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岸边，钟彬欲走仍被捉。大渡河畔，宋希濂走投无路当俘虏

11月15日，重庆，蒋介石山洞林园别墅。

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一再电请下，蒋介石昨日由台北飞抵重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立即在蒋的住处召开作战会议。会议还未开场，报丧的电报便已到达。张群看完机要秘书送来的电报后，哭丧着脸向蒋介石报告：“总裁，刚刚收到的电报，贵阳于今晨失陷。”

脸色铁青的蒋介石脱口骂道：“前方将领无能，畏敌如虎，党国的事业就败在这群饭桶手里！”

接着，众将领对西南防守问题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共军从湘。鄂边境突破，意在直取成、渝，截断胡宗南入川之路，合围成都平原的国民党部队。为此，蒋介石作出决定：急调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以第1军空运重庆；命宋希濂部分别由达县、黔江地区西撤，在南j！d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撤退；同时，令孙震的第16兵团由万县西撤，拱卫“京畿”。

为给前线的司令官们打气，蒋介石亲自修书几封，命“太子”蒋经国携其亲笔信和数千两黄金前往川东，慰问宋希濂等人。

16日，蒋经国携带“圣谕”和金条，前往江口慰问宋希镰。

17日下午，蒋经国带着秘书、副官及6名宪兵护卫，分乘两辆吉普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江口。在江口镇宋希濂司令部门口，一群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正恭候他的到来。

寒暄毕，蒋经国先是拿出带来的3000两金条，然后将蒋介石的信一封一封地递到了各位将领的手中，他们是：宋希镰、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葆裕等六人，全是军长以上指挥官。

宋希濂打开信封，抽出信笺，发现他的信内容最多，全为蒋介石毛笔手书。在信中，蒋介石首先说明了他于1月间引退求和的“苦心”，“但共产党拒绝和平，竟要我们完全投降”，如此一来，“党国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因此，必须“保卫西南阵地，与共军血战到底”！其次，信中特别强调了所谓“金门之战的胜利”，并训诫宋希濂，只要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西南就一定能守住，共军就一定能打败”！

“经国兄，总裁的指示，鄙人已领会。川东战事，我尽力支撑。最后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经过反复思虑，他决定采取保存力量、相机而动的方针。

18日蒋经国前脚刚走，宋希濂便率领他的司令部于21日向西撤去。

丁依在其《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偕经国飞到重庆，“图以亲自坐镇，鼓舞军心，创造奇迹；经国且奉命代表那位退而不休的总裁先生，到前线督战劳军，……然而到了这个存亡绝续的关头，不用说一个经国不管用，即使再多个经国，也挡不住刘伯承的精锐之师。”

乌江，又名黔江，两岸悬崖峭壁，怪石磷峋，江水湍急，是解放军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为了争取时间，第3兵团前指决定：第11、12和第47军以少数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部队则分别从彭水南北方向包抄迂回，分别用偷渡、强渡的办法突破乌江防线。

18日，作为12军先头部队的第36师第108团，强渡乌江成功。第35师于21日占领江口。

随即，第11、47军的各路部队。亦在彭水南北分别强渡。偷渡乌江，获得了成功。

第47军第139师第416团夺取乌江西岸重要渡口陈家嘴，并俘获在江中行驶的国民党军9艘船只和近300名官兵。

当战士们清点俘虏时，一个瘦小的国民党军官撒腿便跑，连帽子跑掉了也顾不上捡。三连连长韩喜追过去，拣起帽子一看，上面缀有一个国民党军大帽徽，顿时明白：“这是个大家伙！”随即命令四班长率一个小组将其抓回来。

四班长率三名战士追出几米后，只见那家伙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假装正经，操着一口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别搞误会了！”

四班长上前一步，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一拍胸膛，大声说：“误会不了，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人民解放军！”

一听此言，敌军官顿时脸色铁青，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条，请战士们将他放了。

四班长不屑一顾地斥责道：“你别打错了算盘，解放军不要俘虏的东西，你还是赶快跟我走，别再耍花招了！”

下午，被俘敌军官被送到第416团前进指挥所，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副团长苗汝昆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中兵（钟彬）吾弟大鉴：特派经国儿前来慰劳。金门大捷，看来共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望弟抓住大好时机，鼓舞官兵士气，率部死守乌江，严防共军占我重庆。

切！切！

中正原来这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苗汝昆边看信边询问。敌军官吞吞吐吐地说：“我……叫钟彬，是、是……第14兵团司令官。”

钟彬的第14兵团迅即溃败，陈克非的主力第2军也失去掌握。宋希濂率残部赶紧向西逃跑。23日黄昏，宋希濂率直属队及其它残兵败将撤到了南川。

晚饭之后，宋希濂召来随同西撤的绥署副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第122军军长丁树中、第124军军长顾葆裕等人，在驻地的小楼上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出路。

