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星星画展三十周年现在写稿子，提及“七十年代”，编辑非要添加“上世纪”字样，弄得像在写古代。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们还活着，譬如星星画会那几位。九十年代初又得写明“上世纪”！我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人堆里一眼瞧见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兴，他身后站一位脸蛋红红的法国姑娘，那么淳朴地笑着，听马德升说“这是我媳妇！”她就用力点点头。几天后，两口子在佛罗里达出车祸，马德升原先的双腿残废，成了全身残废。

星星画会的好几位成员都去了国外：王克平、马德升在法国，曲磊磊在英国，黄锐似乎去了日本，阿城、严力、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现在王克平、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

我们这些苍蝇啊！

上个月和阿城聚会，说起再老下去会不会色盲，抹了颜料都偏红，却是看不出来，阿城沉吟道：恐怕难免。“星星”起事那年我二十六岁，他三十岁，刚回北京，没工作，闲着，正宗“知青”转为正宗“社青”。“社青”，也古代词，今语即盲流、无业者、闲散人员。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学生会忽然请到以上几位“星星”英雄，台上一排坐开，我底下瞧着就兴奋起来：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时我结束八年农村生涯，进了美院，算是身属官家的幸运儿。那夜送诸位英雄到门口，校园浓黑，曲磊磊转头对我说：还是你们好啊，你们考上了。

如今大学请来的全是学者教授之流，“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只听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是接点连环画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买账，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确。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

他们一律是北京人。“他妈”之类，轻快带过，“稿儿费”，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国，也就北京盛产这类出言不逊的逆种，且多有文艺干部子弟：曲磊磊的父亲即革命《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亲据说是驻印尼大使，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的孩子。钟惦？前辈于是打比方：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明白了，原来是老左派。1949年，他们成了解放区派来的军事委员会官员：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丰接管杭州艺专，钟惦接管电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儿子长大了。

我记得黄锐与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条胡同撞上黄锐支着架子画雪景，有天夜里，还瞧见马德升正在美术馆后街柱着双拐一挺一挺奋勇走。他永远穿着绿军装，消瘦见骨，眼睛亮，咆哮时双颊泛起红潮，我无端觉得正像俄国里患着肺痨，同时激烈辩论的民粹党人。

那天我台底下就给这五位草寇画速写。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见，那时媒体不报，更没网络，回来听得众人眉飞色舞讲：怎样先给美术馆撵出来，怎样立刻在大街上布展，北京市民又怎样围得里三层来外三层……赶紧打听，结果是江丰做主，亲自写了序，展览给挪到北海公园画舫斋。赶紧去，果然里三层外三层，好不容易挤到画跟前，又给别人的左膀右肩弹出来，那年头，男人们个个穿着中山装。

“文革”后首次在野画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黄浦区文化馆举办的“十二人画展”才是头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国油画的隔代知音，气候变了，他们就把“文革”期间偷画的风景静物画亮出来；北京的野种则挑明了玩儿政治，作品不细说了，国庆节后“星星”团体争取“艺术自由”的大游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作兴，北京地面却似真有五四的遗传在。后来有张照片不知谁拍的，黑压压游行队伍，为首站着马德升，远离众人，撑着双拐堵在市政府大门前。

1980年，各种在野团体闹起来：无名画会，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展……后两个团体多是中央美院或老附中师生，无名画会则十九是野种，主将之一冯国栋，供职清洁公司，扫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礼的通知，因在外地，没去成，想起他那幅愤怒的画纯色，粗线，画一把开裂的扫帚，一张倔强的苦脸。

我记得他们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当时绝对挑衅，可比正面吐来的唾沫，没商量。马德升的小木刻粗粝而纯真，画自己在斗室画画，与民国左翼木刻神似。我记得凝视这张画时怎样感动，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觉得可耻。

为什么我没参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孙景波、王怀庆拉我加入“同代人画展”，我从拉萨寄了速写去，但并不觉得入伙，后来聚会仍习惯说：“你们同代人。”我会交朋友，但于团体，向来漠然，习惯一个人。国中文艺圈可尊敬的团体或许不少吧，但我从未在内心轻微嘲笑过的，唯“星星”与“无名”。

设在798厂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11月就要开张了。头一场派对是“八五运动”盛大纪念。很好，终于熬到这一天，不但国际承认，而且是在咱中国地面上以“国际”的规格，隆重承认。但是“运动”过去有，将来兴许还会有：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为了什么。“星星”剧情很难再上演，除非全社会回到1979年。

而1979年的种种骚动与可能性，也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学院，野生动物濒临绝种了，除非归顺体制，哪来别的出口。这是进步与自由么？在下不敢说不是。不过诸位明鉴：这是被恩准、被控制的伪自由。1979年的野种们血脉贲张，竭力证明自由是站出来抗争，不看人脸色，不靠权谋，不投机，甚至，不是为了艺术。

“在野”一词早已不再被使用，或为煞有介事的暧昧词语主流、非主流，体制内、体制外所替代。唯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农民工，文艺圈哪来真的草寇？谁敢大庭广众朗声叫骂：“你们完了！就知道他妈挣钱！”

是在进步。无须叫骂的时代确实进步了。八五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事后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党官；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八五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后者只管叫嚣，没理论，豁出去再说。终于八五运动开花结果，“走向世界”，在野群体闹了两三年便即息鼓四散，其中几位主角出国，是为涉外的婚姻。

