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年夏天，我在石家沟大队协助工作，住在支部书记石宝林同志家里。

宝林是个单身汉，从部队复员回来已经三年，还没有结婚。他的父母早去世了，只有一个妹妹，叫石宝珍。听说那是一个好姑娘，可惜我没有看到，她在县卫生学校读书。

一天晚上，召开支委会讨论秋收工作和秋收以后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晚才散。

回到家里，宝林就忙开了：一边煮饭，一边蹲在地上切猪草。灶上灶下，像风车一样打转转。他不让我插手。哪行呢?我虽然笨手笨足，打打杂是可以的嘛。忙了一会儿，他硬是把我推到他住的小屋子里，递张报纸给我，说是叫我“学习”。

宝林的卧室布置得简单、朴素，一张老式的架子床，一张板木条桌，就是全部家具。桌上放着很多书报，墙上贴着年画，其中有两张是才贴不久的，颜色还很新。一张画着一个姑娘坐在阳光下织渔网，背后是辽阔的大海；另一张画着一座巍峨的大山，一个青年人一手拄着钢钎，一手拎着铁锤，站在那里，面对着荒山野岭沉思。山风吹拂着他的汗衫，露出结实的黝黑的胸膛。我想，这一幅画大约很能代表主人的性格。

宝林和他妹妹宝珍，从小到大，感情是十分好的。我到石家沟以后就听人说起过。老人们简直把他兄妹俩和睦的关系传为美谈，常常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宝林从小憨厚老成，任劳任怨，吃的穿的玩的，没有一样不让他妹妹。妹妹也深感哥哥的好处，很能体贴哥哥。他们从不吵架红脸。宝林自己高小才毕业，就不再上学了，主动谢绝了队上的照顾，担起了兄妹俩生活的担子，让妹妹一口气念完了初中。从小失去了母亲的女孩子，往往成熟得更快更早一些。宝珍初中毕业以后，就成一个操持家务的能手，针线活路门门在行。在宝林参军的年月里，她勤巴苦做，早出晚归，每年挣下同一个男劳力差不多的工分。她还养鸡，把每一个鸡蛋都变成了钱。几年以后，当宝林复员回乡时，看见家里又添了一间新房。她把新房给哥哥住，说是哥哥成亲的时候，不必再修房子了。后来，她又被群众推荐上卫生学校读书去了。……像这样的两兄妹，谁不称赞呢?

宝林把猪草切完以后，饭也煮好了。他把猪草倒进大锅里，往灶下加了柴。我们才坐下来吃饭。

我说：“你妹不在家了，你真够累哩。”

他笑笑，埋头吃着。

我又说：“你今年二十七了，也该……”

“二十八岁。”他纠正道。

“好说！二十七八的老小伙子，该找个对象啦。”

“嗨，你开起我的玩笑来了。”

“这是‘联系实际’！你不是常讲理论联系实际么?你看你这个家，确实需要有一个人来和你‘同甘共苦’啦。”

“哈哈哈……”他笑了。我是很少见他这样开怀大笑的。他说：“你就会说笑话。”

我没有笑，却很认真地问道：“当真，你究竟有没有对象?”

他埋头扒饭，笑而不答。

我的兴趣更浓了，问：“怎么?对我保密?”

他突然抬起一张绯红的脸来，眼里含着一种幸福的笑意。我盯着他，吃惊地发现：他原来竟是这般的年轻，这般的英俊呵！

他说道：“不对你保密，有一个。”

“在哪儿?”

“在八十里外，柳林公社红星大队。”

“那么远！你们怎么认识的?”

“还是我参军前就认识了。”

“谈谈经过吧……”

“没有啥子经过。那一年，大队派我到红星大队去参观改田。走拢一看，呵呀，沟端路直树成行，排水的沟，灌水的渠，大个大个的田块，能干能湿，水旱轮作。看着真使人眼馋。当时，我觉得光是背着手转来转去；怪不好意思，就参加到他们干活的行列中去了。我的力气大，抬石头挺费劲，就专门抬了半天石头。他们人很多，黑压压一大片，谁也没注意我。一气干到天擦黑的时候，收工了，社员们各自往家走，等我蹲在河沟边洗了手起来一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想：这一下糟啦！……我决定到公社去找点吃的，住一夜，明天又来。要学嘛，就要学透，回去才能推广。可是，又不知道公社该从哪条路走。我正站在那儿打方向时，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在‘哧哧’地笑。我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姑娘。高高的，壮壮的，很年轻；肩上还着一把锄头。她那一双像水库里的水一样清亮的眼睛，紧盯着我问：‘参观的人都走了，你还不走?’我慌张地说：‘我这就走’。谁知往后一退，不妨扑通一声掉到河沟里去了。幸好水还不深，她伸出手来准备拉我上去。我当时真是狼狈极了：偌大一个小伙子，掉在水沟里去了，还要人家拉?可她在上面等急了，冲着我说：‘不想上来就在水沟里过夜算了。’我有什么说的呢！只得拉着她爬上岸来。她又问我：‘哪里来的?’我说：‘石家沟。’她问石家沟有多远，我说只有七八十里。她又盯着我望了好一阵，才笑道：‘你要不嫌弃，就到我们家去换衣服吧。你跟我爹差不多高，他的衣服你一定穿得的。’……我随她到了她家里，才晓得，她家姓陈，她叫春秀。她爹她妈都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家人留我住，留我吃，我一直在那儿干了三天……把改田的经验全学到了手。”停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补充道：“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呢?”

