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有喝多的人大声撒着酒疯，和着酒味烟气和人体的臭味，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令人厌倦，站起来不发一言离开。

几天后我终于在七公里市场找了份看摊的活儿。店老板是个精明的温州人，话说得客气，可使唤起人来一点儿都不客气。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没有节假日，每天在店里死死盯八个小时，上个厕所都要一溜儿小跑。

一个月的工钱是一百二十美金，只够我勉强支付房租水电和一日三餐。

时令已至仲夏，集装箱顶无遮无拦，每到下午吸收了半天的热量，店里便热得象蒸笼，让人喘不过气。

我不仅要看店，隔三差五还要按照老板的指示盘点存货，他又经常不在店里，我只能一个人把货箱搬来搬去。曾经精心保养的手指很快变得粗糙不堪，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伤口，指甲缝全部开裂。

我也就是拿创可贴胡乱裹一裹，并不怎么在乎。比起心里的难过和煎熬，这都不算什么。

午饭便买市场里的盒饭胡乱对付一顿。那对卖盒饭的夫妻，我也认得，妻子就是曾帮我们做过家务的四川阿姨。第一次看到我，她的嘴几乎张成一个o型。

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真是做孽啊，水灵灵的女娃儿，爹妈手心的宝贝，送这儿遭罪。”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肉。

我只是笑，感激她的好意。但那些油腻的荤腥，我一点儿都吃不下。这些肉最终都便宜了隔壁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

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第一次庭审，是半个月后，八月八日，一个吉祥的数字。

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只要没有出警任务，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再送我回家。

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提过几次，他只当做没听见，我就只好随他去了。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子。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种出乎寻常的热爱，脑子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头，也就不去难为他。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时不时的会冷场。

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我照例说声谢谢，开门下车。

他却叫住我：“玫。”

我转头：“什么事？”

他远远地望着我，碧蓝的眼睛里充满无数复杂的内容：“玫，你才二十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咧开嘴笑笑，然后摆摆手，转身进了电梯。

电梯里空无一人，我对着光可鉴人的内壁，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纵横交错全是泪水。二十二，很年轻吗？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已经沧桑得象过完半生？

事情发生前没有一点预兆，我还记得那是个薄阴凉爽的夏日，上门的顾客特别多，我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有时间吃午饭。

刚端起已经凉透的盒饭扒拉两口，就听见隔壁店那只来自德国的纯种黑贝愤怒的狂吠。

我慌得撂下饭盒出去查看，以为又碰上税警的突击检查。因为这只名叫“牛肉”的黑贝没别的好处，只有一点，只要远远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会大声示警，提醒市场里的人小心。

没想到在门外跟狗纠缠不清的，竟是一身警服的安德烈。我急忙呼喝“牛肉”松嘴，它悻悻地放开安德烈的裤腿，转了几圈还是不肯罢休，围着他呜呜低吠。

我笑着问安德烈：“你怎么这会儿就过来了？”

方才一番挣扎，把安德烈弄得狼狈不堪，连帽子都歪在一边，但他丝毫没有顾上整理仪容，冲过来拉起我就走：“跟我来。”

“干嘛干嘛？”我甩开他的手，“我还得看店呢，你干什么？”

“见鬼！”一向斯文的安德烈居然骂出声，固执地拖着我往市场外走。

手腕顿时奇痛入骨，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店门，我烦躁地挣扎：“你想干什么？存心砸我饭碗吗？快放手！”

他站住，转身面对着我，脑门上密密麻麻一层汗珠。

“安德烈？”我十分诧异。

他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脸扭到一边，站了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孙出事了。”

我瞪着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脚尖，小心地说：“孙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这回听明白了，我不由自主握紧拳头，咬着牙问他：“那你还磨蹭什么？带我去！”

在医院的病房门口，看守的警察不许我进去。安德烈把他的同事拉到一边，低声商量了很久。

那人看看我，终于松口，不情愿地说：“两分钟，马上出来。”

安德烈赶紧道谢，一边带我进去，一边还忙着替同事解释：“孙还未脱离危险期，不适宜见人。”

对他的话我几乎充耳不闻，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几乎是扑到病床前，然后我的脑子嗡一声响，眼前一片漆黑。

孙嘉遇躺在那儿，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暗红色的血迹依旧在透过绷带往外沁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