经过清点，宋希濂基本弄清了目前手下还掌握有万把人，主要是司令部直属的警卫营、工兵营、军政干校教导总队及第122、124军残部等，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会议开始后，宋希濂首先就局势和出路问题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我们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前面，有数十万共军步步紧逼，乌江尚不能阻挡其西进；后面，则是重庆。我们的出路何在呢？”

话至此，宋希濂不往下说了，他要看看其他人的态度。

这时，罗开甲开口道：“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有何颜面到重庆呢？再说，我们也犯不着到重庆。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共军是志在必得，总裁也毫无办法。到了关键时刻，总裁等大员们坐飞机一走了之，我们怎么办呢？还得自己寻出路！”

“大难当头，出路何在呢？难道我们要向共军接洽投诚吗？”第124军军长顾葆裕不置可否地问道。

提到“投诚”，刚刚当上第122军军长的丁树中极力反对：“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当，现在说不杀头，那谁知道以后杀不杀。就是不杀头，让你去做苦力，那日子也不好过。听说连张治中在北平都是软禁着的，更何况我们。”

丁树中，原本是国民党宪兵第3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以他极力反对投诚。

在宋希濂的诱导下，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不管一切，不顾一切，快点走，走到较安全的地方去，避免被共军包围歼灭。”

实际上，宋希濂自11月18日侥幸逃出解放军第3兵团的合围圈后，便打定了西逃的主意。19日，宋希濂亲手烧掉了由蒋经国带来的“蒋介石亲笔信”，关闭了电台，切断了与蒋介石的一切联系。

接着，宋希濂提出了行动方案：“前进的目标：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前进的路线，尽量避免走大市镇，借以缩小目标。要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再沿乐山到西昌公路直奔西昌。然后，再从西昌退往云南西部的腾冲、瑞丽一带。”

实际上，这就是当初宋希濂与胡宗南在汉中商定的“锦囊妙计”。

为了减小目标，众人决定将剩下的人马分为三个纵队，由宋希濂、顾葆裕、丁树中分头率领。并规定：为了保密，自行动之日起，各纵队的无线电台一律停止与重庆和其它部队的联系；各纵队到达宿营地后，每晚用无线电暗语向宋希濂报告。

从此，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头扎进了川东南的崇山峻岭，没有了音讯。

蒋介石。顾祝同、张群都在找宋希濂，但不知宋去向何方。

刘伯承、邓小平也在找宋希濂，最终找到了他。

二野第3兵团等部在川东、鄂西方向歼灭了宋希濂的主力，却没有逮着宋希濂。由于第3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重庆，因而无法组织大部队追捕，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此遗憾不已。

20多天后的12月11日，由贵州北部入川的第5兵团第18军逼近川南重镇宜宾，驻守宜宾的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率部起义。12日，先期进入宜宾的第18军第52师得知：宋希濂于六天前率残部由宜宾以西渡岷江向西逃窜。当天，第52师便将这一重要情报向军部和野司作了汇报。

此时，重庆已经解放，进驻山城的刘伯承、邓小平接到电报后相视而笑。邓小平对在座的刘伯承、张际春和李达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宋希濂是跑不出我们手掌心的。”

参谋长李达迅速查看了地图，他说：“就目前部队的态势而言，距离宋希濂部最近的应该是第52师。”

刘伯承随即下达命令：“给张国华发报，命令第52师立即转人追击部署，一定要穷追不舍，坚决消灭宋希濂残部，活捉宋希濂！”

当天，接到刘邓首长的特急电报后，第18军军长张国华立即命令第52师第155团由宜宾向沐川方向疾进，对宋希濂残部展开跟踪追歼。

12日黄昏，第52师第155团衔命西进，踏上了追歼宋希濂余部的征途。

此时，相距100余公里之外，宋希濂正率领着他的那些残兵败将向西狂逃，求生的本能催促着他们不顾一切地奔走……

11月24日晨，宋希濂即派参谋长罗开甲前往綦江，对已于前天到达那里的司令部人员训话，对不愿继续西行者发给三个月薪饷，当场即遣散200余人。同时派办公室主任陈定前往重庆，让办事处处长冷培元将存放在重庆的3000多两黄金如数运往綦江。宋希濂自己则带着一干人马，自南川出发，徒步开往綦江。

半路上，宋希濂与陈克非相遇。陈问宋到哪里去，宋希濂搪塞说：“准备到涪陵去找钟彬。”二人就此分手，各奔东西。

陈克非是宋希濂手下的主要将领，宋为什么不愿以实情相告呢？

原来在8月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曾给宋希濂发一电报，约请他一同举义，宋希濂拒绝了，却未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对此十分疑心，即派自己的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调查此事。毛便与蒋介石的同乡、宋希濂的部下陈克非通话，详细询问宋希濂的近况，陈一作答。毛并让陈今后随时上报宋的有关情况。毛陈的通话恰巧被司令部情报人员监听。宋希濂对蒋的不信任大为不满，对陈克非也时有提防，所以这次没有把实情告诉陈。

在綦江，宋希濂抛弃汽车等一切重装备，穿上草鞋，开始沿小路逃遁。其逃跑路线是：綦江李市白沙朱家砣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

