总统尼克松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不仅如此，她还说“尼克松如果当总统，会让我感到不安”。

当我问罗斯福夫人，为什么她会把尼克松单独挑出来加以批评，她回答道：“我想，在大的危机中，你需要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我过去对尼克松先生参与竞选时的观察，他的信念不是很强烈。”

在她的民主党伙伴里，她那段时间最喜欢的是阿德莱·斯蒂文森阿德莱·斯蒂文森，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曾任伊利诺伊州州长。译者注

，他曾在两次竞选候选人资格中输给艾森豪威尔。对党派里冉冉升起的年轻政治明星约翰·f·肯尼迪，她心怀疑虑，并对《当仁不让》发表过尖刻的评论。她没有像德鲁·皮尔森一样去质疑书本身的著作权问题，而是恶作剧式地嘲笑书名取得不搭调。基于这位年轻参议员明星般的长相，以及他对麦卡锡主义、民权等尖锐问题的立场表现出的怯弱，罗斯福夫人说，她本来会对“年轻的肯尼迪参议员感觉更好些，如果他能低调一些、再有勇气一些”。

但是，罗斯福夫人后来开始欣赏起肯尼迪了，等到肯尼迪在1960年成为民主党候选提名人之时，她积极地支持他获得竞选资格。考虑到肯尼迪那年的对手是被她认为“最没有吸引力的民主党人”，这么做也不算令人吃惊。肯尼迪获胜两年之后，埃莉诺·罗斯福去世，享年78岁。对我们这些经历过代表着罗斯福任期的危机与胜利的人而言，她的离世，真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我在这里还想交代一点类似附笔的故事。在埃莉诺·罗斯福去世多年后，我碰到了她的孙子戴维·罗斯福。我和他通过几个共同的朋友也成为了朋友。他当时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纪念碑委员会的成员，多年来，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他祖父建造在华盛顿的纪念碑的努力上。

罗斯福纪念碑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那时戴维还是个13岁的男孩，4年后，在潮汐盆地周围，一块离白宫不远的圣地被留出来了。过去，只有三任美国总统获得在该处建造纪念碑的殊荣，他们是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想一想，这都是些多么功勋卓越的邻居啊，但依我来看，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这个万神殿里配得一席之地。

因为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习和反对意见等，纪念碑直到1997年才得以完工。奠基典礼安排在5月2日，令我倍感吃惊的是，戴维邀请我去做典礼的主持人。这是个光荣的时刻，如果真有所谓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算是一块，能被邀请参与其中是我这一生的荣幸和骄傲。唯一的遗憾，是我的父母没法看到他们的男孩迈克和克林顿总统及其他显要们一同站在台上，向他们仰慕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致敬。他们知道的话，定会自豪和快乐地笑逐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