不论“星星”还是八五运动，近三十年来各路闯祸胚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画家李爽刑满出狱随法国夫婿飞临巴黎，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那场婚姻惊动了良乡监狱，也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谈判。2007年，则“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中国的公开设立，是为西洋人就近拨弄中国艺术的大手笔，而八五运动的几位“元老”，早已在西方体制名单中各占一席。

总之，他们得到了二十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体呢，没事。栗宪庭有言：“重要的不是艺术。”对于“星星”成员，重要的不是成功。1979年他们在深宵的胡同里图谋举事，煮点汤面充充饥，天亮了出去闯祸，一如印象派小子当初借个场子挂挂画，是为叫板，哪晓得有一天给请进博物馆1979年曾有人将星星团体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龙。同理，“星星”起事，因为有“文革”沿袭的全国美展系统，有“文革”后恢复的学院系统，有庞大的官方美术界。然而对应到此为止，此下、此外，中国在野群体与欧洲人无可对应。

从库尔贝、马奈到凡?高这三代逆种，生前始终是沙龙的强敌，身后被证明内在于历史的肌理与逻辑。“文革”十年所有少年逆种（包括诗人与作家）即便于七十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获得起码的水土，休想发育。当年是连全国的民意表达，也只京城里半截破烂的西单墙，而西单墙观者如堵，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属于历史一时语塞而疏忽，出点小事故，今之媒体后生，谁知道西单墙？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所谓“朝野”在1979年前后没有俨然分际：朝臣与逆种，如前述，有时是饭桌上的父子；星星画展终于过关，得助于两位官复原职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北京美协主席刘迅；而“星星”成员啸聚游行的前科，虽据称公安局迄今犹未销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学生会高高兴兴请来“星星”成员讲演，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我记得现场灯光昏暗挤满人，简直狂欢。

没有人预知将来。当年种种官方默认与草根自发的骚动，只为挣脱“文革”噩梦三十年后，学院群体哪料到繁衍成空前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即所谓“体制”；在野群体也不知道自己拱开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态之一，即广义的所谓“当代艺术”……八十年代的故事说来太繁，反正直到九十年代初，圆明园的日常剧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驱赶，而体制要到新世纪这才恍然明白当代艺术可资利用七十年代末仍是使用粮票的年代，党官与野种穿着同样破旧的中山装在食堂里攀谈，就国事与文化，想入非非：谁都“摸着石头过河”，彼岸在哪里？何时并怎样抵达？

如今我们经已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机构，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三十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奏效，统称利益学。1979年的可怜讯息无不点燃艺术家的气血与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讯息是教你趁早学乖“上世纪”一度肆无忌惮的激情，一度边际模糊的文化版图，悉数成为古代的传奇。在新世纪，圆熟而明智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马德升式的叫嚣。

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此刻星星群体在今日美术馆被纪念，我以为是在纪念他们从未获得八五群体得到的承认印象派乌合之众并未被当时的历史承认，他们以终结历史的方式，成全历史；中国的乌合之众得以乌合，则受惠于历史的终结（毛去世、“四人帮”就捕、“文革”结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扭转历史，告别过去；中国历史的正式扭转即便仅止于文艺则谁肯算上在野群体的份？很快，被扭转的历史告别野种，从“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现代艺术运动蜂拥而出，迅速抛弃、贬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却。

“业已过去”和“曾经发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过去了。虽有后来的八五运动，而星星群体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怎能想象八五运动之前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放胆的发作？而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说，他们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成为单独的人。

九十年代初在纽约见到王克平，沉静质朴，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单干户，据说，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积如山。阿城的录像拍摄了坐在轮椅上的马德升，他被缓缓推出走道，只剩脑袋能够转动了，更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没见过他。黄锐依然战士之身，谈话间残余七十年代的辩论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来，那种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那场美院讲演中并未到场，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员。我猜他从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尔。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尔，并神奇地注入他来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国人沃霍尔备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动作，就是向所有庞然大物握拢拳头，伸出中指。

文学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员，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学才华的背后，另有宽阔深沉的立场。我们所知道的阿城很难与团体发生联想，人的成长伴随种种邂逅，而团体的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十年展”，出了册子，阿城写了动人的回忆，还有他们挤在中国美术馆第二届星星画展招牌前的集体照：那时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来越安全而有序的当代艺术中，倔强的、难以制伏的种性非但不合时宜，且招人讨厌。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经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历史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

二十八年前，星星野种在北京大街高举“艺术自由”的横幅，公然前行。二十八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八五运动的代名词欢然证明“自由”的降临：至少如可恶的毕加索所言，大家总算被认可，被理解，被集体“通过”，“星星”则早已退出历史。问题不再是争取所谓“艺术自由”，这句口号在1979年既危险、又高尚，意指艺术之外的立场，但已难言说今日的现实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把握自由，才是真的问题，一个远比1979年更形复杂，同时被我们长期绕开、回避，从未解答的问题。

听说那次“星星十年”纪念展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作势自我了断，此后从未群相聚合。确有此事么？除了阿城，我与“星星”成员并不熟腻，原初他们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仅识得以上这伙弟兄。就我所见，他们，还有无名画会几位资深硬汉，从未试图获取被招安的身价，个个如二十八年前一样，自履其道，仍然在野。

2007年10月22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