“后来，我参军去了。”

“你就没有再到她家去过?”

“没有。”

“她来过?”

“没有。”

“那你们是用通信的方式……”

“也没有。”

“嗨！那不就完了嘛。”

“怎么能完呢?从那以后，我心里就装下她了，赶也赶不走。她是他们大队改田专业队的副队长，铁姑娘班的班长。我参军后，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想起家乡，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就少不了也要想到她。”

“那你为啥不给她写封信去?”

“嗨，这话叫你说到了！当时，我就没有想到该写封信去。哎，后来，是去年吧，我刚接手支部工作，有一回去县里开会，又遇上她了。”

“呵！又遇上了?”

“是呀！人家全大队的田都改完了，她又在会上介绍改土、搞小平原的经验。”

“在会议期中，你们该好好摆谈一下吧?”

“有一天参加晚会，我往剧场走。突然，她在后面叫我了。她问我，这几年为啥也不通个消息?我说：‘我参军了。’她笑道：‘部队上没有交信的邮筒么?’‘我……哎……’她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随后她又问：‘我今晚不喜欢看演出，你喜欢不?’我告诉她：‘我喜欢看。’她笑了笑，走了。”

“哎！你真傻。你该说你不喜欢看嘛。”

“哎，我本来就喜欢嘛。”

“呵呀，你咋搞的！那明明是人家想跟你谈谈知心话哩。”

“嘿嘿……”他并不后悔地笑着。

隔了好一阵，饭都吃完了，他像没说的了，拿起了一张报纸。

我奇怪地问：“咋个，说完了?”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我不满意地问，“就是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

“呵?”他反问我，“还要说明什么问题呀?”

“唉！你这个人啦！”我埋怨起他来了，“关系都不明不白，这算个什么‘对象’哟！”

看来，他们中间是要有一个人搭个桥，说上那么一两句话，事情就成了。可是，谁来与他俩当这个“介绍人”呢?……这事情使我想了好些日子，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

不久，繁忙紧张的秋收开始了，我们谁也没工夫提这个事。谷子刚刚打完，我又接到通知，要我带着石家沟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回县里参加一个会议。

临行时，宝林托我给他妹妹带二十块钱去。这是他卖了肥猪以后省下来的钱，带给他妹妹制衣裳的。我问他：“你就不制?”他笑道：“我可以对付着。妹妹在城里，花销大一些。眼看毕业了，也该做件把衣裳……”

“真是个好哥哥！”我心里想。

二

石宝珍是一个长相清秀精明、穿着整齐朴素的姑娘。她有一张好看的脸，匀称的身材。半旧的衣裳穿在身上，——这也是她自己做的，不论你怎么看，都显得那样的合合适适，长一寸不行，短一分也不行，肥一点儿不行，瘦一点儿更不行。谁见了都会说，这是一个能干、利索而又有心计的姑娘。按一般的说法就是：这种人干什么都不会占别人的便宜，也决不会吃人家的亏。

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在县医院的外科室实习，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白大褂，双手插在衣袋里，俨然一个医生的样儿。她在生人面前，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当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并把宝林托我带的钱交给她，顺带着说明了用途以后，她没有显出一般小姑娘的那种高兴，也不显得腼腆。只问了问家里好不好，庄稼长得怎么样之类的平常话。

我对她说：“你哥卖了一头肥猪。喂肥一头猪，对你哥来说可不容易呵！半夜里回家还得切猪草……”

她“嗯”了一声，表示赞同，但并没有被感动。

我又说：“你哥哥工作很忙，要有个人照看着家里就好了。”

她听着轻声叹了一口气。半晌才说：“我哥哥那人怪得很！前几年就有好多人给他提说亲事，他都推了，好像他自己有办法似的。其实呀，我看他在这些事情上，简直没办法。你没见他，看到女同志都脸红么?现在虽然好些了，在这个事情上呀，要望他自己，怕这辈子……”说到这里，她忙收住了话。

我顺势说道：“我听说，他好像认识一个姑娘，还互相都有些意思哩。”

她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问我：“是哪个?”

“叫陈春秀的。”

“陈春秀?我咋认不得?”她颇觉奇怪。

“是柳林公社红星大队的人。”我解释道，“只是，好几年了，双方都面浅，心里有那个意思，就是不好说穿。实在要一个人给搭个桥。”

她笑道：“好几年了，我原说嘛！”接着又问我：“是柳林公社红星大队的，名叫陈春秀，是不是?……好，记下了。我打听打听看。”

“你?”

“试试看嘛！”

过了几天，我在县委农工部开完会，刚刚走出大门，就看见石宝珍坐在门口的长凳子上等我。

我笑说：“你晓得我在这儿开会?”

“不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嘛！”她说，“你还说，明天——九月二十号，又要到石家沟去。”

想不到，她竟记得这样准确。

她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烦交宝林哥哥。”字迹整齐、干净。她说：“谢谢你啦，余同志。”便起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