12月6日黄昏，宋希濂一干人到达宜宾以东叨公里的牛喜场，本打算在此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到宜宾城买些给养，不料到半夜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正在熟睡的宋希濂突然得到报告：驻守宜宾的郭汝瑰部秘密派出一个团的兵力正向牛喜场开来，行动非常可疑。宋希濂下意识地认为：“郭汝瑰深夜派兵，必定是受蒋之命来解决我们的。”便立即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宋希濂哪里想到，郭汝瑰此时正在积极策划率部起义，所派一个团兵力是为了捕捉宋希濂，给起义增添一分光彩。

8日，走到高家场的宋希濂得到郭汝瑰“投共”的消息，他预感到末日来临，立即吩咐罗开甲召集部队，他要做最后一次训话。

部队很快集合在一个破庙里。宋希濂以悲枪的语调说：“各位弟兄，现在我们的处境，我不说大家也很清楚。在军事上，我们是彻底地失败了，所剩力量甚是有限。我要坦率地告诉大家，前面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愿随我一起去干的，便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如有不愿干的，我也不勉强，可就此分手，并分发银两作旅途费用，自谋活路。”

古庙里一片抽泣之声，宋希濂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4日，宋希濂率残部进入雷波、峨边山区。下午2时，这伙残兵败将们来到了键为县的清水溪镇。

此时，担负追歼任务的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第155团也进至键为县境。两天的急行军，解放军超过了敌人四天的路程。此刻，担任第155团前卫任务的第二营于河口渡过了岷江，正在生火做饭，准备饭后向北奔袭5公里之外的键为县城。

第155团第二营各连的米刚下锅，担负侦察任务的六连三班便抓住了宋希濂部的一个参谋。经审讯，该俘虏供认：宋希濂已离开大路，目前正在西北5公里处的清水溪镇。听到这一情况后，营长郑传寿当即下令：抓住战机，全歼残敌。于是，战士们抓起锅中夹生的米饭，边吞边向清水溪镇追去。

一个小时后，第155团第二营抵近清水溪镇，宋希濂闻信于两个小时前逃出清水溪。

当天晚上，第155团团长兼政委阴法唐率主力到达清水溪。是夜，第155团召开了追歼宋希濂残部的作战会议。会上团党委决定：不要怕孤军深入，发扬英勇顽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穷追不舍，坚决消灭眼前这股残敌。

15日上午，第155团主力在清水溪西南的马边河畔包围了宋希濂部后卫，经一小时战斗，歼灭宋部警卫团大部，俘敌官兵2000余人。

这几天，解放军在后边追得很紧，宋部也跑得很快。两军远时相距七八里，近时只有三四里。几天几夜，宋部不敢睡个安稳觉，也不能吃一顿饱饭，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

19日上午，宋希濂率领他的残兵败将赶到了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镇。

沙坪镇，是宋希濂事先约定的三路纵队的汇合点。第124军军长顾葆裕率领的一路已在六小时前赶到了这里，第122军军长丁树中率领的另一路已于15日深夜在铁炉场附近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令宋希濂惊喜的是，原属川湘鄂绥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带着几十辆卡车和1000余人也来到沙坪。

但宋希濂是注定逃不脱解放军包围圈的。二野第5兵团第16军一部已进至峨边县。按原计划，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堵截胡宗南部向西昌逃跑，但当该部得知宋希濂残部已逃至龙池。新场一带的消息后，军长尹先炳立即命令第47师第139团跟踪追击，全歼逃敌。

当天，第139团在团长徐仲禹率领下，赶到新场附近，迫使担任后尾掩护的罗文山率部投诚，并继续向前猛追。

战斗在大渡河畔展开。半个小时后，勇猛穿插的第139团第一营追上了还未走远的宋希濂指挥部。解放军猛打猛追，一举歼灭了宋希濂身边的警卫排，其余的国民党官兵感到抵抗无望，便纷纷举手投降。混乱中，堂堂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宋希濂感到投降可耻、逃跑又无望时，便拔出手枪企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拦住，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至此，第5兵团第18军第155团在第16军第139团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川湘鄂绥署残部，完成了自宜宾挥戈西进以来历时八天的追歼任务。

12月20日，宋希濂被押解到设在峨边县新场镇的第155团指挥所。此时，这位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官恭敬地望着阴法唐，打量着几天来一直穷追不舍的对手，以揣测的口气问道：“你是军长？”

“不是。”

“那你是师长？”

阴法唐见宋希濂这般猜疑的模样，便摇了摇头，淡然一笑，说道：“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18军52师第155团的团长。八天来，一直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就是我们团。确切地说，真正投入追击的兵力，只有800人，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宋希濂一听到解放军的追击兵力只有800人时，便长叹一声，懊丧地坐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后来，这位国民党的著名战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改恶从善，转变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当18日正午，解放军追我们追得更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良言自语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听之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的乌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结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

他又深有感慨地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